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文的题目【一】
有人说：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人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一扇窗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国家政治体制撑起了一片天。在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对后世欧洲的影响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师承柏拉图，又有独创性的发展。那么在这里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下我读著作《政治学》的总结和感想。《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全书在对 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 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 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 4、5、6卷, 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主要强调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和谐发展教育观和教育年龄分期。
在书中，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把教育视为奴隶主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教育的政治意义，要求由国家创办并管理学校教育。他还把心理学引进教育学的讨论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须依靠并适应自然、发展儿童天性中的潜在能力的思想，开启了后代资产阶级"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据儿童发展顺序作了划分教育年龄阶段的尝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并以之确定了教育的年龄分期，对各年龄阶段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措施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成人应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对其进行教育。他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种特性。因而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个人从出生到21岁期间受教育的年龄按每7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初生到7岁为第一个时期；从7岁到14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从14岁到21岁为第三个时期。他把课程分为有用和文雅两类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欧美中等和高等教育达两千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学》，既影响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又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他对幼儿教育的专门论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仍有借鉴作用。须指出的是，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其中充满了阶级的偏见和反动思想，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这也正是说明了在该书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取之处。不过这大部分体现在他对政治体制方面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了“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四种：寡头制、民主制、混合政体、僭主政体。例如在谈到奴隶制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信仰平等的人。纵使承 认了奴隶与妇女的服从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应该不应该平等，还仍然是 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愿望的，根据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关键都在於财产的 规定。他反对这种论证说“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过多而不是由於缺匮；没有一个人是因 为要躲避冻馁才变成为一个暴君的”。在我看来，他的诸多观点也是矛盾的！比如： 亚里士多德说，选举行 政官的办法是寡头制的.，而用抽签来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极端的民主制裏公民大 会是高於法律之上的，并且独立地决定每一个问题。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 公民所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学家来帮忙；这些人当然易於被雄辩或者党派的感情所左 右。所以当他批评民主制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他所指的是这种东西。他强调要以统治政党的经济地位来区别寡头制与民主制：当富人完全不考虑到穷人 而统治的时候便是寡头制，当权力操在贫困者的手裏而他们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 主制。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 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亚里士多德就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一 种有限度的为民主制进行辩护；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政府都是坏的，所以在实际的政府 中，民主制倒也许是最好的。 民主的政府比寡头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 为寡头们彼此之间可以起纠纷。寡头们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们。他告诉我们说， 在有些城邦里寡头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人民之敌，我要竭尽全力设法来对他们加以 一切的伤害”。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的整体是建立在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上，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的问题，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按照其本醒必须结合成共同性才能生存，国家也由此产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人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的。哲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把看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复杂的世间万物抽象成具体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体制并非完美无暇的，它有一个致命的硬伤，他在国家的必备条件里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广阔的土地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广阔的土地又是必要的条件，他眼中国土的最大限度是：能让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互相了解，能够在一起召开并便于管理会议。这不仅让人有点失望，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尽限于雅典这么一个小城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具有一般性，根本不可能进行推广的。具体后人有没有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学说付出实施我也不知道的，即便是有我敢肯定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一些的理论看似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很是雷同。但二者存在质的差别，那就是两种看似相同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不同。前者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上，后者建立在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亚里士多德天才地指出人类与政治的内在相联性 ,并精确地预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题——公正 ,精辟地指出了社会中法律、正义、智德的作用。但是 ,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 ,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时迁势易 ,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复杂性的充分显示 ,人类的政治认知水平大大提高。现代政治学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为借助 ,已能较为清晰地给我们展现人类政治生活画卷。
古人的政治探索为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政治学》中我们也受益匪浅，从教育到政治。不过对我而言，我们从中学习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怀有他一样的执着，我们也定当有所成。
中国需要理性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且需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因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讲得十分明确。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人们有着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应借鉴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及体制架构，在中国实行普选制和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另一种主张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只需在现有框架内进行即可，无需吸收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
对于前一种主张，赞成的人不多。据前述环球网的调查，仅有1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究其原因，一是人们担心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可能会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二是激烈的变革容易使现行社会秩序和运作陷入混乱，进而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对于后一种主张，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否能充分到位，是否能满足中国向现代强国和公民社会转型的民主与正义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有意识形态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蔓延下去，势必会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增加未来改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在可控、有序的前提下进行，我们主张，遵循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规律，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务实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我们认为，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要使经济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快速成长，中国应实行适当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相搭配的发展模式。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模式。我们的考虑是：第一，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复杂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的保证。第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第三，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第四，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基本国情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之中。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在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顺应社会期待，破解改革难题，我们可以设想，下一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适应建立一个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在此前提下，党要着力推进自身改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这方面，首先，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要确保党的活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党的政策和主张通过合法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理顺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执政。其次，要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要从对干部个体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多地转向通过政策导向来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第三，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的领导。尊重新闻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和保障新闻媒体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第四，要发展党内民主。重点是完善党内差额选举制度。
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从实际运作看，全国人大如何更充分地行使权力，充分体现其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有许多问题需要破题。包括：精简代表名额、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政府和检察院、法院代表逐步减少并退出人大、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等。人民政协制度是体现协商民主的先进制度。遵循协商政治的一般规律，提升政协组织的地位，需要在以下方面大胆探索：逐步引入竞争选举机制，增强政协委员的民意代表性；调整政协的组织构成，容纳地区、民族的代表，发挥政协解决区域纷争、促进地区和谐稳定的作用；赋予政协一定的立法权，硬化政协的地位。
实现立法的民主化。立法民主化是时代的潮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立法的民主化还有很大差距。实现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对现行立法原则和程序加以调整和完善。如扩大提出议案的主体范围；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公开、透明、民主；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强化立法的法律监督。
推进政府的改革。其重点是：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共预算以及向人民公开透明的阳光预算。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又发挥地方的活力，调动其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积极性。
推进司法独立。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概括起来，是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业化和司法的地方化。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强司法的独立性，需要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实现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是落实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具体体现。从政治角度看，执政党发展社会组织的导向已经十分明确。推动社会组织发展，需要在体制政策、发展环境、结构治理等方面予以突破。具体来说，一是要突出发展重点。大力发展各类工商技术协会、社区自治组织、慈善组织、中介服务组织。二是要创新发展环境。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一些社会领域退出；放宽准入条件，加强监管；增强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自治性等。三是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四是完善社会组织立法，保证社会组织的法定地位。
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大势所趋。清醒地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坚持务实渐进的改革策略，有利于中国平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对此，我们坚信不疑。
政治作文的题目【二】
孔子自２０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３０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２５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２７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９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５１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１２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１３年，齐国送８０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５５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６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１０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５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２年（孔子５９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７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６４岁时又回到卫国，６８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１６年，孔子７３岁，患病，不愈而卒。
政治作文的题目【三】
我的政治老师：
我原以为政治老师都明白自己教的那一套近乎废话，学生也心知肚明，只不过为了应试，双方都硬着头皮去侍弄罢了。您也许是个例外。看着您深信不移的样子：“不学哲学大家不知道……”我真觉得您挺可敬，又怪可怜的。
辩证法（我指的是高中课本上介绍的辩证法）那一套，是什么东西啊，除了傻子都能明白的大“道理”，就是“既要A，又不能不B”这样说了也等于没说的结论。
说到这里，您可能要反驳了：“不学习辩证法你怎么能理解‘白马非马’错在什么地方呢？”我要说是辩证法自创了一大堆概念将问题复杂化了，自欺欺人。首先，“白马非马”是诡辩，不是有人昏了头犯的一个错误（也就您那还不大懂事的儿子会真的犯“自行车非车”的错——注：这是政治老师在课上给我们举的一个生活中的实例），您要是用一些“没有弄懂……的辩证关系”，“把……绝对化了”的话来硬把对方拉上您的思想轨道，来使对方“明白”自己的“错误”，那肯定两边都摸不着头脑。“白马非马”多简单啊，白马是一个概念（说得更明白一点儿是“集合”），马是一个概念，白马的范围不等于马的范围，但白马属于马。悖论的`根源是“是”这个字有语言上的歧义：“是”可以表示“等于”（例：您是教我高中政治的那个人。），也可以表示“属于”（例：我是中国人。可不能说“中国人是我。”）。“非”字是“是”的反义词，自然也有两重意思。当“非”表示“不等于”时，“白马非马”，当“非”表示“不属于”时，“白马不非马”，就这么简单。
您要再问：那这里的“非”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只要双方都认同语言的涵义就行，也只有交流的双方都认同语言的涵义时，交流才意义。只要双方觉得方便，用“非”字表示“走路”都可以（显然这不方便）。因此，讨论“非”字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涵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可以约定它表示“等于”和“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意思，都不会引发歧义。但唯独不能同时使用两种意思——那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并使某些人觉得“好深奥啊”。
其实这种利用语义模乎的小把戏辩证法是常用的。例如辩证法宣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怀疑隆中对策对历史的影响难道不大吗。再往下看才知道：这里的“人民群众”不仅包括“普通群众”，也包括伟人，包括帝王将相，包括……差不多包括所有人！这简直是对别的愚弄！！！
看看辩证法的语言吧（很奇怪，一种思维方法的语言），辩证法太“嫉错如仇”，对待异己的东西，一定要罗列上一堆“片面的”“夸张地”“非常错误的”之类的贬义词来形容。这些话其实就一个意思：你错我对。但究竟为什么你错我对，反而不重要了，关键是造成一种气势：你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你是非常非常愚蠢的。这就够了。
其实这种贬义词的罗列是毫无用处的，就像狗叫一样（说得文一点儿叫“犬吠”），那叫声中全是敌意，但能说服人吗？
我原以为“bian证法”的“bian”是“辨”，辨别是非的意思。这本书学了一多半才注意到竟然是“辩”证法，“辩论”的“辩”。难道辩证法原本就不是用来弄明白事物，而是用来说服别人的？我这么理解当然太望文生义了，可是不幸言中，兹举一例：
虽然现在的历史书上不大提，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令全世界（包括今天的我）感到非常震惊，无法理解的事。当时几亿中国人中有多少信的我不敢说，但肯定有不信的。“唯我彭大将军”的彭老总就不信。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是一对矛盾。彭老总可以说老毛是“忽视了客观规律，夸大了主观能动性”，老毛也可以批彭老总是“夸大了客观规律，忽视了主观能动性”，逻辑上都没有问题。结果呢，老毛权大，“辩”过了彭老总，彭老总成了右派。可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不是彭老总右倾了，而是老毛左倾了。其实就辩证法来看，两者都没有问题。辩证法怎么说呢？“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没错，万事万物都有个度，可度在哪儿？说在哪儿就在哪儿！
说到这儿您可能又要反驳了吧。我猜到了，替您说了吧：“不是还有个‘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说得真好，但是对老毛来说，各地报上来的数据，精确到个位，那就是事实。让他老人家必须亲自到每一个地方去视察？那辩证法改成一句“眼见为实”得了。知道地方上产多少粮食不成问题：事实在那儿摆着呢，三年“自然”灾害，就什么也瞒不了了。关键是在那些无法直接确切知道，或尚未发生的事上，需要理论提供指导，应验了才算。现在亩产粮几百斤，你能保证大家“跃”上几年，就一定不能达到亩产万斤？辩证法好像没提供答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经典！您见过具体问题，抽象分析的吗？跟没说一样！
我真的很纳闷，中国的哲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怎么还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失误”。西方国家不大讲这一套（至少没把它“规定”为“主流思想”“主旋律”），但为什么他们就从未出现过这么荒唐的事？有人总结过，在历史上分配公平、政治开明、新闻自由的地区、时期，从未出现过形成规模的饥荒。是啊，人类走进文明时代几千年了，还有人饿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仔细想这其中的原由，令我惊出一身冷汗。
我们竟然还在走孟柯先生几千年来留下的老路！孟柯先生认为人性本善，希望君主能保持住仁爱这根小苗子，御于家邦，推及四海。于是人们只盼着自己头上那个残暴的君主有朝一日能善心大发，于是天下太平。却从不考虑，也没有能力来限制其权力的使用；几千年后的我们，以为xx凭着什么先进的思想，就能永远带着中国向前，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当年提意见的都成了右派，于是中国就“倾”了。今天我们虽然强调制约与监督，但那是用党给的权力来监督政府而已。真实掌握实权的，人们只要谈论一下，就会被封***！我担心再这么下去，迟早还会出事。
思想政治，只是思想控制的手段而已，应付一下也就罢了。总不至于积极主动地把手伸过去，还要嘱咐捆得紧一点吧。
您的学生：xxx
20xx年xx月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