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一收一拒,众人的一贬一赞,孔子的一喜一怒,穿越时空的沉思,跨越千年的警钟。无不在告诉我们:要正确对待利与义。
利是义的衡量。道德仿佛是一架天平,义在这头,利在那头。义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在危难与道德交锋的那一刻,吴菊萍用她那双脆弱的双手,毫不犹豫地托住了从高楼坠落下来的幼童。她选择了道德,选择了义,那双手也因此骨折。她没有像常人那样把利与义划清界限,在选择义的同时也选择了利,接受了“最美妈妈”的表彰,更接受了重金的酬谢。对此人们看法不一,就像孔子对他的学生行为的评价一样。我认为利本应是义的衡量,吴菊萍的选择是毋庸置疑的。
利与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关系仿佛是权利与义务,行了义何惧于收利?难不成做了善事要像做了坏事那般“息事宁人”?
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到市政府,这在中国实在是件极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张旗鼓地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谢和款待。然而,中国青年杨立在德国却有这么一段经历:在他做了这么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后,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为了让他领回奖章和500欧元的奖金,竟发动百名警察寻找他。镇长郑重地告诉杨立:奖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是社会对善举的尊重。是啊,行多大义得多大利,利是义的衡量。那衡量的背后不正凝聚着一个社会对善行的认同和尊重吗?
利是对义的鼓励。道德仿佛是一朵鲜花,义是那花朵,利是徐徐的微风,有了利的吹拂,道德的芬芳才得以发扬。
千喜之年,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接受了500万元的最高科学荣誉奖。我不知道这跨越千年的接受是否会迎来众人的一片唏嘘?我只知道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养活了世界亿万人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是受之无愧。更何况国家之所以设此奖项是对千千万万有志之士的鼓励和号召,是对善举的传承和发扬。
跨越千年的沉思,穿越时空的警钟,流水化开春来,心中自存清澈透明,又哪怕是世间的利。正确对待义和利,让道德之花绽放四季。
“千秋龟鉴示兴亡,仁义从来为国宝”,清人张映斗的豪言掷地有声。中华民族乃礼仪之邦,重义薄利是古来传统。时间无情,岁月淘洗,永恒的道义,存留人心。
我们景仰泛舟五湖、遨游群峰的商圣范蠡。三为巨富,三散家财,“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佐越王成就霸业,一雪前耻。经商能聚利,散财为大义,范蠡是一位真正的智者。
我们景仰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国难当头时,毁家纾难,纛旗独擎,把个人的生死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虽大厦之倾,回天无力,死以殉国,也是南天一柱。史海淘沙,他的一身正气,义薄云天,永照汗青。
道义,是昭君辞别汉宫,甘没胡沙换太平的勇毅;是关羽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的决绝;是辛稼轩典房卖田,武装义师,了却君王天下事的豪迈……天地无语,日月静好,这份对道义的坚守与执着,千秋之下,余韵流芳。
所以,我们唾弃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的奸相秦桧,唾弃一朝富贵、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唾弃贪赃枉法的和|。物欲横流中,这些见利忘义之辈,贼胆包天,恣意妄为,最终祸国殃民,害人害己。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说得好:“宁以义死,不苟幸生。”我们应铭记先贤的箴言。
有人说,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生活太功利,人们奔走在灰色的现代废墟里,迷失,遗忘,唯利是图。某些现象的确触目惊心,但这种观点太悲观。看看钱学森吧,拒绝美国开出的优厚条件,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看看袁隆平吧,名满天下,专注于田畴,只为让更多的人远离饥饿;还有胡忠、谢晓君,高原上怒放的并蒂雪莲,十年支教路,双颊高原红,站成时代最亮丽的风景……这些坚守道义、远离物欲的人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事物使我心中不断充满惊奇和畏惧:在我头上繁星密布的苍穹和在我心中的道德准则。”道义的力量是巨大的。浩瀚青史,闪耀着中华脊梁之光;当下英豪,传递着人间正能量。文字不泯,道义不泯。
放眼天下,清风浩荡,大义回归。让我们心不被物役,身不为俗驱,坚守道义,谱写生命的辉煌!
“山东及时雨,孝义黑三郎”,“仗义疏财,忠肝义胆”,“梁山呼保义,郓城宋公明”,这一切的声音,都在共同呼喊着一个名字———宋江。一个父兄眼中“孝字为先”的孝子,一个朝廷眼中“水泊草寇”的顽劣之徒,一个由“忠”和“义”交织而成的历史碑文。 施耐庵笔下的宋江是《水浒》中矛盾的中心,在报效朝廷和建设梁山中,在尽孝道和上梁山中,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但最核心的是他在“忠君”与“仁义”间的选择。
宋江是“仁义”的,“及时雨”的称谓非他人能及,“救晁盖”、“济武松”、“***阎婆”、“三打祝家庄”,这一幕幕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生死之交一碗酒”是他的人生信条,“急人之所急”是他的做事准则,这一切,都树立了他在一百零八将中的地位,位列天罡,执掌地煞,何等的荣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何等的畅快;劫富济贫,攻城略地,何等的威风。
但这恰恰是施耐庵为宋江吹响挽歌前的空响,宋江毕竟还是一个郓城小吏,在他的骨子里,透着的是对大宋王朝忠贞报国的志向。“敢笑黄巢不丈夫”是宋江留在望江楼的诗,看似轻视朝廷,实为他因报国无门而空自叹息。不论是晁盖打曾头市后的私见宿太尉,还是水淹高太尉后的盛情款待,亦或是晁盖死后,替换“聚义厅”为“忠义堂”大匾,处处透着他对朝廷招安的渴望。然而他却忘了,在腐朽的赵宋王朝里,哪有他一个郓城小吏的生存空间。可悲呀,可叹!可怜梁山一百单八将盛极一时,最后却落得死散凋零。
纵然面对这些,宋江在忠与义之中放下了曾经紧握的刀枪,在忠与义中作出了最后的选择,对于宋朝的毒酒,他一饮而尽,想以死“表明忠义”,更令人惋叹的是,为防止李逵再反朝廷,也让他服毒酒随他而去。留下的只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成大任,重大义,男儿本色……”的悲歌。
宋江在施耐庵的笔下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忠与义的交织中,迷失了自己,最终只能淹没在宋王朝的浪花之中,在“忠君”与“仁义”之中,他选择了忠君,选择了一条看似美丽却永无出头之日的道路。他走了,或许他依然会笑对朝廷,依然毫无怨恨,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感慨。
如果可以重来,我愿看到那个真正“笑黄巢”的宋江,那个水泊里“替天行道”的宋江。听,他又唱起了那首歌,在芦苇水道中飘得很远,很远:“生死至交一碗酒……”
朋友的种类可以分为义友和利友,这两种朋友乃人生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朋友群,或者说生活圈,彼次共同构建出人生精彩的篇章,绘制出人生精彩的画卷。义友和利友是人生的必须组成部分,也是每个人生存生活所必要的。
义友与利友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无可厚非,也没必要回避其存在,是一种生活中所必备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生活的“圈子”,“圈子”里的成员主要以朋友为主,而所谓的朋友又可主要分为义友和利友两种。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需获得自身以外的帮助与支持,为了彼此间的利益需求,这些人共同建构出一定的圈子,相互帮助共同达到各自的目的,此乃利友;为了共同的志趣、爱好、理想彼此走到一起的人,称之为义友。
利友之间以利益需求为纽带,失去了利益的支撑,彼此间的关系就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关系经不起时间的洗礼,更是无法经得起考验;而义友之间,不存在利益的瓜葛,彼此之间名利意识淡泊,是一种比较单纯的社会关系,彼此间的往来不为利益所驱使,却能经得起岁月的洗礼与考验。
人为了工作、生活、爱好、理想、志趣和利益必须与社会成员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构建出“朋友圈”,朋友之间到底属于那种类别的朋友,每个人各自心中都会有定位。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地,要想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或者某种利益的诉求,就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结识、结交并团结一定范围内人,并与之发生密切的联系,为的是达到日后或相当长的时间内合作共赢之目的,这类朋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友。
利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或者说相同、相近的利益关联,为了达到某种利益的平衡或利益的满足,营结而成的一种人际关系。利友之间始终以利益为前提,利益是维系彼此关系的`联接点或核心,一旦失去利益的关联,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一切皆会烟消云散,失去了利益的制衡,利友之间的关系就会因之消逝。
义友则是一种相对比较单纯的社会关系,这样的人彼此之间不为利益所驱使,维系其关系的核心在于共同的人生观、志趣、理想,它们之间的交往没有名利意识,名利对于他们来说显得淡薄。义友之间没有强烈的物质及利益意识,以情致为主导,不为时空、地位等外界因素所影响,彼此之间几乎是心有灵犀、心照不宣,一举手一投足都能心领神会,
做什么事情都能密切配合。义友是一种稀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色会关系,俗称知己。因为稀有与难得,所以古今常有人慨叹,人生难得一知己,知己显得极其珍贵。
义友之间彼此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得益彰,相互付出又毫无怨言,无怨无悔,无所保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朵奇葩,为众多文人志士所推崇,管鲍之交、知音之交、舍命之交、胶漆之交、鸡黍之交、桃园之交……字里行间无不透漏出一定的信息,他们无不以义字开始和结束,成为古今传颂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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