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宁和华歆(xin)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俩成天形影不离,同桌吃饭、同榻读书、同床睡觉,相处得很和谐。
有一次,他俩一块儿去劳动,在菜地里锄草。两个人努力干着活,顾不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就锄好了一大片。
只见管宁抬起锄头,一锄下去,“噹”一下,碰到了一个硬东西。管宁好生奇怪,将锄到的一大片泥土翻了过来。黑黝黝的泥土中,有一个黄澄澄的东西闪闪发光。管宁定睛一看,是块黄金,他就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我当是什么硬东西呢,原来是锭金子。”接着,他不再理会了,继续锄他的草。
“什么?金子!”不远处的华歆听到这话,不由得心里一动,赶紧丢下锄头奔了过来,拾起金块捧在手里仔细端详。
管宁见状,一边挥舞着手里的锄头干活,一边责备华歆说:“钱财应该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贪图不劳而获的财物的。”
华歆听了,口里说:“这个道理我也懂。”手里却还捧着金子左看看、右看看,怎么也舍不得放下。后来,他实在被管宁的目光盯得受不了了,才不情愿地丢下金子回去干活。可是他心里还在惦记金子,干活也没有先前努力,还不住地唉声叹气。管宁见他这个样子,不再说什么,只是暗暗地摇头。
又有一次,他们两人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正看得入神,忽然外面沸腾起来,一片鼓乐之声,中间夹杂着鸣锣开道的吆喝声和人们看热闹吵吵嚷嚷的声音。于是管宁和华歆就起身走到窗前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是一位达官显贵乘车从这里经过。一大队随从佩带着武器、穿着统一的服装前呼后拥地保卫着车子,威风凛凛。再看那车饰更是豪华:车身雕刻着精巧美丽的图案,车上蒙着的车帘是用五彩绸缎制成,四周装饰着金线,车顶还镶了一大块翡翠,显得富贵逼人。
管宁对于这些很不以为然,又回到原处捧起书专心致志地读起来,对外面的喧闹完全充耳不闻,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华歆却不是这样,他完全被这种张扬的声势和豪华的排场吸引住了。他嫌在屋里看不清楚,干脆连书也不读了,急急忙忙地跑到街上去跟着人群尾随车队细看。
管宁目睹了华歆的所作所为,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叹惋和失望。等到华歆回来以后,管宁就拿出刀子当着华歆的面把席子从中间割成两半,痛心而决绝地宣布:“我们两人的志向和情趣太不一样了。从今以后,我们就像这被割开的草席一样,再也不是朋友了。”
真正的.朋友,应该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上,一起追求、一起进步。如果没有内在精神的默契,只有表面上的亲热,这样的朋友是无法真正沟通和理解的,也就失去了做朋友的意义了。
楚国人准备偷袭宋国,进军的线路是打算渡过澭河抄近道走,以便趁宋国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一举获胜。
楚国经过周密谋划,先派人到澭河边测量好水的深浅,并在水浅的地方设置了标记,以便偷袭宋国的大部队能沿着标记顺利渡河。
不料,澭河水突然大涨,而楚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情况。部队在经过澭河的时候依然照着原来作的标记渡河。加上又是夜间,结果,士兵、马匹大批地进入深水、漩涡,使楚军措手不及。他们被湍急的澭河水搅得人仰马翻、惊骇不已。漆黑中,澭水里人喊马嘶、一片混乱,简直像数不清的房屋在倒塌一般。就这样,楚国军队被淹死1000多人,侥幸没死的也无法前进,只好无功而返。
先前,楚国人在设置标记的时候,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河水不涨,他们是可以依照标记渡河的。可是后来,情况变了,由于河水暴涨,水位升高了许多,而楚国人在不了解变化的情况下仍按原来的线路渡河,当然只能惨败。
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人的认识也应该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人们必须随时根据新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就会吃亏、跌跤。
有三个从外地来的商人都在同一个集市上卖药材。第一位药材商专门从产地购进货真质优的上等药材,根据进价定售价,差价不大,从不谋取暴利。按理说,这种诚实商人应该先富起来,可他的生意萧条,铺面冷清,只有少数知根底的人来买他的药,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第二位药材商对质优质劣的药材都收购进来,售价随顾客的意愿而定,出价高就给优等品,出价低就给劣等货。因为选择余地较大,利润有大有小,所以生意总的说来还比较好,综合效益还比较可观。于是,两年以后,这位药商成了一名殷实的小财主。
第三位药材商则专门去大量收购价廉质劣的药材,然后略作加工,再换上精美的包装,俨然是一种名牌精品的派头,可售价并不比另两家高多少,有时顾客还价或者添加一点的要求往往也能得到满足。因为“一个便宜三个爱”,外观也挺有档次,经营也灵活,所以许多人都争先恐后地来买药,生意总是特别兴隆,从不愁销路。不到两年,这位商人大发起来,成了远近闻名的一个大富翁。
这个故事说明不同的经营之道有不同的结果。第一位药商可贵,第二位药商可叹,第三位药商则可耻。不仅在市场,而且在其他方面都应当一要诚实、二要灵活、三要不断改进。
有一个人到野地里去打柴,在经过一片沼泽地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一只麋鹿。他非常高兴,但没有立即把麋鹿带回家去,而是找了棵树,将麋鹿拴在那里,打算忙完了活计再去牵麋鹿。
碰巧,有10多辆经商的车子从这片沼泽地经过。车上的人看见树旁拴着一只麋鹿,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们走过去把麋鹿牵走了。没走多远,这些人觉得自己不劳而获太不像话,就从车上拿了一条备在路上吃的干咸鱼放在拴麋鹿的地方以作补偿,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过了半晌,打柴的人来取他拴着的那头麋鹿,可是树旁的麋鹿不见了,却有一条大干咸鱼放在拴麋鹿的地方。他觉得太奇怪了。看看四周,不见一个人影。这一片沼泽地中也没有人走的道路,这干咸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算是从附近湖塘中蹦出来的鱼,那也应该是鲜鱼呀!凭空冒出一条干咸鱼来,它不是神又是什么呢?想到这里,这人恭恭敬敬地抱起干咸鱼回家去了。
回家后,打柴人把这事说给妻子和四邻八舍的人听了,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很快,这件事便传开了,而且被人们越说越神奇,竟然引来了许多前来祈祷的人。他们到沼泽地里的小树边求福消灾,治病祛邪,有许多祈祷的人竟然也灵验了。这样一来,人们对这干咸鱼是神的传说深信不疑。大家凑钱为干咸鱼建了一座祀庙,将干咸鱼供奉在里面,在庙里设了多达几十人的专职祝巫,并给干咸鱼送了一个“鲍君神”的尊号(“鲍”就是“咸鱼”的意思)。从此,“鲍君神”庙内神帐高挂,钟鼓齐鸣,香火不断。祈祷的人络绎不绝地从方圆几百里内外赴来朝圣。
好几年过去了,一天,一支经商的车队路过这里,当年放干咸鱼的人也坐在车上。当他经过庙前的时候,看了这热闹的场面和庙门高悬的“鲍君神”扁额,感到十分奇怪,便下车向人打听原因。有人向他讲了这座庙宇和“鲍君神”的来历,他不禁大声说道:“这是我的鱼,是我几年前亲手拴在一棵树上的,哪来的什么鲍君神呢!”他走进庙内,上前去将干咸鱼取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庙里的祝巫和那些祈祷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十分尴尬。从此以后,再也无人来朝拜这个庙,渐渐地,庙的四周长满了野草。又过了一些时候,这座庙也倒塌了。
遇事不仔细想想,只凭主观臆断、人为地编造神话去盲目顶礼膜拜的做法,既无任何实效,又劳民伤财、愚昧可笑。
宋朝时候,有个人名叫田登,平时与人交往十分挑剔、苛刻。后来,他当官做了郡守,那架子更大、脾气更凶了,在老百姓面前摆谱摆得出了格。平时最忌讳别人说出他的名字,而且凡与他名字中那个“登”字同音的,都得换个说法。比如说“蹬”字,只能说“跳”,“登高”只能说“上高”。这还不算,老百姓用得最多的一个“灯”字,也被换成“火”字。谁要是一时疏忽说了“灯”字,那可就要倒霉了,一顿揍是少不了的;若遇上田登大人再有什么情绪不好,那恐怕还要罚款、革职什么的。反正,当地老百姓以至于他手下的办事员、小官吏、士兵都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到了元宵节,按老传统要闹花灯了。州府传下命令,可以放花灯三天。可是他手下的人怎么敢写“放灯”呢?想去想来,只好写出了这样的公告牌:“郡守传下令来,按传统习惯,州里放火三天。”
那广告牌写好后,高高悬挂在闹市街头,过往百姓围在广告牌前,议论纷纷。人们讽刺说: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
本来这只是统治者专横霸道作风中的一件小事,可是老百姓却利用这句话的双关义,讽刺揭露他们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的行径,而老百姓呢,连一点正当的行为也常常受到百般限制与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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