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咱家只有一条狗,可他们家却有四条狗;咱家里仅有一个水池通向花坛的中央,可他们竟有一条望不到边的小河;我们的花园只有四盏灯,可他们却有满天的星光;还有,我们的院子中有这么一点儿,可他们的院子却又整个农场那么大!”
孩子单纯的心最容易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发现世俗之外的美丽天堂。何为富?何为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富人身边是摇尾乞怜的宠物犬,而穷人充耳都是柴门犬吠;富人能坐拥喷泉,但且看乡村小河悠悠;富人满屋灯火通明,又怎比得上满天星光;富人也许退守到自己的豪宅之中,却不知门外的满片土地。
在生活中,常听人抱怨,生来为何不在富贵之家,可我们却不知道,贫富的差距并不仅仅只是物质上的。
物质是身上的华服,而精神则是一颗心的高度。佛曰:唯心而已。一生匆匆,披星戴月。也许能换得金玉满堂,但换不来嘴边淡淡的微笑。钱为戈,引起这世上所有的烦恼。免去为金钱算计,也许你会有时间捧一本好书,品一杯好茶,听一首名曲,沐浴一天的阳光,这岂不是贫富的差距?陶渊明正是明白了这点,所以才会舍去功名,当了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而退出官场,归隐田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贫穷与富有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贫与富的差距是在纵向拓展的。纵是衣衫褴褛,也可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便道是:何为贫?何为富?这,便是“贫”!这,便是“富”!
贫与富的差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贫富的差距不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唉!可惜大多数人只看到了前者。
江上雪,浦边风,笑着荷衣不叹穷……
一直对知识分子问题比较关注,私以为,知识分子,在于“风骨”二字。风骨,体现在个人品格;品格,外化为对社会的公共事务的责任。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是公民精神的体现。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支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担当起宣扬公民意识的`任务。
所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说的就是这样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无畏的广博胸怀。
宗教里有这样一句话:“当他们在迫害异教徒的时候,你不动声色;最后,当他们迫害到你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替你说话了。”
从功利主义角度而言,公民社会,是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一份不平则鸣的公心,维持的是社会的运转,维护的是家国的秩序,保障的则是每个人的具身利益。
如果有一天,饿殍遍坏而无人低头关怀,世界则离地狱不远矣。精英贵族精神的沦落,是从冷漠开始的。
知识分子,不仅仅要关注自己的专业领域。作为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更要如上所言,关注那些涉及到全人类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
如果当初,德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抵挡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便会少了许多奥斯维辛式悲剧。
如果当初,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意识形态的隔阂便不会那样旷日持久。
听其言,观其行。考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有责任感,要看他(她)能否为细微之事不平则鸣,为重要之事挺身而出。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公民,我想,对看看阿伦特、波伏娃、萨特、加缪、阿隆、布鲁姆,是有益的;多看看蔡元培、鲁迅,是有益的。
最后,要迈出第一步,践行为要。好比跑步,第一天启动了,自然而然便容易坚持下去。
作为一个公民,迈出第一步,是重要的。瑞士有一个说法:之所以瑞士百年来无战争,是因为瑞士人迈出右脚便是一个公民,迈出左脚便是一个战士。可见,作为公民和作为战士,是同样值得书写的。
担当起责任的重负,砥砺前行吧。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如果仅仅从精神是否愉悦的角度来讲,面对别人的成功,远远没有面对自己的成功那样令人诚服。但能坦然面对接受别人的成功,却是一种风度。在面对别人成功时,毫不在乎者难以成功,因为他们不具有成功者的风度,对成功没有渴望;面对别人心存妒忌,怨天尤人者断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不具有坦然的风度和开阔的胸襟。风度,是思想修养和文化涵养的外在表现,它的美是通过人的外在行为,如表情、语言、体态、等方面而显现出来的,它恰恰是人的内秀与外美的和谐统一的体现。外在美让人愉悦,内在美让人诚服,内外结合的风度美,则即能赏心,又能悦目。宋庆龄生前担任过国家副主席,而她的服饰却是非常简朴的,但她从来没有失过风度。她头上经常佩带几分钱一个的钢发卡。与孙中山先生结婚时的一套梳妆用具,她一直使用到逝世。宋庆龄穿衣服,讲究整洁,她很爱惜衣服。家里总是备着两套服装,在家穿普通衣服;遇到外出活动,会见客人,才穿质地好的衣服。宋庆龄的衣服,大多数是她自己设计由工作人员做的。年龄大后,身体发胖,她就把原来的衣服从腋下开个缝,按个边,加加肥,照样穿着。
像宋庆龄这样能在自己的光彩面前,保持淡然心境的人固然有一种风度,但能在别人的光彩面前保持安然心态的人更见风度。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信条是:“奥运之所重不在获胜而在参与,人生之意义不在克服而在奋斗。”1936年柏林奥运会,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参加跳远比赛,他最强大的对手是德国的鲁兹?朗。预赛时,鲁兹?朗顺利通过。可是,由于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欧文斯有点紧张,试跳两次未获成功。在关键的第三次,鲁兹?朗走了过来,用自己的毛巾给欧文斯在起跳处作了一个标号,使之进入决赛。几天后,欧文斯战胜鲁兹?朗,夺得金牌。这时,又是鲁兹?朗第一个跑了过来,举起欧文斯的手高喊:“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并赢得了看台上雷鸣般的呼应。欧文斯多年后仍这样说:“是鲁兹?朗使他懂得圣洁而充满关怀的“人类之爱”,才是真正永不磨灭的运动员精神。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种风度,每个民族都该有这样一种风度。所以,让我们能微笑地面对别人的成劝,让我们的胸襟坦荡起来,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风度。
大地宽容种子,才有绿色植物的生机勃发。大海宽容溪流,才有不竭源泉的汇入。现实宽容梦想,人类才有非凡的创造力。时间宽容历史,才有知识与智慧的传承接力。
人与人之间本就应该和谐相处,多一点宽容,少一点嫉妒。前一段日子报道了复旦大学投毒事件,本是最好的舍友,大家从千里之外汇聚此地本就不容易,这是一种缘分。本应好好珍惜,可是因为别人无意之间的'一句玩笑话,就向饮水机里投毒,让一个家庭承受着丧子之痛。供养一个大学生是何等艰辛,从一个人呱呱落地到长大成人这中间有多少肩膀支撑他。等到他年轻有为时本应让那些给他肩膀的人安心,而如今却让那些是时候依靠他的人何去何从?
而那个因冲动向别人饮水机里投毒的人又得到了什么?
那是一生的悔恨,是一辈子的阴影,这绝对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人。空有智慧与学历不为家庭考虑,不为后果考虑,待他该回报父母时,他在哪?等他报效祖国时,他又在哪?蹲在那个阴暗的牢房里去畅想未来吗?不想职责,不负责任,一味空想未来,也许其后果亦该如此,我无法去悲叹亦或是同情他。
宽容是一种忘却,忘记昨日的是与非,忘记别人先前对自己的谩骂,在岁月之流中,承接阳光的欢乐。
我无法猜测过程的是是非非,却已看到了结局。如果当初买饮水机时不去计较少了一个人的钱,结果会是怎样?如果当初两方说话语气委婉一些,互相体谅,结果又会怎样?如果再投药时不逞一时之快想想后果,想想自己应尽的责任还未完成,结果又会如何?
世上没有“如果”二字,亦无后悔药可吃。
宽容他人无疑于提升自己,事事都去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活得多累。生活道路多坎坷,尽尽自己的职责,付起自己的责任,多一点宽容,少一些计较,不要在小事上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善待自己,宽容他人,让世界多一份爱!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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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合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闭上眼睛开始默默的品味那悠悠书香中记载着的一位伟大人物波澜不惊的革命生涯,心中阵阵轰鸣,保尔?柯察金,他用生命诠释了他革命的尽头。
童年的时光给他带去了曲折和快乐,对他来说本该生活在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一个不完整的社会给他种下了革命的种子。他有着一段美好的初恋,他幸福过,他也放弃过,为了那颗革命的种子,小小的他,踏入了革命的硝烟。
少年时代挥手过去,年轻的保尔开始了真正的革命旅途,这一路上他遇到了太多的坎坷,饱受了太多的磨难。他迷失了么?不,这个处在水深会热的社会,让他倔强的走了下去。但是上帝去不垂爱这个勇敢的革命者,病魔像他无情的入侵,摧残着他的躯体,试图摧残他的精神,让他饱受痛苦和折磨。
但要知道,生命是希望的代名词,于是他摒弃了痛苦,选择了奋斗。他为自己争取时间,他要更多的为党做事,这样就可以让人民少受一些苦。他把自己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
贝多芬曾说:“我要扼住生命的咽喉,它决不能是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也许在他将永远只能在床上度过一生的时候,他也该放弃了,可是他却再一次掘强地用手中的笔作为革命武器。他的痛苦在不懈的战斗中变成了甘美。他永不停息的为革命“舞动”着。正如王尔德童话中的夜莺,为了圣洁的玫瑰,唱出自己最后的一滴血。
命运是一块绊脚石,有多少人回避它,而保尔?柯察金——用生命诠释革命的尽头。在艰辛的道路上,他用坚定的目光,无畏的心走完了他的革命全程。
我那噙满泪花的眼帘中,是他永不幻灭的身影。
你想把英雄这个称谓赋给谁?
在人们心目中,只有有着伟大事迹的人,才可被认可为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可我却认为,英雄,不一定要经历过与风雨、水火的激烈拼搏;也不是一定要在困难面前做出生与死的抉择;有些人,不求有一天能被人们称为英雄,只是在默默无闻的做着平凡而又伟大的事情。
我所说的这位英雄,没有那么多伟大的事迹,也不是那么众人皆知,但他在我心中,永远是英雄。
他——————一个平凡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在他的脸上,总洋溢着开心幸福的笑容。
小时候,我总喜欢依偎在他的肩膀上。我总认为,那宽厚的肩膀是那样的舒适,那样的`安全。它可以使我不受一点伤害。仿佛,那就是我无忧无虑的港湾。所以,我天真的以为,那个肩膀,只承载着我。
时间像流星划过长空,转瞬间,我已长大,无意间,我发现了原来他那乌黑的头发中,夹杂着许晶莹的发丝。脸上更是多了几道岁月留下的痕迹。
我时常看见他站在窗边,凝视着眼前的一切,时不时地发出几声长叹。我似乎也从这长叹声中明白了什么………原来,他的肩上还有家庭,还有事业,还有朋友,还有兄弟,还有生养他的父母。
近年来,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层出不穷。在单位,上好几天班,吃不好,睡不好,好不容易坐几个小时火车回到家,待不了一天又得坐几个小时火车回去。爷爷心脏不好,我又总拿他当出气筒,什么不愉快都撒在他身上,却从不考虑他的感受。尽管再烦再累他都以笑待人,从不将自己的负担强加在别人身上。就这样,他没有半句怨言,默默地挑起这些负担,用自己宽厚的臂膀,支撑起了这个家。无论谁的怨言,他为了让别人痛快,宁可自己难受。他心中有多少苦,有多少黑色,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只有用他的泪水,才能将这一片片黑色的阴云渐渐冲散。
他————————就是我的父亲。他平凡而又伟大,以一颗赤诚的心对待每一个人,用那宽厚的肩膀挑起一切。他—————也是真正的英雄!
“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这是《老人与海》中让我感触颇深的一句话。我想,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若可以做到这句话,他就是英雄。
文中的圣地亚哥老人在84天出海没有捕获一条鱼,别人嘲笑他,把他当作不折不扣的失败者,甚至于他的船帆看起来也是一面永远标志着失败的旗帜。但他没有退缩,仅凭着一个渔民对职业的自豪感和一个老人对生活及困难的不屈服,他冒险来到了墨西哥湾流,并钓住了一条大马哈鱼。
白天又黑夜,黑夜又白天,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在茫茫大海上与一条大鱼斗争了几天几夜,凭着他不屈的意志与顽强的毅力,老人捕获了大鱼。可美味的大鱼引来了一群鲨鱼。但他在这海洋的统治者面前,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甚至***死了一只鲨鱼!如作家张爱玲所说,这种毅力:“不是超人的,而是一切人类应有的一种风度,一种气概。”虽然老人最终只带回了一具鱼的骨架,但他伟大的精神力量,向大自然昭示着:这就是英雄!
宋代刘过曾说过:“人定兮胜天”。老人让我想到《亮剑》中的一个情节,遭到围困的骑兵连,面对日本一个强大的骑兵纵队,没有投降,没有逃跑,而是义无反顾地面对强大的敌人。虽然最后都牺牲了,却赢得了对手的尊重。真正的英雄就是在一切强大势力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顽强而永不妥协,哪怕明知是死,也要冲上去,不屈不挠地斗争!我们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在那个年代,我们中国涌现出了千千万万的这样的英雄,然而现在,我们更需要这样的人,社会要进步,这种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这种精神,是一个民族的保障和动力,这种精神,也是一个人生存的力量。
我难以按捺心中的激动之情,我只想说,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就应该有这种永不言败的自信,有艰苦奋斗、不畏牺牲的顽强精神,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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