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读这本书得时候,感觉什么都没读懂!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还是能看懂一点点的,在迷茫之中发现一丝光明。同时还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政治学》这本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经济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所以,似乎如果要更好的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从西方的政治研究入手。当然没那么多时间!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全书在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下面就想说一下自己的一点看法。关于公民的定义,从词源学上看,“公民”一词源于希腊文“波里德”(civis),原指属于城邦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他对公民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这样看来,在一个亚里士多德理想城邦中,要成为公民须要具备有权参加城邦职司、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善德、有闲暇以培育此善德等条件。总的说来,从事政治活动、享有政治权利无疑在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定义中占有较大的意义份额。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即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并不必然会同时丧失公民身份。但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可能连职业的优劣差异也可以使得一个人不能成为公民。记得看过欧美一部叫《星河战队》的电影,在那里面就有公民和平民之分,参军以后就可以成为公民!否则,都只是平民而已。在亚氏眼里公民资格是很难得的!还有一些是关于政体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政权的载体,城邦的建立有其特定的终极目的,即追求公利,充分发扬人的天性,促进善德,满足人们过优良生活愿望。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的深远。因为,在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普遍对利益问题予以了很大的重视,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在《论法精神》一书中对利益的本质,内容,特征及它对社会生活的作用都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强调“利益是我们唯一的推动力”,指出“人永远服从他理解得正确与不正确的利益”,并且主张“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很紧密地联系起来”。就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阐明了类似的观点“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等观点。
在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经济人”,说明了人们是为了利己才行动的!这与亚里士多德中的“追求功利”,“发扬人的天性”有莫大的关联性。所以要了解西方政治学或经济学可以先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作品。
急缓之术:事未发可忍,人不尽识可忍;急于知事,缓于近人;到位而不越位,用权而不争权。
对人才如何搭配使用才能激发潜能呢,所谓“分槽养马、合槽喂猪”;
对业务发展中的困难和兴旺时期如何给员工回报呢,所谓“春短则高屋喂草、春早则开栏放牛”;
在分配利益时,要兼顾对饼子有不同心态的人,可能老员工习惯吃现在的,新员工习惯吃未来的,中层骨干则最看中的是同甘共苦,什么时候分、什么时候画要有时机和对象的差异性;
厚赏的典型是千斤买马骨,所谓惜赏则应注意无功千万不能赏,此谓李广难封的道理。
名声关键在于服众,与人接触一般有主动接触、被动接触和自然接触,主动接触有做秀的嫌疑,被动接触有往往缺乏周密,最好是自然接触,留心日常工作的每个细节,抓住各种机会来树立威信。
关系在于交友,以事为引、互利互惠、循序渐进、交人交心。而与领导拉近关系的技巧在于“明义、暗利、愚忠、隐功”,其中道义的事要做在明处,而且要以领导的名义去做。
长本事不光要长才干,还要长品行。所谓“权胜才必有其辱,威胜德必有其祸”,显本事当然是从做成大事情入手,显道德修养则要从日常小事情上下功夫,因此想有作为的`人大事小事都不能疏忽,一定要尽力去做,所谓本事就是本来应该做的事。古云:君子之德,如明月在天,不可不使人知;君子之才,如玉蕴珠藏,不可轻易使人知。此乃什么时候卖弄、什么时候装糊涂的关键。
机会之门是靠德/才的张力才可能拉开的;和领导一起出差或者出游是最能拉关系的机会。
赏小取信,亲下得人,罚上立威。
无威令不行,无信行不果。所谓赏小是指在一些众人不在乎的小节上进行奖励,效果明显;有时候亲与威确实是矛盾的,基本准则是远亲近威;要取信,罚不如赏,赏大不如赏小,要立威,赏不如罚,罚下不如罚上。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从第二卷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了。政体的研究也是全书的核心和关键。“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亚氏认为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所以要研究所谓的理想政体,更要考察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政体。理想政体应当是能够实际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这种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庸主义式的思想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第二卷中亚氏开始了对其师柏拉图及其理想政体的强烈批判。他认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反对柏拉图整齐划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组合形式。他还反对妻子财产共有等等柏拉图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来,亚氏批判了柏拉图《法律篇》中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两种最坏政体形式的结合体—共和政体。在最后,亚氏还比较分析了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体形式,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翻开一些同学的政治笔记本,可以说是本教学实录。的确,上课时把教师讲的概念、知识体系、主题探究的分析方法和技巧等记下来,把听过或看过的重要信息清晰地保存下来,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但在实际学习中,不少同学忙于记笔记,没有处理好听、看、记和思的关系,一节课下来,他们的笔记记了几页纸,成了教学实录。但却忽视老师的讲解,忽视思考,以为老师讲的没有听懂不要紧,只要课后认真看笔记就可以了。殊不知,这样做往往会忽视老师的一些精彩分析,使自己对知识的理解肤浅,学习效率反而降低,易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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