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在网上看见感动中国人物的新闻,其中我觉得高淑珍这位人物的故事十分令人敬佩,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我真想象不到当时的情景,是多么壮观。
高淑珍14年间,她接收了近百名残疾的孩子,却从来未收过一分钱,慕名而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每个人的精力有限,随着时间的过去,人慢慢变老,体力也大大比不上以前,加上家里地方有限,还债务累累,但是“不”字始终说不出口,无论多艰难,她总是尽最大的努力,让孩子生活过得好一些。
多么令人惊讶,很多人都会收养孩子,但是高淑珍不是几个,而是近百名的残疾儿童,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目,这些儿童不但不能帮忙,还要人照顾,看得出她很辛苦。在生活中,我收养过一只猫,它以前的主人觉得没用,把它赶走,我见这只猫这么可怜,样子又不丑,就把它带回家,给它东西吃,给地方它住,只要它还活着一天,我都会继续养它,绝对不会抛弃它。
高淑珍真是个乐于助人的人,跟她相比我真是远远也不够,她不求回报。明知道是有病的小孩,明知道自己会很辛苦,明知道不会有钱,但她还是毫不犹豫的收养这些儿童,一个下来,开支一大笔。高淑珍的行动和精神值得我向她学习。
我看到了《感动中国人物》里面吴斌的故事后,非常地感动,心情也是七上八下,连绵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吴斌的故事非常感动人心:2012年5月29日,司机吴斌驾驶一部客运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突然,一块铁皮从空中飞过来,一下把玻璃打碎,打中吴斌的腹部,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住方向盘,临死前还说:“快走!”就这样,这位司机守住了整车乘客的安危。
这篇故事,既叫我感动,又让我惭愧,要是我是吴斌,我刚被击中腹部就昏死过去了,哪有这种忍耐力?我也想到一件令我惭愧,证明我没有什么耐力的事情: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去珠海旅游,在宾馆里,我突然觉得腹部一阵抽搐,便跑到厕所,却拉不出大便,又觉得肚子更痛了,便叫来妈妈。我那时一阵大哭,痛得快晕了,哭了又哭,没完没了。妈妈赶紧拿出腹可安,我吃了后,觉得想吐,吐了出来,舒服多了。肚子不痛了,也不哭了。而妈妈在那笑我:“哈哈,男子汉大丈夫,小事也哭得死去活来的,那去打战,受了伤还得了哇?没耐力。”我不好意思,只好一个劲地说:“哎呀,别说了。”
这件事跟吴斌的义举比,显然微不足道。他英雄的举动,舍生取义的气概,都是我们该学习的模范。这篇故事,清晰了我永生的目标,给予了我坚定的意志,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呢?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出现不少大师(骨灰)级作家。有些被世界公认为顶级作家,曾一度被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譬如,鲁迅、林语堂、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被列为世界十大文豪之一,其文笔犀利,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令反动政府心寒。他所塑造的人物成为世界经典。每一个人物都形象丰满,栩栩如生,代表了一群人,其中阿Q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典型形象,像这样的大家今天少得可怜。那个时代,一代人的崛起,文学空前盛大,成为战斗的号角和舞台。不乏有巴金、冰心、茅盾、钱钟书、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老舍……他们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印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八十年代,新的文学崛起,各种文学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在各个角落。文学也一度开扩了领域,题材范围也广泛了。不仅大学校园文学社团摇旗呐喊,而且中学校园文学社团也纷至沓来,纷纷响应。这时期,文学空前发展,真是百花竞放。两千年后,文学开始走下坡路,一度消沉甚至沉寂。各类文学社团、流派纷纷瓦解,再也不倡导文学间接治天下。作为神圣的文学开始走下殿堂,不再受人青睐,也不是望尘莫及。就其原因,商品经济主宰市场,市场经济下,文学也商品化。任何事物,一旦贴上商品符号的标签,必然急功近利,文章的深度将受到冲击,最终分崩离析。之后时期,作家们有的开始掷笔,有的转向,创作一些投其所好的作品,为大众服务,获优厚报酬。真正创作有力度的史实性的文学极其罕见。文学的光环被愚弄。文学有自己的规律,如果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它发展的趋势显而易见。文学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特征,为某些人服务,以此达到津津乐道,那它离死不远了。文学本来自于生活,是生活的提炼和再创造,可惜的,今天的文学纯粹与政治划上等号,这就与它的精神格格不如,或许背道而驰,当然,它也将失去功用。
近几年,各种文艺充斥市场,弄得文学挺尴尬。文学创作的圈子减少,文学创作的路子狭窄,文学的路在哪里?神圣的文学样式被现代文明冲洗得七零八落,纯文学样式创作的生命力何在?新的样式悄悄地占领市场,成为主流文化,极迎合大众口味。如今,网络文学走俏,铺天盖地,迎风招展,那些诗化的文艺不知何时再吊起俗人的胃口?
我曾想,要纯文学占一席之地,并且占领市场,成为文化主流,必须:一、提倡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纯文学,从更深层、多角度挖掘生活层面。二、进行文学批评。只有百家争鸣,才会百花齐放。这些年,最失败的就是文艺批评还在原地打转。三、文学,是经典、圣洁的生活产物。不能打哈哈,不能自我吹嘘,不能相互奉承,否则,文学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怪圈,永远走得不远。近年,文学下滑,也可能就是大家互相誉美,媒体大肆炒作的结局。
决不能再让文学低迷、沉寂!再次郑重呼唤,就让那些政治色彩的文章通通靠边站吧!
中国没有像《红楼梦》那样大部头的文学经典问世,中国没有文学诺贝尔奖,也许因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吧?也许中国文学的中国特色?也许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许中国汉字的复杂表义?也许翻译家难以翻译出中国的韵味?或许世界大师们难以领略中国文化的神韵!
一阵掌声之后,整个会场始终洋溢着浓郁的温情与感动。从个个英雄的故事的过后,我总会不自禁的流出眼泪,我想,那也是我对他们由衷地发自内心的敬意与尊重吧。
胡忠,一名老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他与他的妻子原本能够轻松的过着日子,而他们却要与那些孤儿打交道,给孤儿温暖,成他们最好的父母。我相信,是他们爱与信念的坚持,用生命提携了孤儿的成长,让孤儿们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让孤儿们将来能够幸福。是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不正是这首歌蕴藏的道理吗?
刘伟,他从小失去了双臂,或许他曾抱怨过上帝残忍,或许他曾留过无数次的泪,但至少现在的他,有谁会在意他曾经呢?他虽然是残疾人,但他的心一定坚信:上帝在为你关闭一扇窗时,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当别人的目光叹息生命的悲哀,他依然固执地为梦想插上翅膀,用双脚证明那正是他飞翔的轨迹!也只有这样的信念才能有他现在的成就。一双脚竟能弹出那么美妙的音乐,其实这就是他的精神,不为叹息的目光而放弃的精神,他为上帝而活,为信念而活,为梦想而活!
她,一名母亲,最美的母亲。她,就是——吴菊平,她用她的手接住了一个从10楼坠下的孩子,虽然她的左手以多处骨折,但她在从来都不吝啬在镜头下的微笑。是啊,只有这样的奋不顾身,这样的瞬间才能体会到人间是有爱的。即使我们做不到吴菊平女士那样的行动,那么你就去为身边的人好吧。当你的同学向你借一只笔时,你能够微笑着递给他,当你的母亲叫你为他扫一下地,你能够很情愿的拿起扫把认真的扫,当你的老师为你布置下的作业,你能够从不抱怨的完成时,你其实就已经做到了。
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感动了中国,更为中国添了彩,所以不要忘记他们的每一个举动的代表着国家的荣誉都是全中国的骄傲!我们感动,我们为这十大人物感动!我们用感动彰显一个人物的高尚,我们用感动彰显一个国家的精神,我们用感动考验一个民族的素质!此刻,我们因为是中国人而骄傲!
高科技创造出大量新物质手段,大大提高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世界的丰富性反而越来越小了,复制化,克隆化现象越来越多了。
首先,新世纪十年意味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新时代的到来及其无孔不入的渗透。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地感受到科学的高度发展带给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剧烈,其触角伸向生活的方面之广泛。这令人欣喜也令人焦虑。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自行车时代跳进了汽车时代,继而要跳进高铁时代。小汽车销量的惊人,动车的提速,高速公路的密布,地铁的扩线,资讯的发达,手机的流行,网络的无所不在,都在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时空观,人与人在身体的移动和信息的交流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近距离。自然这不包括边远的穷困地区。高科技创造出大量新物质手段,大大提高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然而,人们旋即发现,与此同时,世界的丰富性反而越来越小了,复制化,克隆化现象越来越多了。仅就城市生活而言,大家住在大同小异的楼盘小区里,或为按揭焦虑,或为择校操心。人们走进货品几乎完全相同的超市购物,晚上搜索机顶盒,观看同样的谍战剧或抗战剧,看到手机上交换来的段子发出同样的笑声,平时看最流行的官场小说和悬疑小说消遣。土特产的概念快要消失了,方言成了某个地域人们最后的精神堡垒,人们说着方言如同互相取暖,验证各自存在的真实性,除了气候的不同,各个城市之间还能剩下多少不同呢……
于是,人们突然感到,不但地球村变小了,往昔被认为还算广大的中国也骤然变小了。与高度便捷相联系的是人的极大的不自由状态。据说,最先进手机的持有者虽然顾盼自雄,但他的行踪包括他此时此刻在哪条街道哪个房间,卫星定位早就一目了然。到处是电子眼,有什么秘密可言呢?人哪,在高科技的眼皮底下,是一种多么可怜的存在。更为可怕的是,科学好像在彻底颠覆古典的以信仰和仁义为重心的精神世界,人好像忽然失去了道德的保护;在文学领域,科学也在极大地改变着作家的创作心理。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抑或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都与现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科技给这个世界和人类带来的所有幸与不幸、快乐与郁闷,对精神的失望抑或对物质的依赖,现在或将来,都会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图像和文学在争夺着消费群体,文学的消费群似在日日减小,而图像的消费群却在日日增大。图像对文学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挤压。
新世纪十年还是一个图像——影视的时代,有人说,人类即将或已经从读书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成为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经典文学的了解,不是看原著,而是看改编后的电视剧,所以存在误读自不待言。图像是视觉化的、直观的,对于文学传统的诗性,是一种很难抵抗的甚至是致命的解构;而文学是想象性的,文学的魅力可能更多地存在于想象性之中。关键在于,现代社会这种有想象性的读者或者说有想象性需求的读者到底有多少?图像和文学在争夺着消费群体,文学的消费群似在日日减小,而图像的消费群却在日日增大。从这个角度看,图像对文学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挤压。近来《阿凡达》的巨大成功似乎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逆转,文学自足性的存在和洁身自好的清高感正在逐渐消失。一些业内人士更看重影视与文学的不解之缘,期望于达成互惠共赢。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关注往往源自于电影或电视剧,这一般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有文学作品,经过改编后有了影视,当影视产生巨大影响后,人们再回过头来品读文学原著;另一种情况则是先有影视,然后出于市场需要又出版了同名小说,俗称“套种”。在这两种情况下,具有较高文学性的往往是前一种。
新世纪以来,许多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比如刘震云、徐贵祥、海岩、龙一等等,产生了比文学出版要大得多的影响。现在第二种方式,也即先有影视,后有文学,却不顾传统的不屑,更为流行了,后来居上。人们意识到,未来的文学形态怎么样,与影视的存在有密切关系,甚至影响到文风,现在的大量小说都带有电视剧台本的味儿便是明证。刘震云的观点也许是有代表性的,他偏向于主张融合而不是对峙:“作家比较孤独,电影比较热闹,二者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表达的都是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文学是一个人的事,电影是许多人的事;文学是我的事,电影是我们的事。电影讲述的是表面的事物,小说讲述的是表面背后的事物。如果同时熟悉这两个事物一定都有好处。”“文学参与电影可以让电影变得更强壮,电影参与文学可以让文学飞得更远、传播得更远。”事情真是这样吗,恐怕还需要观察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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