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空间上来说。“第一”决不是绝对的“第一”。在学校里得了“第一”,也许出了校门,就是“第二”。在国家得了“第一”,跨出国界,能列第几就很难说了。中国的篮球运动在亚洲也算是名列前茅了,在亚运会上也得过金牌,可是一到奥运会比赛,名次就落后许多了。就算在地球上得个“第一”,也不代表在离地球不远的几亿个星球上也还能保持“第一”。所以,得了“第一”,决不可以目中无物,傲视天下,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其次,从时间上来说,“第一”的脑袋上非得加两个大大的引号不可,万事万物都在无休止地发展,不断地进步,这会将“第一”抛到“第二”,甚至“第三”。在以前,马是跑得最快的,后来是汽车,接着是飞机,现在是宇宙飞船跑得最快了。在世界的.竞赛中,每一项世界纪录都不断在刷新,眼前的“第一”决不是永恒的。所以,每个“第一”都只是在某个空间的“第一”,某个时间的“第一”。当你得到“第一”时,决不能骄傲自大,而更应该虚怀若谷;决不能停步不前,而更应该奋进不止。须知,你得到的“第一”不过是“天空中的一朵小小的云彩”罢了。须知“骄傲使入落后,虚心使人进步”。也许,有一些人会说,既然“第一”如此微不足道,“第一”外还有“第一”,那么得个“第二”“第三”不也一样吗?如果这样说,就大错了。无论多么渺小的“第一”,都要加以肯定。为下一个“第一”奠定好基础,为夺取一个更大的“第一”而加倍奋斗。诚然,得到第一是值得自豪的,但要看你所采取的态度,是把它当作终点,还是作为新的起点。我们并不是否定“第一”,而是提倡人们取得“第一”后继续向前。我们的目标应该永远是下一个“第一”,惟有如此,人类才会不断进步。
舒适并不必然是好事,一个人长时间处在“舒适地带”,会形成惯性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定势,即便得到了安静、稳定、闲适,失去的东西却多得多。心理学将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分为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惧区,每个人都乐于在自己有限的最适区里展开常规活动,把压力降至最低,把焦虑拒之门外。离开心理上的“安乐窝”,总会有接纳新事物的'不适感。可如果不去打破舒适区的枷锁,怎能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
“舒适地带”于为官从政者也不例外。从前,一些干部“一杯茶、一张报、一天会、一台车、一席宴”的标配,如同温室一般将自己笼罩在安逸中,当官甚至被人视作“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但凡需要加班熬夜或者下基层蹲点,一些“娇气”官员在心态上和身体上都难以适应。不仅工作环境,做事方式上同样存在“舒适倾向”:习惯被周围人捧着、惯着、宠着,却不愿在群众的监督下做事;习惯在鲜花和掌声中争取功名,却不愿到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奉献付出;习惯在顺风顺水中打“顺风球”,却不愿在山重水复时开山辟路……
过于讲求“舒适地带”,创业劲头可能会被磨平,改革动力可能会被耗光。群众中有声音说,“日子过得舒服,是官员缺少改革动力的重要原因”,可谓切中要害。更关键的是,由舒适安逸走向奢靡享乐,可能只有一杯酒、一根烟的距离。包下酒店常住,出入高档会所宴饮游乐,不遵守工作时间外出打高尔夫,这些做法固然让身心舒服,可作风之患也因之而起。古人云,宴安鸩毒,不可怀也。此中深意,不言自明。
安于“舒适地带”,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贫困。把自己关在“城堡”里太久,精神上必然缺乏追求和闯劲,陷入一种简单层次上的自我重复,很难有进步和改观,这就是“内卷化效应”。克服“内卷化”,避免自我懈怠、自我消耗,需要靠外界的纪律规矩约束,也要靠自我严格要求。就像组织“不能在‘温室’里培养干部”一样,干部自身也要有走出温室、打破安逸的自觉,才能走出精神和追求上的洼地。多一些本领恐慌,不畏难不避险,越是硬骨头越要啃,党员才有党员的样子,公仆才有公仆的本色。
人毕竟不是仅仅为自我舒适而生,党员干部更应在个体冷暖安危之外,有更高的理想追求、更大的自我期许。“牧民省长”尕布龙,哪里工作最苦最累就会出现在哪里,从副部级岗位卸任后投身山林绿化。独龙族干部高德荣“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风餐露宿,倾尽全力带领老乡致富。放弃了优渥待遇,他们却都收获了不平凡的人生,得到百姓的交口称赞。
民之所望,施政之所向。群众的满意度和舒适度,远比干部自身的舒适度更值得付出心血。***说,“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懂得了这个辩证法,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还有什么好为难的?
人都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圈子里,圈里有熟悉的环境、认识的人、习惯的事。这就是所谓的舒适圈。
诚然,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出于对安全感的需求而需要这样一个舒适圈,以求规避不必要的挑战,求得心理上的安逸。
然而,长期处在这名为舒适圈,实为避难所的圈子里,我在得到安全感的同时是否也失去了进步的机遇?在求得轻松的同时,是否也丢失了更美好的未来?比起安于舒适圈,我们更应该跳出舒适圈,于未知与挑战之中,寻得个人价值,寻得真理与进步。
跳出舒适圈,意味着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人在面临未知与挑战时,最有可能激发出自身的潜能,成就更高的生命价值。王洛勇离开故土亲人,只身来到语言不通的大洋彼岸,在文化不同、经济拮据的异国淬炼自己,终成百老汇华裔第一人,可见,国外的世界固然荆棘遍地,但个体唯有面对未知与挑战方能真正成长。
从历史演化的角度看,跳出舒适圈更意味着文明的`进步与延续。当原始人第一次走出熟悉的洞穴,面对无边的世界,人类的历史从此起步;当哥伦布离开欧洲大陆,开启探索远方的征程,文明的足迹开始蔓延。反观19世纪的旧中国,一味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闭关锁国,安逸于自己搭建的舒适圈,终走上被时代抛弃的消亡之路;而敢于跳出舒适圈的文明方可见进步的曙光。
跳出舒适圈,更是一条通往真理的大道。回望近代物理的发展史,面对摇摇欲坠的经典物理,有人畏畏缩缩,留恋于自己熟悉的领域,终无所获;有人却敢于跳出舒适圈,开辟量子物理的新天地,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终窥得上帝的骰子。真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一味安于前人划定的舒适圈内而不思、不敢向外一步,只会成为无知的村民,终其一生也走不出无知山谷;唯有敢于跳出舒适圈的先行者,才能寻得那山谷外的真理。
而要真正做到跳出舒适圈,个体必须要有对未知好奇与无畏,以及一颗永不安定的心。后者驱动着我们对圈外世界的好奇,而对未知的无畏让我们坚定自己探索与前行的步伐。同时,社会必须要有进步与宽容的眼光,在外界变化的大趋势中窥得自身的局限,并通过不断地尝试从而跳出固有的舒适圈,在圈外的挑战中寻得发展与进步的机遇。
舒适圈能给我们一时的安全感,却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唯有跳出舒适圈,跳出这个安全的茧房,我们才能在圈外的狂风暴雨中,真正迎来云层背后的曙光。
我记得电影《致青春》有这样一句经典语录:“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这种题材的电影又进一步的深化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人们内心的程度。而外国又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很显然,中国与外国的教育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在教育上强调的是做人,而外国是做事。所以外国的孩子们比中国孩子的独立能力强,而中国孩子学习的文化知识,文化素养要比外国孩子多的多。大家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怎样改变这种教育偏激的现象?其实目前想要改变的话显然是不可能的。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原因。第一,贫富差距太大。就像那些有钱人的孩子,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温暖中,如果没有合适的教育,他们大多会一直生活在安逸中,他们更不会明白独立的意义。穷困人家的孩子则背负着巨大的责任,他们只能通过学习来“逆天改命”。这样,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就业,所以他们对所要学习的科学文化知识摆着应付的态度。我们国家的教育是为了什么,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又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选拔有用的人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贡献。但只注重理论知识,不注重实践,所以应试教育被恶化了,人们也违背了中国教育的初心。第二,普遍的攀比心理。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对话——孩子的妈妈说:“怎么考试考了这么点分,你看看人家XXX”。孩子的压力太大,只能硬着头皮去学习。
我认为这种教育方式不能大力支持也不能抵制。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应该加大课外辅导的调查力度,有效的抑制教育过激的现象。相关媒体也应该大力宣传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性。国家也应继续实行精准扶贫政策,解决贫富差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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