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文化节征文作文【一】
我对朱熹的认识缘自鲁迅。鲁迅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良心”和“中国的希望”，以启蒙为己任的鲁迅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人，其中就包括我。客观上讲，从汉武帝到宋理宗，这一千多年是董仲舒的儒学时代。董仲舒倡导的汉代经学，已经偏离了儒学的原教旨，加进很多汉代人特有的迷信。千年的世事沧桑，到了南宋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进步，汉代经学已经是破屋漏雨、破船漏水，无法自圆其说了。朱熹的理学于是应运而生，红火了几百年。中间虽然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冲击，几番较量后，还是理学占了上风。到了清末民初，被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气蒙了的文化人，开始反思。先是龚自清，后是谭嗣同，再后来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诸君。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朱熹的理学盛行，国民性孱弱不堪、奴性十足，造就出来的都是没有血性、没有狼性的彬彬君子。鲁迅有名的理学“吃人”说，就如此深刻地印在我这一代人的思想中。至于朱熹的理学本身究竟为何物，一般人其实并不懂得。文革中的批孔闹剧最滑天下之大稽，说它上承五四精神吧，却闭口不谈科学与民主;说它下开思想自由之先河吧，却对钳制自由思想的法家推崇备至。这笔糊涂账还没有算清，八十年代的李泽厚们就高举启蒙大旗，发起又一轮声讨封建、其实是声讨朱熹理学的思想战争。这场思想战争到今天还在继续，年轻一代(相对李泽厚先生而言以新批判主义为大本营，以启蒙为己任，继承着鲁迅，批判的锋芒依然直指朱熹理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思想之芒》，简述过论战的情况。我曾经是鲁迅的崇拜者，是李泽厚的崇拜者，是新批判主义的拥趸者，我的许多文章都对朱熹理学大加挞伐。说句不怕丢丑的话，我从来没有想到去认真读朱熹先生的原著，所有的观点都是时代教给我的，所有引用的朱熹的话，都是被精心挑出来供批判用的材料。及待我读了朱熹的原著，方知在很多方面误解了朱熹。朱熹理学的真理程度且不论，起码，一百多年来的民之疲弱、国之外侮，不应归咎于它。它也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或许还是中国未来思想大厦的椽檁和砖石。
朱熹理学，顾名思义，“理”在朱熹的哲学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什么是“理”呢?朱熹认为，万物有万理，万理加起来就是“太极”。很有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理”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开天辟地之前，“理”已经先天存在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见《朱子语类》“气”在朱熹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朱熹认为“气与理”是不可分割的伴生物，“气”好像是“理”赖以存在一种形式。也就是说，真理是以物质运动为前提的，没有物质的运动，也就没有真理。实际上朱熹已经摸到客观真理的门口，与辩证唯物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朱熹到了这里就止步了，他说：“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也就是说先有意识的“理”而后有物质的“气”。前边说理、气之序无先后，后边又说理在先，气在后。反映了朱熹思想中的矛盾性，他无法自圆其说时就用“相似”二字来搪塞。这一“相似”，就把朱熹的哲学思想“相似”到唯心主义的阵营。朱熹是一个熟练的佛学家，他把佛学中精巧细致的思辨用于哲学的论述，较之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更有系统性。这样的哲学思想显然不会在大众中流行，不会产生国弱民疲的后果。受人诟病最多的是朱熹世俗的儒学教化。他认为儒学的精华不仅在“五经”之中，更体现在“四书”里边，而汉代的经学不以“四书”为念。经过他重新解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了理学的经典。用以克服颓废的魏晋风度、改变唐代的尊卑失调，纠正南宋的萎靡不振、人心涣散。朱熹希望建立一个周密的、有秩序、有效率、符合人伦道德的社会。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君臣同心，抗击外族的侵略，才能担负起国家救亡的任务。他专门为青少年编著了《小学集注》，教导他们如何遵守秩序、修身齐家，非如此不能担负起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收复北方山河的重担。他编著了《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期望从儿童起就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待人接物的习惯。如穿衣要整洁，说话要和气，读书要耐心，吃饭要慢咽，待人要持敬，做事有涵养，做人莫放纵等等。这些要求即使在今天看来，对儿童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由于朱熹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投降、主张武力收复国土的主战派，他要人们“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寇”，所以投降派们视朱熹为敌，视朱熹的理学为“欺世盗名、不宜信用、遗祸于世”的“伪学”。投降派还企图从人品上搞臭朱熹，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霸占友人财产、引诱尼姑当小妾的“罪状”，逼得朱熹不得不向宋宁宗认罪，违心承认自己“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逼得朱熹的学生们或隐居山林，或改换门庭，或放荡勾栏，即使如此，还是被当局罗织了一个以朱熹为首的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案”。庆元六年，朱熹在失望与苦闷中离开他挚爱的国家和人民，他在理论上构建的新社会理想，注定在南宋那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朝代无法实现。
朱熹理学走上神坛，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盛世尊孔的需要。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追求的最高目的是周礼。周礼是一种秩序，即在尊卑有序的前提下，社会各个阶层都温情脉脉地谨守本分。上无苛政之疾，下无造反之心。理学没有动摇孔学“礼”的根本目的，但是把长幼尊卑秩序纳入礼的范畴，并把它说成是天理，而个人的***是无穷的，不能放纵，只能克制，否则人欲横流，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这就是朱熹著名的论断：“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任何一个专制社会的统治者都乐于看到的景象。元、明、清三朝，都把理学奉为治民的不二法门，也就不奇怪了。二是把理学极端化。封建统治有个特点，就是政治和思想的高度专制。理学既然有此治民的功效，元仁宗时代就规定，科举题目就在“四书”中，答案以朱熹的解释为准，其他思想都是异端，必欲铲除而后快。明代末年有个叫李贽的向理学发起挑战，最后死在监狱。理学的负面作用由此而始，鲁迅没有错，问题出在政治家对思想成果的操弄。只说半句真话等于撒谎，强调真理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否定真理。
在人类文明的灿烂原野上，思想是最自由的花朵，就像春有桃、夏有荷、秋有菊、冬有梅一样，强制要求“我花开后百花煞”，其结果必然是“百花凋零一花谢”。思想又是一条流动的河，漩涡、浪花、激流使得河水生生不息，一旦河水停止了流动，再清的河水也会死寂。理学被封建政治极端化、单一化的结局只能导致理学的衰落。理学是为那个特定时代量身定做的思想。试想，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却要求它观照清代的现实，岂非刻舟求剑?这不能责怪朱熹先生，甚至也不能责怪理学本身。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不能责怪奥古斯丁一样。就像希特勒发动二战不能责怪尼采一样。就像东欧解体不能责怪马克思一样。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个时代背景，离开这个背景，思想就不能适应，需要进化、修正甚至解构。世界上没有凌驾于万世的思想。
公寓文化节征文作文【二】
南宋伟大理学家、思想家朱熹。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字号：元晦、仲晦、晦庵、云台子等，他是宋建炎四年也就是1130年9月15日诞生于尤溪郑氏草堂，1200年4月23日在建阳家中去世，享年71岁。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公寓文化节征文作文【三】
可以说，我的成长是与红色文化密不可分的，甚至我到目前为止成长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在红色的文化里熏陶的。
我常在自己的个人简介里写下这样的话：“祖籍在井冈脚下，生长于赣南山区，蜷居南昌某高校”。这么一说，也便把我和红色文化中的三个摇篮联系在了一起。我们都知道，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赣南是中央苏区的摇篮，而南昌又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摇篮。
我的祖籍是在井冈脚下的永新县，用祖父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抬头见井冈的地方。于是我从小就在祖辈的教导中，了解着关于故土，关于井冈，关于中国革命的过去。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课本里，在课外书中，又读到更多关于故乡的字词，关于那段属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记述。
我清楚地记得，“三湾改编”在永新，“龙源口大捷”在永新，我清楚地知道，我从永新登井冈的路，是红军曾经走过的路，踩着的是革命的足迹。提到我的故乡，我是自豪的，因为它记录着中国革命的最初，记录着一个伟大祖国的前行足迹。从小到现在，我多次登上井冈，每一次，都有新的感触，每一次，都对生活多一点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强盛，更叫人记住曾经抛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我出生在赣南山区，在很小的时候，便知道赣南有个叫瑞金的地方，那是曾经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被称为“红都”。慢慢长大，知道赣南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红土地”。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赣南的大部分土壤都是呈红色，还是因为赣南几乎所有的县区都与红色文化密不可分。就拿我所在的小县崇义来看，历史中也曾有过“上堡整训”这样的记录，当时的我党高级军官王尔琢就牺牲在崇义，纪念碑名还是由肖克将军亲笔题写的。
我们无法忘记，那段属于赣南的红色传播，那段属于中央苏区的历史。写东西的我，偶尔捕捉了一些关于赣南的文化信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民谣，是当地人民对苏区干部的最高评价，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记录了南方游击战争的艰难，抒发了我军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念。
再说说南昌，上大学来到这座城市，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不能说很熟悉这样一座城市，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走了那些革命的遗迹。寻访了那些纪念着红色文化的标志。去过了八一起义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走过了八一起义纪念馆、朱德训练团。每一次出行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玩，多了一层历史的洗礼，多了几分心情的凝重和深沉，每次回来却也是收获不少。
我们不能忽略，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南昌城里的那一声枪响，它划破了原本宁静的夜空，写下一段历史。这一枪，是武装斗争打响的第一枪，自然也具有非常的意义，而江泽民同志题写的“军旗升起的地方”，更是把南昌这座英雄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参加征文活动的人，因为我通常以为征文大多是应景之作，写不出什么真情实感。而这一次，不能不说有些机缘，无意间在办公室看到这本《红色江西》的读本和这样一个活动启事，一下子有种热情涌动，于是写下了上面的文字。也许往往是饱含了太多的情感，才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去表达，因为再多的文字，都无法合适的记录自己的满腔衷肠。
有一句话叫，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而红色江西就是这样一段属于江西的，属于那个革命战火年代的过去。它是一段让老一辈革命先辈怀念起来都倍感艰辛的历史，更是一段值得每一个在这个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心里铭记的历史。读着《红色江西》里的每一段文字，就是在回顾那一段过去，那些往事历历在目，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而每一段都是那么牵动人心，每一次的革命进程都是今天幸福生活的铺垫，是前辈的鲜血换来的。
有时候这样的话说多了反而显得有些虚情假意，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常常写下这样的词句，读着这本书里的文字，我越发怀念那个属于记忆里的岁月，记得作业本上写下，红领巾是革命志士的鲜血染成的。而现在社会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只看到了金钱和地位，只看到了利益和权力，忘了今天的生活是有着怎样的历史，忘了今天的幸福是建立在怎样的奋斗基础上。
学习红色江西的历史，真正的意义就在于让更多的人回顾这么一段过往，回顾属于井冈，红米饭南瓜汤的生活，回顾属于瑞金，苏区干部艰苦朴素的传统，回顾属于南昌，血雨腥风斗争的场景。再想想现在，饭饱衣暖、生活富足、平安和谐，还有什么不满足，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贪婪和谋取。
当然，不是我要去标榜自己什么，也不是我能改变怎样的现状，只是作为一个在红色文化里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我觉得我有必要写下这么一段文字，不管它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能让多少人产生一点点触动。
只因为我觉得有那么一段历史，是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的，只因为我是一个江西人，一个在红色文化里成长的青年人。
公寓文化节征文作文【四】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长着一身义骨。他们对上级忠义，对下级仁义，对不平之事伸张正义……中国人重“义”，正是这种大义，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倍受钦羡。
“义”成了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讲仁义、守忠义，伸张正义的事迹举不胜举。就用三国时期的蜀国来说吧。
刘备刘玄德是蜀的建立者。他为人仁义。三顾茅庐后他把自己比作鱼，把孔明比作水曰：“我得孔明，如鱼得水。”可见他对臣子的仁义。不只是对臣子对百胜也一样。有一次刘备率军被敌人追赶。刘备路上遇到逃难的百姓，就带上了百姓一起走。由于百姓速度慢，敌军穷追不舍曾有人进谏：玄德弃下百姓先走。刘备不但没有丢下他们反而带他们逃离险境。有一次行军途中，刘备遇上一老一小收留了他们，这足以说明他的仁义。
再说关羽关云长有宝马“赤兔”，此马先后跟随了丁原、董卓、吕布、曹操、关羽。此马深通人性，可谓马中之宝。有一天，一个人化妆成关公的模样来盗马。赤兔马一声长吟，唤起众将士注意，捉住了盗马贼。关公念他为母治病取赤兔，免他死罪，这就是“簪打姚斌”的故事。可见关公的仁义。关云长重忠义。在一次战役中，关公负责保护甘、靡两位嫂夫人，刘备、张飞在前线打了败仗。曹军围攻关羽，为了两位嫂夫人，关羽降曹。曹操很看重关羽，不惜把宝马赤兔赐给了他。曹孟德为了讨好关羽，看到他的战袍又旧又破，赐给了他一件比上件好上几倍的战袍。第二天，曹操问为何把新战袍穿在里面，他说：“这件战袍是我大哥刘备送的”。曹操为了使关公归顺于他。借房间不足为由让甘、靡二位嫂夫人与关公住一间房以乱其性。关云长每天拿刀站在前口为嫂夫人守卫，一日早晚三拜，可见他的忠义。
张飞为人仗义，“张翼德怒鞭督邮”众所周知。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讲了徐庶对主忠义的事迹。他被曹操挟入曹营，不能脱身，他从此一言不发可谓一位忠心耿耿的良臣。
在这里我必须提出一个观点：哥们义气。这不能算义。
要做到义，就要做到对他人、对集体、对国家有利。
“义”是中国人的`灵魂，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讲仁义、守忠义，敢于伸张正义，坚守结义，发扬中华民族的大义。
公寓文化节征文作文【五】
今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五，是中国一代儒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当天，来自韩国、日本、台湾及大陆等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首朱熹曾长期生活、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的武夷山市，探究朱子文化对于东亚文明的影响力。
“在中华文化中，朱子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朱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首先表示，朱子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现今道德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宝库，血脉相承的两岸同胞更应在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则指出，朱子文化让两岸民众越走越亲切。“前几个月我带了一些台湾学生到武夷山重走朱子路，很多学生虽然是第一次到大陆，但是他们跟大陆同胞没有隔阂，一路走一路探讨朱子文化，彼此增加了解、增进感情。”
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常务理事朱茂男说道：“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两岸在共同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的同时，也为两岸交流交往形成了和谐的氛围。”
朱茂男认为，“理一分特、求同存异”的朱子思想是两岸现今必学的课题，也是不变的真理。
朱熹是是中国南宋思想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的家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家教庭训的懿范，并广泛传播到东亚国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上称朱熹为朱子，他对后世影响的言行诗文的文化称为朱子文化。
据了解，在台湾，崇尚儒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台北孔庙每回祭孔子之后便是祭朱子。
公寓文化节征文作文【六】
朱熹幼年时，其父仕途坎坷，一家人漂流于尤溪、建瓯、政和之间。期间，朱熹常随父亲到政和铁山祭扫祖父祖母墓，留宿于父亲创办的云根书院，讲授理学，或数月，或半年。云根书院、韦斋书室对朱熹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薰陶作用。朱松临终时还谆谆教导：汝勿忘父，祖之学志也。
很多人感叹于朱子没有在他的孕育地留下墨宝，但是我们还是从一些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些朱熹当年在政和写下的文字，窥见了少年朱熹的雄心壮志和对政和的情感。
《十月朔旦怀先陇作》诗是少年朱熹在政和祭扫祖坟时，留宿护国寺时写下的。诗末四句写道：“封茔谅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表达了少年朱熹奋发勤学的壮志。
“踏破千林黄叶堆，林间台殿灪崔嵬，谷泉喷薄秋逾响，山势空濛画中垂，一壑秖令藏胜槩，三生畴昔记曾来，解衣正作留连计，未许山灵便即回。”这首《瑞岩诗》诗就是朱熹游览政和锦屏、洞宫等地后所作，诗中对政和迤逦的风光充满了无限感情。
朱熹留给政和的远远不止于这些文字，政和的山山水水留下他的款款足迹，政和的历史文化积淀他的理学渊源。为了祭祀朱文公，明嘉靖时知县俞时歆建“朱子祠”，安设朱子牌位于云根书院，明、清时期多次修缮重建。风雨岁月，故址无存，但是朱子文化却在这里深深的扎根，如政和县政府后朱松当年所植大樟树，枝繁叶茂，葱葱茏茏。
公寓文化节征文作文【七】
我相信，命运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
三国纷争，群雄并起。有志者，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置对方于死地而一统天下，又随时担心着会被对手吞并而消亡。我武不如关张，谋不如诸葛，但在乱世中，我无疑是个英雄，成功的人生策划家。“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刘邦兵将，三人而已”，我刘备既能拥有天下奇才一人，另有“五虎上将”为何不在乱世中驰骋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呢。
我从一个家无余财，身无专长的“涿郡小辈”、“织履小儿”，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终成与魏吴三分天下而得其一的人物，本身就是令人赞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