历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小作文【一】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历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小作文【二】
很久没有耐下性子阅读以史实为依据，并加以专业评判的历史读物了，相较一些历史小说、野史传奇，本书读起来有些艰涩，翻翻停停好多回。一遍读下来，除了对中国大历史进行史实梳理和印象加深外，关于作者的一些新角度观点或综合考量评价虽然让人新奇，作为读者的体悟不足、尚处于一知半解，这或许跟标新立异野史印象已先入为主有关，也间或鄙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知识积累不足或综合视野狭窄的因素。
如此，倒也促成另一番感悟。史实虽已既定、不可逆转，但随着研读之人知识拓展、视野拓宽、阅历丰富、境遇变化等，是可以常读常新的。于是乎，读史，知识是奠基，尊重客观是基础。观史者，可随个人喜好憎恶品读一段历史，逐渐深入一段体悟，在苍茫天地间、滚滚史轮下寻找共鸣与抚慰。而研史者，礼学心诚，治学严谨，理当作客观解读、综合评判、正确指引，有根有据，有礼有节，有的放矢。
历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小作文【三】
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充满了铺陈的豪迈与细节的生动，历史就像是一块宝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和逻辑，提炼出的内容总不乏深意与新意。
如果说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还只是从每个朝代的内部去剖析细节，那么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无疑具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距离感，在粗线条的史料归纳中，将历史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如西欧和美国对比，这种大历史观的着眼点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具现实借鉴和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现代化，古老的文明古国体验到传统落后与现代化失之交臂进而备受欺辱的苦痛，谦虚地求教于西方文明，试图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在一起，融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
文中，作者提到了几个关键概念。首先是一种关系，作者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是官僚阶层，下面是农民，二者混同一致，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政治方针、科举，无非是用来符合小自耕农民的道德标准。这种间架结构的社会关系，从早期的周代就已形成，井田制的发明就是一种理想化的上层设计推广到农民阶层，缺少中间的组织和阶层搭建起上下层的交流和互动。其次是一种技术。作者称之为“数目字管理”，即是市场经济社会，让市场占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通过自由交换和平等竞争使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如果没有历史的纵深，我们不会发现祖先们引以为傲的一套社会运行方式其实是落后和低效的，现代化必须靠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再次，是一种蜕变。作者形容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就像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一样，并不容易。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巨型农村集团的朝代更迭，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工商业一直受到压抑，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法律、信用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发展缺少现代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是简单的改革无法实现的。
作者以三大帝国：汉朝、唐宋、明朝形成的基础、过程、功过得失为线条，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大历史。朝代的更迭中多有几分相似。贯穿中国专制王朝的`根本特征是中央集权统治。这一制度的形成是地理、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作者概括了三点地理因素：首先是黄土，绵细的黄土使农业快速发展，也带来黄河泛滥的灾难，需要上游地区诞生统一管理的指挥机构治理黄河水道，避免以邻为壑。其次，亚热带季风气候使降雨量集中在夏季，形成了一条15英寸等降雨量线，这条线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联系在一起，为了生存，农民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使得战争频发，需要强大的政权来守卫。在农业文明的浸润下，与之相呼应的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思想，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成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文化特征。当然，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障碍。
中央集权似乎是每一个朝代开国时要巩固和强化的制度保障。从刘邦到赵匡胤再到朱元璋都无一例外。然而，每一个朝代即将衰亡之际，都出现地方自治和军阀割据的现象，不是中央集权穷途末路，而是每一个朝代的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和调整的自觉性。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作者提到的一种组织，即社会的中间阶层来优化这种变革。所以，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流血，都是一种悲剧的奋斗以失败告终。
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王安石变法。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试图通过金融管理国家，以一种现代化的信用体系支撑起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以及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如青苗钱，政府在种禾苗季节贷款给农民，等秋收后农民还款并支付利息。均输法，各地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买到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牟利。保甲法，采取民兵制度。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贴近我们现代的生活，让我们对一千年以前的王安石肃然起敬，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试图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操纵国事，其范围和深度不曾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提起过。然而，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却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远。金融的发展是要素配置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服务于工商业的社会公共机构健全的基础之上。在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小自耕农处于弱势，没有法律的保障，制度形同虚设，农民成为最大受害者。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经过艰苦奋斗，将既有利益集团彻底铲除才建立起真正的商品经济。王安石的变法似乎超越了那个时代，他的改革引发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不是经济的变革，只是官僚之间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