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层又分为隐形分层和显性分层。王先荣提出隐形分层是以自然班为单位,综和考虑学生原有基础、智力特点、兴趣爱好、学习潜力等具体情况,“暗中”把相当水平的、某些方而相类似的学生归结为一个“层次”,并分配在不同的组内。显性分层教学是根据学生的英语知识基础、智力水平、学习能力、兴趣特点等因素,将其分成不同的教学班级,从而打破专业班级的界限,更加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活动。以期在学生接受能力的基础上,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隐性分层时,教师不向学生公布分层标准和结果,只是在小组活动、座位排定等活动中对学生进行特定的安排,从而实现针对性的分层教学。显性分层操作相对简便,分层标准明确,考核方法简便,但是如果操作不当会引起部分学生的心理负担,影响到分层的效果,达不到分层的初衷;隐性分层能够很好的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但是分层标准不透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应用受到限制,同时教师在操作过程中容易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
三、高职英
“层次性原理”认为教学过程是师生交流的过程。交流可分为不同层次:元素层次(词语交流;命题层次(语句交流;模式层次(语句网络交流。师生的交流必须在同一层次下才能进行。不分层的常规教学中,教师必须兼顾到同一班级不同学生的需求和接受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以牺牲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代价的。并且当需求、接受能力、英语基础等影响因素过于多样性的时候,教师很难在课堂上达到兼顾,即在此种课堂中很难找到一种可供交流的同层次的语言。而分层教学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应用语言学家克拉申在研究人的第一语言输入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i+1”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只有获得可理解性的语言输入,才能习得语言。这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理解了语言的含义之后才可能习得这种语言,人们习得语言的唯一途径就是获得可理解性的语言输入。他用“i+1”来表示可理解的语言输入。“i”代表学习者的现有水平,“1”代表稍微超出学习者现有水平的语言知识。如果学习的内容远远超出学习者现有的水平,即输入的语言知识对于学习者来说是不可理解的,那么就会使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行动研究在西方颇为盛行,人们对“行动研究”众说纷纭。英国的埃里奥特认为“:行动研究是在社会情境中进行了的,旨在改善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质量”。澳大利亚的凯米斯认为:“行动研究是社会情境的实践参与者(包括教育情境),为提高所从事的社会或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提升他们对实践的理解,改善他们所处的社会情境而进行的自我反思的探究形式”。美国学者迈克南对“行动研究”做出了总结性的定义:“行动研究是在一个特定的困难情境中的反思过程,在这个情境中,人们试图提高实践或个人理解。实践工作者开展研究,首先明确地界定困难;其次,确定行动计划,包括提出假设、检验假设和面对困难所采取的行动,接着进行评价以监督和确立所采取的行动的有效性;最后,实践工作者反思、解释、改进自身行动,同时与其他行动研究者交流研究结果。”由此可见,行动研究的特点表现在:研究与行动要融会贯通,理论与实践要统一;行动中要注重反思与改进,通过反思才能改进实践环节,这是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不间断的螺旋循环式的过程;研究中要强调多方合作与交流,进入大众的批判领域。行动研究成为促进高职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斯腾豪斯认为:“私下地研究根本谈不上研究,部分原因在于未公开发表的研究得不到公众批评的滋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将研究视为一种共同体的活动,而未发表的研究对他人几乎没有用处”。因此,行动研究并不是教师一个人的“独角戏”和“孤军奋战”,更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合作。这个合作是教师与同事之间、教师与校外研究者之间、教师与管理者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组成的“研究共同体”的合作研究。教师个体由于受认识水平的局限,对教育实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仅靠个人反思是不足的,需要集思广义,需要合作者的指导,才能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研究共同体”应营造自己的组织文化,以“问题即探究和学习机会”为核心,教师个人主动公开自己的研究设计、方法、过程及结果,依靠集体力量,围绕问题接受来自共同体的批判和质疑,公开经验的分享,重构教师的认知结构,提倡“多方互动、智慧均享”的理念,将个人难题转化为共同体难题,在集体智慧的引领下脱困。正如斯腾豪斯所言:“如果老师希望改进他的教学,可以录制教学过程,或者邀请同事进入课堂作为观察者来考察学生的理解力作为合作研究的基础。”基于合作的行动研究促进了教师向多向、多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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