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义事业编考试作文【一】
我20岁那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雨惠(化名。
她和我同岁，是个非常温柔善良的姑娘。我是那种很“文艺”的人，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一见到雨惠就认定了她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可谓一见种情。由于雨惠的家和我不在一个地方，她也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平时只能靠鸿雁传书，小小的信纸盛满了我们彼此的深切思念。
天远拿出一个小本子对我说：“这是雨惠写给我的信，我把它们都抄在上面了。”笔记本很旧，已泛黄，样式是20年前的小学生流行用的那种，封面上会眨眼的女郎似乎在泄露天远和雨惠之间俏皮的情话。
雨惠的出现让我重新感受到爱的温情。我更加努力地工作，为的是能让雨惠将来跟着我过上好日子。两年后，我和雨惠终于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当时我的收入很微薄，结婚的花费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我东拼西凑，又向厂里每个职工各借了10块钱，总算将雨惠娶进了家。
有了爱人又有了家，便意味着有了责任，我这颗不安分的心开始驿动起来。雨惠原来是做裁缝的，我便想到了从汉正街批些衣服回来加工，例如打褊、熨烫之类的。就这样，我三天两头骑着自行车驮着货往来于家和汉正街之间，经常累得腰酸背痛。
雨惠比我更能吃苦，经常没日没夜地干。由于劳累过度，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看着伤心痛苦的雨惠我心里难受极了，我不仅没照顾好妻子反而让她跟着我吃苦。我发誓一定要赚大钱让雨惠过上好日子。
我没有让雨惠再继续干下去，自己揽下了所有的活，很快学会了熨烫衣服的技巧。凭着自己在铸造厂里的手艺，我用废钢铁做了一辆流动烫衣车，在村子里做起了熨烫衣裤的买卖。短短的三个月，我不仅还清了结婚欠下的债，还有了些积蓄。
尝到了赚钱的甜头，我再也不甘于只做些小买卖了。我辞掉了铸造厂的工作，放弃了烫衣的买卖，租了个门面，开始卖鞋。从开始只做鞋生意到卖各种各样的`小百货，一个仅6平方米的小门面越扩越大，三年后，我的商店成了当地最大的百货商店。这期间，我和雨惠有了第一个女儿。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道路扩建，我的百货商店被拆除了。而我把这些年积攒的钱都用在了盖房子上，积蓄也所剩不多。我的脑袋又开始飞快地运转起来，一边先在家里开个副食店以保障日常生活，一边开始在外面奔波寻找商机。
顺义事业编考试作文【二】
贝多芬是德国伟大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对西洋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11岁开始写作钢琴奏鸣曲，13岁参加乐队。22岁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学习音乐，差不多就在这时患耳疾，听觉开始衰退。从此，他就与可怕的耳聋苦战，音乐家遭耳聋，这是惨酷的致命伤！若没有对音乐事业的执着追求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就一定会倒在这恶运的脚下。可他面对恶运挑战，呼喊道：“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产生在患耳疾以后。他的全部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第九交响曲》就是在他全聋后写成的。当《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次公演时，大厅里迸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听众对于贝多芬在场上出现，一共报以五次热烈掌声。按照礼节，对皇族也只用三次鼓掌礼。可是，贝多芬对此毫无觉察，因为他什么也听不见。
贝多芬只活了57个年头，但给后人留下大量音乐作品。主要有交响曲九部，歌剧《菲岱里奥》、歌德悲剧《哀格蒙特》的配乐钢琴奏鸣曲32首、钢琴协奏曲五部、小提琴协奏曲一部，弦乐四重奏16部和《庄严弥撒曲》等。可当死的影子迫近他的时候，他却叹息道：“唉！我只写几个音符！”
顺义事业编考试作文【三】
这些年，广播电视节目发展的异常迅速，各种电视节目可谓五花八门，电视节目娱乐化倾向尤其明显，其实仔细想想娱乐本身并没有错，而娱乐一旦和低俗挂上钩就成了问题了。本来娱乐节目是用来娱乐观众、取悦观众的，让人们的休闲时光尽量丰富多彩，能够让观众在欣赏节目过程中身心放松开怀一笑，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娱乐节目竟然走向了低俗化，走向了庸俗化。
不过，低俗化的娱乐节目，表面上看是在迎合观众，但从某种层面上也是在侮辱观众，我们的观众真的有那么低俗吗？
行政命令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有关部门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生活压力普遍增加，工作节奏明显加快的今天，人们为了缓解生活压力和高节奏带来的紧张感，有着极强的娱乐需求。娱乐节目备受观众青睐是时代的潮流。然后，对娱乐节目有了一个宽容的态度之后，更重要的是发挥好自己的文化职能，引导和教育国民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每当我们要求有关部门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相关部门常常会采取强行的行政手段，反而把一些问题给复杂化了。
限制娱乐有时是“帮倒忙”
在商业化的今天，电视台实质上更是一个出售文娱产品的公司，娱乐节目仅是其生产的一种商品而已。而作为商品的娱乐节目其播放数量的多少，主要依赖于市场来调节，政府最多发挥一点宏观调控的作用就可以了。若是政府部门在市场需求没有减小的情况之下，通过行政手段消减娱乐节目的`供应，反而会让内在的供求严重失衡，进而便会破坏文娱产品正常流通的经济秩序。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问题，而政府的行为也会成为一种帮倒忙的行为。
“限娱令”限制了观众的选择权利限娱令“剥夺了”观众的娱乐自由
作为消费者，观众是一个具有选择自由的群体，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不看怎样的节目、看怎样的节目，甚至他们还可以借助其它的娱乐方式达到自己的需求；何况广电总局并未取缔娱乐节目的播放，观众依然可以观看到娱乐节目，那样娱乐节目存在的消极作用也可能依然存在。从消费者即观众具有选择自由的角度来看，广电总局的做法能限制电视台对娱乐节目的播放，却不能改变消费者选择的方向。广电总局要通过对娱乐节目的限制达到净化文化环境的目的，几乎不可能实现，也没有实现的理由。
“限娱令”是替代观众的一手操办
实际老百姓需要看什么节目，不能只靠广电总局一手操办。广播传媒是属于公众的文化娱乐载体，是为十几亿老百姓服务的文化工具，岂能让广电总局“暗箱”操作。连娱乐节目的现场热闹到什么程度，现场上的嘉宾笑到什么程度，在笑的时候需要露出几颗牙齿，都要做出硬性的强制性规定，这不成了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节目了。电视上的娱乐节目，虽然属于广电总局管理的范畴，但是这些电视娱乐节目，不是专门给广电总局“定做的”，它们需要面对的是十几亿电视观众。
观众的需要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
“限娱令”看上去是限制电视台，其实限制的是观众的选择权。每个观众的欣赏口味不一样，我本人喜欢看新闻类节目，不太喜欢看娱乐节目，但我并不反对别人喜欢看，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电视节目说到底是为观众服务的，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为观众提供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这是电视台的责任，也是真正的“立台之本”。没有什么比观众的正当需求更重要，更值得尊重和满足，当有关部门对电视台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时，不要忘了广大电视观众的权利，不能以一己之好恶代替广大观众之好恶。
限制数量不如提高质量娱乐罪不至死：我们需要释放
限娱令下，现有的娱乐节目可以更换名字、形式转移到其余的时间段继续娱乐。我们不能缺少娱乐，当然我们也不想让娱乐化过度。但是“度”在哪里？应该是受众的集体感受和诉求，而不是广电总局的一家之言。而我们更不想看到的是，碾压在娱乐之上的道德，注定是缺少了灵性和活力的道德。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粗粝的时代，我们为房子奔波，我们为工作奔走，我们打开电视在那不大的屏幕上寻求自身娱乐的最大化。但是有一天你回到家，打开电视发现道德建设节目映入眼帘，你作何感想？
限制娱乐节目，不如鼓励多出精品
电视娱乐节目的问题不是多与少的问题，播放时段也不应该成为问题，说到底应该是一个质量、品位和导向的问题，真正优秀、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娱乐节目和艺人，可以说多多益善，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选择的空间，让生活更丰富多彩。“限娱”理应在净化上做文章，下功夫，而不是限制娱乐节目的出品和公众的欣赏。预期限制娱乐的发展，不如多一些措施鼓励出新意、出精品，做大做强娱乐文化品牌，让人民群众的选择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