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荆柯却不明智,他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他在卫、在榆次、在邯郸之时,人们对他的期待很低,卫元君不用他,盖聂“怒而目之”,鲁勾践“怒而比之”,这些人都看不起他,而他自己却认为自己不是平凡之人,整日与高渐离饮于市,歌于市,旁若无人,最后还真被太子丹看中,担负起刺秦的重任。结果,秦王没死,自己这方先死了田光、樊於期,最后自己死了不算,还加速了燕的灭亡。太子丹开始说他能刺秦时,荆柯还说“恐不足任便”,没想到,经不住太子的“固请”,荆柯竟不顾此“国之大事”而接了这个活,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他荆柯就被别人的期待弄昏了头。结果,在他死后,鲁勾践笑话他说:“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囊者吾叱之,彼以为我非人也。”
2、感情,似乎是一种十分缥缈的东西,但它却时时刻刻都存在着,时时刻刻都围绕着我们。亲情、友情、爱情……而我们正是有了感情,生活才更加精彩,我们正是有感情,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3、我常常怀念远古,那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时代。那些君子翩翩风度的背后,是一个用诚实、信用、执著的信念支撑的人的结构。那别萧萧易水而去的壮士,难道他不留恋自己的家园故国?难道他不知道深入虎穴的险恶与危难?他义无反顾地去了,去得那样坚定,带着一腔对国君的忠诚和满怀对誓言的忠贞。那手执和氏璧在秦王殿上慷慨陈词的蔺相如,难道不知秦王的阴险与贪婪?他在出发前已经许下完璧归赵的诺言!他正是循着一条实践诺言的艰难道路在英勇地捍卫国家的利益和个人心灵深处那份不朽的契约。
人在做事时总会受到感情影响。感情是促进人正确认知事物的催化剂,正是有了感情,人对事物的认知欲更强,更能加深对事物的认知。易水河边那位高唱着“风萧萧今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柯,正是因为对燕国的感情,使他认知了为国牺牲的意义和人的价值。在抗击“非典”那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我们多少可爱的白衣天使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其中一个就是邓练贤。他说过“选择当医生就选择了奉献”,从中我们看到了他对人民、对病人的那一份真挚的感情。正是这一份真挚的感情,促使他勇敢地战斗在“抗非”第一线;在病房里,正是这一份真挚的感情,使他不畏被感染的危险,坚守一线抢救照顾病人,最终不幸因感染病毒而去世。
4、古时,荆轲因勇刺秦正为人称颂。的确,荆轲的勇气是非同一般的,然而,我总觉得荆轲死得糊涂。记得《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历史,此话可算得至理了。战国后期,七个诸侯国再加上七零八碎的许多小国,中国被分得支离破碎,多年战事,弄得民不聊生。这时候,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是民心所向,可惜,荆轲不知这个理,他一心一意要***秦王,促成那一批势单力薄的小国。不过,荆柯毕竟只是一介书生,战国以前的历史也不很长,他不明白分久必合的道理是不足为怪的。荆轲死了不算,秦王恼羞成怒,下令立刻攻打燕,救燕不成反加速了燕的灭亡,荆轲实在太失算。所以,荆轲不但没救燕,还加速了燕的灭亡,真是太糊涂了。
5、荆轲刺秦王是一个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广的故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今人的眼光去看,荆轲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手,说不定还可能被扣上“恐怖分子”的罪名呢。依笔者看来,燕太子丹雇佣荆轲去刺***秦王,以为刺***了秦王就可以阻拦住秦军的东进步伐,真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是一种太幼稚的想法,根本解决不了当年的政治问题。事实上燕国很快就灭亡了,这与荆轲刺秦失败不无关系。但是荆轲绝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普通简单的“恐怖分子”,更不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亡命之徒,看《史记•刺客列传》,似乎又很难界定其身份:表面上看确为一个***手,但是却与聂政这样目不识丁只有匹夫之勇的粗人不同,他“好读书击剑”,称其为知识分子也不无道理。在那个分裂割据战争迭起的年代,荆轲的出现,实为罕见和奇缺,遗憾的是能文能武的荆轲未能实现白己的目标,人们就更对其怀有无限的同情和哀怜。
6、据《史记》所载,燕太子丹嘱咐荆柯:“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之。"这就是说,至少燕太子丹起初是想生擒秦王赢政,胁迫他退还己侵占的诸侯国领土,如果这一步能取得成功,他们未必想害赢政的性命,倘若赢政不肯,他们才准备***掉他。荆轲刺秦体现了一种阻挡秦国继续攻打其他小国的企图。无论是退兵之计也好,或仅仅是缓兵之计也罢,这应尚是荆轲为解燕国之困,更是为所有诸侯国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7、有人说,荆轲仅仅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种方式,为了燕太子丹设置的情感和信义的罗网而无法自拔,在身不由己地异化为一把刺秦的匕首中完成了个人的悲剧。也有人说,荆轲为了去兑现那个时代所崇尚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而用生命拥抱信仰,这就注定了其完成的必定是个时代悲剧。其实,在那个大悲大歌风起云涌的时代,荆轲也犹如一颗没有决定输赢勇气与权利的棋子,在那个时代,荆轲的选择是二元对立的,同时,他的选择也是步履维艰的。无论哪个时代,生命与生活都充满了悖论,面对扑面而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也常常走出了一个陷阱,却又陷人了另一个困境。人总是处于一定的时代,我们从一个时代去反观另一个时代的局限时,往往忽略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用白己所处时代的价值作为标准去衡量荆轲那个时代的信仰价值。因而,荆轲的选择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也是那个时代的无奈。其信仰的成功度己体现在其悲剧行为过程的执著中。
8、有一种观点认为,秦王固然该刺,但荆轲的人品行为并不足取,他也不是一个称职的刺客或侠士。唐代文豪柳宗元就写诗责备荆轲“愚蠢”,与东晋诗人陶渊明对荆柯的盛赞形成鲜明对照。就在今天,很多人对荆柯也有不同看法,甚至同一个人对他的印象也是一波三折……
有人认为:面对因剑长拔不出的秦王和皆没有武器的群臣,荆柯竟然没有能刺伤秦王,他被秦王的淫威慑服了,固有的不学无术,整日与高渐离击筑唱歌的消极一面都在这一刻显露得淋漓尽致……
两千年弹指而逝,荆柯到底是侠士还是刺客其实已不重要。客观地说,他既是崇尚节义的侠士,也是冷血无情的刺客。历史上多少英雄人物仔细分析起来都具有两面性……
达尔文是19世纪著名的科学家,进化论的创始者,他生前常说,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和学说是“集体的产物”。在一封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那些可钦佩的观察者所搜集的大量材料,我决写不出那本书来。”事实上,他和华莱士的交往便是科学家这种谦虚无私精神的体现。
华莱士是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比达尔文小14岁,他和达尔文一样,进行着科学考察的活动,曾到南美的巴西、马来半岛等地做生物考察,采取动植物标本,在同一个课题上进行研究和写作。其间,他读过达尔文的《一个植物学家的航行》,也和达尔文有过几次通信,讨论交流研究心得,不过两人都没有提及他们各自的独立研究和正在写作的具体内容。
1858年6月18日,正在努力撰写《物种起源》一书的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寄来的一篇关于进化论的手稿----《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达尔文惊诧得目瞪口呆,他说:“我从从未见过有这种更加令人惊奇的偶然巧合。......他现在采用的学术名词,甚至也和我的书稿中各章题名相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进化论的优先权将归于华莱士了,达尔文再发表著作,就有抄袭和剽窃之嫌达尔文这时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要知道达尔文已经从事20多年的研究了,当他环绕全球作科学考察时,华莱士还是一个刚入学接受启蒙教育的小学生。达尔文由于旧病复发,加上孩子们身体不好,使得写作时断时续,进度很慢,才让华莱士后来居上。但他不愧是品德高尚的人,他决定退避三舍,成人之美,建议华莱士赶快将论文发表出来,同时为了避嫌,他打算中断自己的写作,让华莱士独享荣誉。
但是,华莱士也是品德高尚的人,他知道了这件事情后,不仅果断地放弃了优先权,而且满怀敬意地对人说:“当我还是一个匆忙急躁的少年时,达尔文已经是一个耐心的、刻苦的研究者了,他勤勤恳恳地搜集证据,来证明他发现的真理,却不肯为争名而提早发表他的理论。”
最后在别人的.劝说下,达尔文同意和华莱士的论文合并,以合著的名义提交林奈学会宣读。达尔文非常感谢华莱士,他写信致意,并说:“如果有着可钦佩的热情和精力的人应该得到成功的话,那么您就是最应该得到成功的人。”
在华莱士的鼓励下,达尔文在1859年11月24日这一天,终于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一巨著,1250册书在当天销售一空。华莱士高兴地喝彩,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并将进化学说这一理论称之为“达尔文学说”。
东晋诗人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有一次,郡里的督邮到彭泽检查公务。郡里派人送信给陶渊明,要求他做好迎接准备,也就是备好礼品,备好美食佳肴,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来迎接。
陶渊明气得将信撕得粉碎。他大声说:“我决不为小小县令五斗米的薪俸,就低声下气地向那些家伙献殷勤!”说完,脱下官服,摘下官帽,交出官印,就辞官回家了。
分析:没有高尚的品德和气节就无法做出这样的举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世代相传,这正是人们对高尚品德和气节的追求与向往。
话题:“品德与气节”“人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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