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过一个富豪小羽的发家史,看似简单实则绝非偶然。
那是起于一种创新,对传统工艺的革新铺陈出光明的前景。创新是人类不竭的动力,历史的车辙转过时间的经纶,无数的事物被创造,被赋予新生,也有无数的旧物被淘汰,被时代遗弃。推陈出新,就如同物种的进化,就如同工业革命,就如同信息化产品的频频换代,是世界太过于正常的现象。物极必反,伪劣产品就是打击新锐的利器。那么最终成为一届富豪的小羽,是靠什么扭转局势的呢?
答曰:一为创新二为取舍是也。
所谓创新,小羽产业的兴起,是因为对工艺的创新;而扭转乾坤的关键,是对自身定位,产业结构的创新。通过试验个专利,一个新的产业平地而生;通过规范整个想要分蛋糕的人的市场,来促进产业的集体发展,树立自己的声望。
所谓取舍,试想,倘若小羽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又何尝能想到放弃独断,公开工艺,通过宏观的产业调控产业规则来实现致富呢?他舍弃了正版和专利的独断性,收获了名望、财富和由技术者像领导者的完美蜕变。
想要成功,要有从内部打破鸡蛋的勇气,要学会创新,告别固步自封。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是自然世界的法则;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这是历史的教训……凡此种种,不尽详述。
想要成功,还要有敢于取舍的魄力,果决地主动出击和懦弱的坚守逃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轨道。各有对错,但是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被动的一方,没有选择成功与失败的权利。一个成功者,当是自己的主人,对于自己的意志,要有当有的决断。有舍必有得,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
言而总之,敢创敢舍的天下,说的就是小羽这类人的成功之道吧。
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千年“鎏金铜蚕”,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见证了这段历史。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和平合作。公元前140多年的中国汉代,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15世纪初的明代,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互学互鉴。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为中国带来了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这是交流的魅力、互鉴的成果。
—互利共赢。古丝绸之路见证了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也见证了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在这条大动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阿拉木图、撒马尔罕、长安等重镇和苏尔港、广州等良港兴旺发达,罗马、安息、贵霜等古国欣欣向荣,中国汉唐迎来盛世。古丝绸之路创造了地区大发展大繁荣。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段历史表明,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
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更注重“鞭打快牛”,追求好上加好,容易忽视“鞭打慢牛”,促使迎头赶上。对待优者,过于苛刻,对于差者,过于宽容。实际上,优者,更需要宽容。
俗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健康的社会评价心理、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建立公平、公正社会的基本保障之一。对于个体而言,关系到个人前途命运;对于单位和组织而言,关系群体的生存发展,对于国家而言,关乎国运兴衰。
今天的中国,升腾着伟大的梦想。这需要各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敢于担责,勇于创造的“能臣”和“干将”来支撑。行业发展的引领者、区域发展的带动者,无疑是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快牛”,对于他们,应该给予更加科学社会评价和激励,以激发和带动全社会、多领域更多的人,想事干事、创新创造,让中国加速向梦想航行。
对于混在一些重要领域、行业和单位的庸官、懒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其无能力、不作为、不担责,所形成的庸政、懒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难以估量,甚至令人发指,超过一些有为但有过的官员。这里指的是谁,你们自己清楚,请自觉对号入座。对于这样“慢牛”、“懒牛”、“害牛”,决不能仅仅因为一些浮闪的表象成绩而给予过高评价,而应该看成绩背后的本质和基础,务实评价,严加处置。
环视中国社会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增速发展,近年来经济增速有所减缓,但在全球范围,依然保持相对较高增速发展。国际国内一些舆论就因此看衰中国经济,对中国给予不客观的评价。在中国民主政治、人权、民生、环保等事业不断进步中,国际国内一些舆论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民主、人权等方面改善,舆论却大加赞美。这无疑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认知。
作为领导者,当我们“鞭打快牛”时,更应该关注更多的.“慢牛”,适当的时候,也应该抽打几下;作为舆论的关注者,当我们从“鸡蛋里挑骨头”看待优秀者的时候,应该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在后进者那里,给予必要审视;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当我们学会用宽容的心理,容纳“快牛”之“慢”,我们就更懂得如何让“慢牛”变“快”。
如此,国家将更美好。
通常,我们对一个人的仇恨只有在他死时才会停止,因为只有当他成为过去是,他才不再试图支持和夺取过去。但是,仇恨在仇恨之人死后犹存,因为仇恨是由我的'自由发明的,而仇恨即使作为我的过去,也仍然存在,因为过去永远存在(直到我死)。
我的过去不同于我的可能,过去不再具有任何可能,我要成为我的过去,就是要成为一个实心的自在,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
被仇恨的人经常感到委屈:人们怎么能因为曾经的我而仇恨现在的我呢?许多哲学家也坚持这样的观点:我对于我不能做任何陈述,因为在线性时间的轨道上,我在不断地成为虚假(非我、过去),我已经成为非“他”的另外的事物了。
这个“另外的事物”该如何理解?
如果我们不能站在现在去陈述过去,那是不是可以站在近距离的未来来陈述现在,就像猎人略微提前一点瞄准鸟儿将要飞到还没有飞到的地方?这种运动观念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说鸟儿做AB处,那么运动就是一连串的不动性,同样,人们就会把我的存在表述为一连串接踵而至的固定状态。
而实际上,我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因为我的现在对于我的过去来说是一种同质向异质的过渡,而是因为有一种生成,因为我的存在对我的存在方式而言是异质的。
把世界看成存在与非存在的综合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成。我们已经知道,存在与非存在并不是并列的两个实心的存在,而是一方以另一方的虚无为基础,因此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生成:我以不是我的过去的方式是我的过去。
这也是对上一篇提到的“曾经是”的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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