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文化的传播【一】
媒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空间的重视程度，“马成为乘骑和驾辕的工具，带辐条的空心轮取代沉重的实心轮，这使得政治组织变得更加稳定，对空间的控制也就更加有效了”。政治组织倚重空间，靠武装力量征服和防御的社会，突出空间观念，用空间观念来组织社会，它并不强调时间和连续性，这样的社会，要求更加有效的空间控制，要求更高的效率。然而，随着空间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时间问题被忽略，社会的延续性问题逐渐显露，帝国将无法维持自身绵延不绝的机制。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但无法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作者指出我们必须要在时间和空间问题之间求得平衡。
稻作文化的传播【二】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是E·M·罗杰斯以传记式记载的传播学直到1960年的历史。这样一本历史教科书式的50万字的著作，按照时间的跨度，分本别类的记载了传播学的起源，在美国的发展及传播学的建立。
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传播学在欧洲的起源。把我们引入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马克思这些思想巨匠学术攀登的历程中。从进化论到精神分析学说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批判学派，那时还没有传播学的概念，但是传播学的发端却是从生物学，心理学乃至马克思在审视工人阶级的异化而总结出的共产主义而来。罗杰斯的这种传记式的描述风格，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传播学。
传播学根植的萌芽是什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进化论中的许多概念和机制被引入到诸如群体生态学，城市生态学和社会学中，这些理论的发展促成了非语言传播研究的展开，而这正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又将传播学引向个人的心理，情感以及态度。弗洛伊德从主观主义出发，通过研究梦境形成精神分析的学说。而这些理论成为传播学的根基（传播学中的理论在个体当中寻求行为变化的力量。）并在随后实验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一并促成了传播学的发展。勒温在心理学中的研究比如“场论”和“矢量”的概念既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比如将主观主义重新植入其中，而这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向契合），又与传播学紧密相连（“认识既是传播的结果，又是传播的起源。在你心中的东西业是获得的传播的结果，你告诉其他人的东西是来自同一心灵的内容——这些内容正经历变化，并相互发生作用”）。场论中的认识论恰好切中人类传播过程中的相互效益。而从马克思和批判学派来看，马克思有一种强烈的受迫害情结，他重视受压迫的人，他是一个建设性的设计者。他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被经验学者看做思想和概念的来源。为传播学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它为传播学提供了一种社会的观察视角。
第二部分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提到了芝加哥学派，卡尔霍夫曼和说服研究，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等。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他们而言，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攻击对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一种符号交互论的观点。，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一媒体效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的模型。现今的教育模式是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反射弧模式（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这种方式构造了中国式的教育体系，因为中国的教育模式是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善于从整体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同时对它进行抽象化的阐释，从相互的作用关系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在芝加哥学派中的心理学家J杜威的论证：反射弧的概念是靠不住的，他希望正规教育能够捕捉到孩子的自然好奇心，他认为解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一个个体学会了一个新的概念，他就会以令人惊人的频率碰到有关那个概念的说明。这也挺好理解的，一个人只能理解他本来理解的那一部分，它是通过有知来扩展自己有知的疆域。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个小学，在学校里孩子是通过做来学到知识的，比如数学是在烹调和木工经历中被传授的。
香农的单向传播行为的模式有助于奠定传播学的学术领域，比起任何其他的理论概念化的工作来，它更适用于传播学的范式。即为传播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易于理解的明确说明，这些组成部分是信源，讯息，信道，接受器，因此对于传播行为的传播研究可以确定出信源变量，讯息变量，信道变量和接受者变量。虽然香农对于信息论的研究是完全基于数学，他也曾说过人的意义和解释是一种软性数据，它不能被还原为准确的数学公式，传播的符号方面与工程无关。香农讲信息论限于工程传播，并告诫科学界防止将之过于广泛的应用与所有类型的人类传播，然而，传播学者没有对香农的警告给与太多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等太多比特的输入也许会让人丧失感知世界的能力，丧失对真实情感回应的能力。人毕竟不是1+1=2那么简单，正如格式塔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是受环境和周围社会的制约的。今天，有必要对香农的传播模式重新予以概念化，以便反应作为过程的传播定义，认识到传播往往是非线性的，无意图的，并促使传播效果之外的其他重要研究课题的进行。因此，传播学者正在逐步摆脱他们早期对香农的数学理论的误解，这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它最终将恢复我们对于作为自我纠正体系的知识界的信念。
第三部分讲述了施拉姆的故事，这位传播界的集大成者，是传播界领域的创始人。在全文的最后写道：“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施拉姆期望传播学将会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统一体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在1900年左右就获得了他们目前的形式）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希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
稻作文化的传播【三】
稻作文化的传播【四】
我国现在的主流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但倡导职业教育应该升格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其理由也是从需求来讲的：科技的进步导致职业岗位对技术需求的提升，职业教育升级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由于社会的进步，原来的劳动者要接受更多的教育才能胜任技术进步后的工作。最常被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汽车说明书的问题：原来的说明书只有几页，现在的说明书上百页，因此，工人必须接受更多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必须升级。
技术变革或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技能需求的影响存在争议，主要可分为三派观点：正向说(Johnston和Packer认为发达国家传统低技术含量的职业正逐步被高技能的服务行业所取代;负向说(Braver.man和Zimbalist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雇主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维持对劳动力的控制，会降低对技能的要求;双向说(Spenner等认为技术对工作技能和教育需求有较大影响，有的工作对技能要求提高，有的则相反。目前还没有足够数据来解决这种分歧。因此，主流研究连技术进步会提升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这一命题都证明不了，更何谈对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的提升。
三种观点所考察的地区、时段、行业不尽相同，由此得出有出入的结论也不足为奇。虽然存在分歧，但从逻辑上可以证明，从长期趋势来看，多数工作对多数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不会是急剧上升的，即技能需求总量不会上升(技能需求总量：∑某岗位所要求技能的难度×岗位需求职位数。否则，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有一天，人类根本走不出学校，毕不了业。工作的复杂程度高，意味着对担任此工作的员工的技能难度的要求高，学历要求也高，当然也意味着较高的人力资源成本。从行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新兴行业在一开始出现大量复杂程度高的工作，因此对高技能人力资源的大量暂时性需求是可能的，但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长期持续，因为一旦该产业或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或成熟期，激烈的竞争会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成本控制和质量控制。高技能人才意味着高薪酬，而要严格控制成本以应对竞争，就注定这些人只能成为关键的少数。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家销售额达几十亿美元的公司，在遍布美国的40多家工厂中都分别设有一个总会计师，每位总会计师有3～6个监督人员向他汇报，并管理25～50个职员。这些总会计师的年薪仅为3万美元，因为他们只受过高中教育，而且并非聪明过人，若要雇用取得过大学文凭、硕士文凭和注册会计师证书的有人员的话，支付的年薪需要6.5万美元或更多。为什么能把高中生放在这么高级别的岗位上?因为公司已经把总会计师的全部决策几乎都高度程序化了，公司制定了一份4000页的会计手册，并不断进行更新，它能告诉每一位总会计师他所能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样，总会计师要做的就是“照章办事”。如果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程序在手册里找不到，总会计师就会向总部请示，由总部指导他该怎么做，总部在收到有关问题的请示一个月后，会将会计手册再次更新。在成本压力下，选用低成本的低学历员工是企业都会选择的压缩成本的有效路径。另外，让投人人员的技能达到高水平以达到保证产品质量的目的是不现实的，只能由装备来替代人工，这是高水平、稳定的质量控制的必要条件。不把质量控制的希望寄托在员工的技能水平上是质量管理的通识。质量控制的驱动也会导致对员工(也包括高技能员工的需求越来越少的趋势。可见，技术进步是长期趋势，但并不会导致技能需求总量的上升。能观察到的现象是对关键的少数岗位的要求提高，对大多数岗位则降低了要求，甚至连岗位都取消了。因此，为关键的少数而升格是否必要?
即使是对于这些关键的少数，其教育与培训也大可由普通高等教育来完成。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也是在职场中生存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成为中坚力量，或者说职场中的中坚力量多是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这足以说明即使是职业化特征十分明显的需要高等教育学历的岗位也不见得非要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因此，对职场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既可以由普通高等教育培养，也可以由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因此，是由职业教育高等化还是由普通高等教育来满足这一需求，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国处于产业升级阶段，大量低端产业需要转移，高端产业要兴起，对劳动力的技能、学历等要求一定会提高，这毋庸置疑。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低端产业转移出去，高端产业建立起来，产业升级是需要过程的，特别是中国还有上亿的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进城，职业教育整体升级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了产业升级，那么初级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不需要的吗?所以，职业教育的整体升级在目前是不需要的。另外，产业升级意味着职业教育与培训内容的改变，培训的绝对难度也许是增加的，但相对难度却不见得增加，甚至是降低的。所谓相对难度是相对于当时当地人的认知能力而言的，古人也许穷其一生也理解不了地球是圆的，是自转、公转，这些知识对现在的孩子来说都没什么难度，这说明绝对难度没变，而相对难度则大大降低。因此，产业升级带动职业教育与培训升级的逻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技术进步说既不能说明技术进步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技能的提升，也无法证明即使存在这种要求的提升会必然导致对所需教育培训的高等化，因此，技术进步说对职教升级、高等化的论证不充分。
稻作文化的传播【五】
《认识媒介文化》一书较全面地对20世纪中叶以来本领域内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进行了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内的研究视点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綮之见。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中的地位的种种方法也做了批评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评价了意识形态、结构和行动者以及媒介等等在道德准则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的作用。
稻作文化的传播【六】
小时候读过《大学》、《中庸》，知道国学是很值得学习的，但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我的确没有阅读***，因为很难懂，又没有趣味性。《经典常谈》就不一样了，首先作者很有分量，而且《经典常谈》是大师为大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该书主要是介绍讲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书的自序上也说这本书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可以称作为“国学入门书”。既然能够称得上“国学入门书”，其分量可谓不言自喻。它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把中国经典娓娓道来，是大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指南。
朱先生这部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的一些最广为流传，最为经典的著作。书目编排顺序依次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第，文第。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所以这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理解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史，子，集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择把《说文解字》放在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浪花淘尽，剩下的传统文化才是经典，儒道法释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古希腊经典与《圣经》则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源泉。让我了解了不读经典传统文化，寸步难行。纵观通篇，朱先生在传统文化的阐述上也加有了他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在《礼》第五中，朱先生说道：“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但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仰还是很有力的，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朱先生的这本书虽然称作为“经典常谈”，但在我看来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典常谈”，更深远地来看，其实还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众所周知，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生活时，我们的生活也充斥着许多新生文化，以至于年轻一代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少，面对日益增多的“泊来”文化，已经很少在有家庭再给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了。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所写成的。他想通过此，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这本书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乡土中国》虽然是作者在“乡村社会学”的基础上撰写的，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已高于一个社会学的层面。 乡土中国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拥有漫长历史的古老中国的一个小部分，而是这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古国的深层次基础。乡土中国，讲到的也不只是乡村生活，而是通过这个衍生出去，一直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国民性格，揭示的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我认为这本书是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理解传统中国与中国国民性的经典之作。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乡土性并不是中国所有阶层的特性，但是却是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关于乡土性的原因和其它，费先生做了这样的描述：“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可见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及农业这种产业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社会特征。
《美的历程》讲述了中国传统图案与传统纹饰是中国传统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表现之一。它们不光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心理的形象展现，而且还继续引导、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实践，其既有人类审美活动的共性特征，又有民族的
个性差异，是参与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生成的。其中所含的的审美思想、吉祥寓意、造型方式与内心关照等为现代图案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活力与依据。
在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传统文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需要智慧。如何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地衔接，值得深思。衔接点是什么，能否进行有效的系统重构，中国文化的方向在哪里，就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和努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没有绝对的划分但也有相对的区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也不仅仅是对接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传统文化现代化，因为传统文化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话，它必然也是现代的，或者说具有现代意蕴的。现代文化不是庸俗和浮躁的文化，它也得是富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它又必然是有思想和历史传统的，只有对传统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才能构成富有活力的现代文化。至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衔接，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共通性或许就是那个链接点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方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和沉着冷静的思考。
结语：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和存在之根。因为它，我们繁衍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也因为它，我们在近代中国落后了一百多年。所以，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能够使我们安身立命的本根性的东西传承下来，同时又如何把其中存在严重时代局限性的东西进行改造，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稻作文化的传播【七】
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正如作者自己谈到的，传播的偏向就是旨在讨论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的意义。“媒介倚重时间或空间，起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作者以传播媒介为立足点，对文明起源、历史演变、政治更迭、制度演进等问题做了重新梳理，抽出一条伴随媒介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历史线索。
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讲起，一直到报纸的发展、成熟和人们为出版、言论自由抗争，战时出历史的向前发展就是围绕着解决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而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字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口语的出现首先在空间问题的解决上找到了突破口，解决了人们面对面或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交流问题，时间问题的解决则依赖书面文字。用文字写下的东西被赋予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时间和空间问题的解决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文明的发展。“口头传统固有的灵活性，在平民地位上升的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口语和书面语进入到不同偏向的文化中也会被修正，如希腊的政治组织注重的是口头谈论，免受文字崇拜问题的干扰。字母表的使用意味着对语言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另外，传播物质载体的物理属性页对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莎草纸和羊皮纸就是典型的例子。
时间和空间也分别与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相对应，偏重时间的传播易于形成集权和王权的神圣化，偏重空间的传播则为全力的分散提供了条件。宗教关注的人的来世，应属于偏重时间，但在空间上也有着很强的掌控。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有其独特之处。对于空间和时间问题的清晰具体厘定，在“时间的诉求”和“空间的诉求”中分别展开论述，但该章中似乎意不在对二者做泾渭之分。
“以印刷机为中心的知识垄断结束了人们对空间的执着，结束了对连续性和时间问题的忽视。报纸垄断时间，但他对空间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为它有地方特点。报纸垄断具有不稳定性和危机性的特征。广播电视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报纸和印刷业传播的偏向，注定要被广播的偏向抵消。用基佐的话来说，民主以牺牲过去和未来为代价，它为当前开路，它注定要被规划和官僚主义抵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