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安远有许多美味的小吃,糍粑、粄干留给我的印象最深。
粄干是安远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种小吃。也可以称作“烫皮”,未炒之前坚硬如骨俗称“骨纸”,但只要把骨纸放入锅中爆炒后,干瘦的骨纸就如花儿一般盛放,变得洁白如云,有些像庥雀变凤凰的华丽转身。炒骨纸是一件很有趣的活计,说它有意思主要是因为炒骨纸得用较粗的河沙,农妇们将河沙洗净,晒干,然后洒上油入锅爆炒,多炒几遍,河沙由黄变黑,这时就可以用来炒粄干了。粄干炒起来也是有技巧的,关键是懂得烧火。火烧大了,粄干会焦,火小了,骨纸不能完全膨化,吃起来有“骨头”。
用大米制成的粄干物美价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胆,安远家家户户都会做,现在市场上经济发达了,有专门做粄***专业户,人们要吃,习上一袋即可。但在我看来,还是少了以前的'那份乐趣,以前大家参与了浸米、磨浆、上锅、切片、晒干、爆炒的全过程,就像一个园丁目睹了一朵花的孕育与怒放,感觉完全不同。
和烫骨纸、炒粄干一样有趣的还有打糍粑。
打糍粑是男人的一项集体活动,也是一项甜蜜的劳动,挥动胳膊时,人们常常被扑鼻而来的米香所迷倒。将蒸熟的糯米饭放入石锥中,在粗木棒不断捣之,直到米饭碎烂,再将其做成圆形,洒上芝麻豆粉,可煎可炸,香糯无比。糍粑若蒸,多用蕉叶包着,既美观,也能随身携带,真正的一举两得。
也许正因如此,作为我们客家骄傲的孙中山先生才会评道:“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
我在晚上习惯去夜跑,大概9点的样子。我们小区旁有一家电器厂,每到9点,就会有一大群骑着电动车的人拥出来,让冷清的街头一下子热闹起来。
有些人蹲在路口,手中拿着手机,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对那头说着什么,那些一闪而过的、平凡的面孔上都带着幸福和期盼的笑容,大概是在等着妻子或丈夫下班。有些人已经骑着电动车和妻子一同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后座的'人双手搂着前人的腰,搂得紧紧的。
还有人在路口眼巴巴地抽着烟,大概还在等人。
在苏州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中,有那么一群人,工作状态是996,甚至997,拿着微薄的工资,吃着食堂劣质的饭菜,受人排挤,但他们却有着所有百姓一生去追求的东西——幸福。
他们或坐在石墩上,或站在马路边,或躺在电动车上,翘着二郎腿,低着头颅,微闭着眼睛,对着手机说着东北话,河南话,山东话,对着另一头亲切地问着一些无比平常的话,即使浑身透露着疲惫,以至于连腰也直不起来,却努力把声音变得轻松,话变得平淡,让压力不至于散入语言,在这一刻,变得平凡,不再伟大,但十分温暖与可爱。
他们操着一口方言,在城市各个建设的中心聚集,即使一天的活再累,听到话筒那头传来的家乡话,也不由笑起来。即使各地方言各有特色,有些则比较粗犷,有些则比较温婉,但却没有区别,这是每条小船的缆绳,把他们和家系在了一起。虽然微小,但却是一生都无法也不能割断的,否则都会迷失在异乡的人山人海和各种没有亲切感的语言中。
方言不仅让他们有回忆家乡的依凭,还让他们有了支撑下去的动力源。他们的普通话可能不好,但相比与正儿八经的白领,他们的语言让他们的工作有了盼望,有了目标,那是对配偶、子女、父母,一整个家的支持,一年只回一趟家的工人,方言成了他们连接家乡血脉的纽带,对那崇山峻岭的大声呼唤,对那潺潺溪流的轻声细语,对那栋房屋的亲切问候,对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是在发达的城市也不能给予一个游子的。
方言,是一座桥,一个在脑中展开、建立的家乡。正是这朴素的、外人难以听懂的一笔一画,一平一仄,成为了每一个异乡漂泊者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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