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立足于现实的人、立足于你我他组成的社会。中国人从来相信,每个人都要讲道德,道德跟每个人有关;天道与人道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例如,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一方面赋予道德极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将道德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能够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尽心知性”,甚至可以“知天”。这就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增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华传统美德以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承认人不能离开“利”、应当“义利双行”的同时,强调要“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强调守住“以义制利”的红线,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此“重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义为利本”“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一切有道德的人特别是政治家,都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兴天下利”“利济苍生”。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关系,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公私的对立引起的,“善恶生于公私”。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下也体现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所谓“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此外,如何处置公私关系还决定着个人甚至国家事业的成败,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中华传统美德一直认为“公”是最高境界,“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因此,人也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应坚持“破私立公、克己迁善”原则,通过省察克治,做到“公重私轻,公而后私”,达到“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范中,如仁义礼智信、勤俭诚敬和等。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知行合一,在重视道德认知的同时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也就是在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的同时,努力促进道德意识的实践和力行。这不但是因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假对错的标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综上可见,中华传统美德充满了真善美,教会了历代中国人怎样立德做人、怎样治国理政,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如此,中华传统美德还为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不随物流、不为境转、不为名利而动心、不被假象所迷惑?从道德修养的层面来说,需要我们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丰富营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当众人被“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撩拨起续诗的兴致时,有人却嗤之以鼻:“参加接龙的很多人对诗的用韵一窍不通,折射出大众对真正传统文化的外行。在任何时代,真正的诗人都是寂寞的,诗歌都是小众的”,使不少网友“诗情酒兴渐阑珊”。
这一观点体现出当今一些人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存在的一大弊病:总是端着架子,否认群众基础,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充分显示其狭隘性。而这,也恰恰是他们相对落寞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的发扬,当有“大足以容众”之胸怀,有“海纳百川”之气度,而不能在自我设限中孤芳自赏。
那些文采斐然、炳炳烺烺的诗歌流传至今,固然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结晶,但我们不能因为只看到绚烂夺目的金字塔尖,就忽略历史中已被风化埋葬的金字塔底的大量作品。从某种角度看,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淘洗沉淀无痕的平庸之作,何尝不体现了诗歌所拥有的广泛群众基础?事实上,当吟诗作赋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文人特定的炫耀手段,文化创作才能具有活力,涌现佳作。
从《诗经》中的不少作品采自民间,到白居易写诗但求“老妪能解”,再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诗词的兴盛从来不是小众的,而是在让普通百姓怡情养性中根植了其勃发的生命,正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那些传世的佳作,恰恰是文人贤士从普通百姓中汲取养料,佐以自己的才华而挥就的。诗歌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诗歌从来不排斥普通百姓对它的唱和吟咏与逸兴遣怀。
作为“戏曲之母”,昆曲经历时代的变迁而一度奄奄一息。戏曲工作者们意识到,昆曲从家喻户晓走向没落,不是因为昆曲名家的离世,而是因为昆曲在大众市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渐失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开始引入歌剧、交响乐等流行元素,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吸引更多受众,而不再曲高和寡。当昆曲再次走进人们视野时,也走进了新的时代舞台,台下仍是一群不懂得“良辰美景”“似水流年”的痴情戏迷,台上是大师在演绎传统的精髓。这时我们懂得,没有一个文化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没有一个文化有资本筛选受众群体,多一分包容,多一分谦逊,才能换来更长寿的生命和更精彩的未来。
以精英品位为借口故步自封,最终只会日薄西山,上演一群圣贤大师在文化的墓碑旁落寞吊唁的悲剧。唯有敞开胸襟,接受不同文化水平的智慧,才能得到继承与发展,促成文化繁荣进步。时代需要包容,传统文化亦需包容。无论何时何地,传统文化止于独行,而盛于大众。
中华传统美德在华夏史上源远流长,自古至今,从未间断。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现在,美德已被有的人抛之脑后,不被重视,我想说,中华美德不能忘!
一天傍晚,在马路边上,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拿着几袋东西站在上面。寒风凛冽,天色阴沉,车站上的“母子上车处”显得十分显眼。母亲望了一下,咦?母子上车处里,怎么会有四个大男人在这呢?难道他们不识字吗?可是看他们绅士道衣冠楚楚的衣着打扮,怎么也不像一个文盲呀!
母亲瞧了瞧他们,排最前头的那位大爷,胖墩墩的,穿着笔挺的大衣。他眯缝着双眼微微一抬,又耷拉下眼皮,没有丝毫反应。再看看第二个人,戴顶军帽,穿着军大衣,双手插进兜里,平视前方,旁若无人。第三位,矮矮的个子,戴着一顶十分时髦的帽子,闭着双眼,嘴角向下撇,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再瞅瞅最后一个人,简直无法形容。大个子,大皮衣,再加上一个大口罩,真是滑稽可笑。
母亲提着嗓门儿,大声说:“难道你们不识字吗?这里是母子上车处呀!”可是,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时候,车来了。那几个男人一窝蜂地冲到车上。母亲看了看车里挤得满满的人群,又看了看怀里冷得发抖的孩子,年轻的母亲只好无奈地站在旁边,等待着下一班车的来临。
英国的弗o培根先生讲过:“如果有一个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公民。图中的那几个男人真的不识字吗?他们装聋作哑,面对寒风中的母子熟视无睹,毫无怜悯之心,真是让人痛心啊!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这些人明明认识字,为什么要装成文盲呢?难道他们早已把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遗忘了吗?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擦亮你们的眼睛,不要当假文盲,这样的行为是可耻的。中华美德不能忘!我们应该把它传播下去,让它成为每个人心里的标尺,让它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骄傲!
如今相对开放的国际环境,使得各种地域文化交汇融合,过各种洋节日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这使得中国的传统节日渐渐地不被重视。现今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肩负着的使命。
中国的传统和文明需要传承。这些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和发展的产物。现在的中国人,未来的中国人,若是无法了解自己的祖先和民族的发展,轻视这些传统和文明,那么这样的中国人也就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中国的传统节日和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品性的紧密联系,也使得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容被西化。中秋节寄托了游子对家的思念;端午节展现了耕作的劳动人民对丰收的喜悦;清明节表达了亲人对逝去者的.哀思;新年则体现了人民向往和平快乐生活的朴素愿望。这些节日背后所存在的意义,是任何一个洋节日无法替代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保护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从原来没有节假日变成了休假一天,电视媒体也日益加大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提高人们的了解和重视程度。
在这个受到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21世纪,我们太多地关注于西方万圣节的南瓜;情人节的玫瑰;圣诞节的白胡子老人。从而忽略了新年的“福”字,端午的艾草,中秋的月饼,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本土文化的丢失,没有了这些文化和传统,我们也将丢失自己的信仰,失去自己的特色。
身处于现今社会的我们依然要懂得不崇洋媚外的道理。外国的传统和特色往往不适合拥有古老历史的中国。就像君主立宪制不适用于中国;刀叉无法成为中国人吃饭的主要工具;直接的说话方式无法改变中国人的婉转一样,洋节日也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节日。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是历史文化在千百年里长期积淀和凝聚之后又经后人总结和实践而成的,从种种节日风俗里,后世的人们可以清晰地体验到先民生活的历史文化图景。当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的节日不再受重视,节日的文化内涵渐渐被遗忘,中国“文明古国”的盛誉也将不复存在。
我们需要加强对传统节日的宣传与弘扬,从自身做起,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有核的果实自然无法在自然界生存,没有粹的米粒总是扬着无知的头颅。在这个日新月异,传媒声喧杂的年代,你是否也被繁花迷了眼,丢了心?
今天,我们只会坐在草地上用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郭敬明);当简简单单而又通俗的《老鼠爱大米》唱遍大江南北时,谁有能重拾昔日哲人心中那”青青子矜”那般泛黄的感动?无可否认,青春文学可以带来梦幻般的感动,但倘若一个人的精神主体是这些,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在这个众生传媒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些人为了一点点事斤斤计较,谁又能理解”大同世界”的美好呢?谁又能重拾昔日大教育家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度量。
翻开厚重的古典书籍,我们看到的是老子用了五千个字写出的《道德经》,句句短小,却又饱含真理,孔子与弟子言行在《论语》的二十篇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短短八个字,体现出的却是何等的重要。打开《三国演义》,是刘,关,张三人”不在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气;翻开《红楼梦》,是林黛玉“红藕香断有谁怜”的惆怅;翻开《西游记》是孙悟空的神通广大,唐僧的执着;”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司马迁用《史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翻开唐诗,是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怀念,是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放,是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国忧民。
魂兮,归来。
一个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需要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而对于每个炎黄子孙来说,中国的古典文化无疑是经典了。
从我们祖先的四大发明,到诸子百家盛况,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从现在每年的“感动中国”,到齐心共筑的“中国梦”,无一不体现我们的中华精神,无一不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是啊,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如今传统美德已经深深的植根在我们每个二中人的身上。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校园里,文明礼貌无处不在,它像绵绵细雨,滋润着校园,像阵阵微风,吹进全体师生的心田。同学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团结友爱,尊敬师长,文明之花常开放在我们美丽的校园。
走进我们的校园,浓郁的国学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张贴、悬挂的孔子像,随处可见的国学格言,儒家经典的校本课程……优雅的校园里无处不透着浓浓的儒学气息。“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只要你每天走进校园中,就会立该被校园内传来整齐的诵读声吸引。教室内课前诵读、老师办公室、教学楼前的空地上,我们一边做着整齐划一的动作,一边大声朗诵着《弟子规》。这个最通俗,经典的《弟子规》,无声无息地触动着我们心灵最深处,让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四度春风化绸缪,五番秋雨洗鸿沟。老师,这些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人,从现在开始向你们行“鞠躬礼”,是您教导我们要学会感恩,学会做人。其实,传统美德就在我们身边:向老师、长辈和客人彬彬有礼地问好的时候;向有困难的同学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举手整理教室图书的时候;学会向父母表达自己的一份孝心的\'时候;学会珍惜每一粒粮食的时候;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在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吗!
美德在我们心中,美德代代相传,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把文明美德传承下去,让美德之花开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位一生刚正不阿、怀才不遇的大诗人,身体每况愈下。他已知自己的时日无多,就把年仅十四岁的朱熹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又请五夫的刘子羽、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父亲撒手人寰,十四岁的朱熹强忍少年丧父之痛,扶持着母亲和妹妹前往五夫,开始新的生活。次年,朱熹葬父于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再葬寂历山。
朱熹幼年时,其父仕途坎坷,一家人漂流于尤溪、建瓯、政和之间。期间,朱熹常随父亲到政和铁山祭扫祖父祖母墓,留宿于父亲创办的云根书院,讲授理学,或数月,或半年。云根书院、韦斋书室对朱熹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薰陶作用。朱松临终时还谆谆教导:汝勿忘父,祖之学志也。
很多人感叹于朱子没有在他的孕育地留下墨宝,但是我们还是从一些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些朱熹当年在政和写下的文字,窥见了少年朱熹的雄心壮志和对政和的情感。
《十月朔旦怀先陇作》诗是少年朱熹在政和祭扫祖坟时,留宿护国寺时写下的。诗末四句写道:“封茔谅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表达了少年朱熹奋发勤学的壮志。
“踏破千林黄叶堆,林间台殿灪崔嵬,谷泉喷薄秋逾响,山势空濛画中垂,一壑秖令藏胜槩,三生畴昔记曾来,解衣正作留连计,未许山灵便即回。”这首《瑞岩诗》诗就是朱熹游览政和锦屏、洞宫等地后所作,诗中对政和迤逦的风光充满了无限感情。
朱熹留给政和的远远不止于这些文字,政和的山山水水留下他的款款足迹,政和的历史文化积淀他的理学渊源。为了祭祀朱文公,明嘉靖时知县俞时歆建“朱子祠”,安设朱子牌位于云根书院,明、清时期多次修缮重建。风雨岁月,故址无存,但是朱子文化却在这里深深的扎根,如政和县政府后朱松当年所植大樟树,枝繁叶茂,葱葱茏茏。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朱熹寓居建阳、武夷山之史事,尽人皆知,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来尉政和,群山迤逦千年不老的闽北古城政和,是朱氏家族入闽的第一站。现在大家都这样说,朱熹孕于政和,经过历史考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政和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更为准确,更能说明政和于朱子文化的关系。目前我们政和遗存的了两座对于研究朱子文化来说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那就是朱熹祖父朱森墓和朱熹祖母程氏夫人墓,朱森墓在铁山护国寺边,程氏夫人墓在星溪富美村。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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