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红包乃春节市场的一大商机,各种支付网站可以通过人们之间的红包派送赚取巨额利益,以推动国家的数字化进程和互联网经济时代。据新华网报道,春节期间红包的收发量高达32.7亿次,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我国的人口总数,足以证明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相比去年再创新高。春节的大好机会也为商家们带来了利润,大规模的电子优惠券的派发成为了商家们买收人心,赢取口碑的一大利器,电子商店取代现实商店,不仅无需房屋租金、给予了员工自由的时间,还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我国人民的互联网就业率,真是一句三得。
还有网友提出,微信红包不仅对国家有益,对个人也是有益的。电子红包比起真实红包更具吸引力,就像数字比实物更有表现力一样;有时,一群人可以为抢一元钱乐此不疲,但要是一张绿色的毛爷爷掉在地上,可能很久都没有人去捡。所以,这样就减轻了春节红包的负担,因为在互联网上,一个红包可以送给10个人,但现实中,一个人可能收到10个红包。是的,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抽象和形象他们更爱的前者。
反对大军认为,微信红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是有所破坏的,在春节期间低头抢红包,不仅破坏了阖家团圆的欢乐气氛,还对健康不利。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本就应该感谢先祖、祭拜高堂,若这种习俗被互联网所取代,便是有损中国文化的。支持这一派的大多是历史学者和老人,他们与新潮的科技进步思想碰撞出了火花,引起了社会各界在电子红包的看法上观点不一。也同时使我有了以下的想法:
红包还是可以抢的,但不能太过。互联网时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应该顺势而行。抢红包一定要注意时间,不能长时间抢,也不可总抢,这样不仅影响健康、破坏春节气氛,也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与偏见;同时也不要因抢红包“摇一摇”影响到正常的庆祝活动和团圆,要是做到以上这些,我相信红包还是可以抢的
曾几何时,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微博的出现引起了全世界的一片颂扬,以人文大师托马斯?穆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更是乐观的认为幻想多年的“乌托邦”世界将借助网络的帮助降临于世。从此人们不再受到主流媒体的压迫,有了自己的话语渠道和表达空间,确实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在网上只要你能够吸引到听众,就完全可以尽情地畅所欲言,不管你说的是对还是错。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开始发现互联网并不是原本所想象的那么完美。
现实生活中,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面具示人的,也许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需要,也许是因为生活压力的强迫,也许是因为社会角色的控制,当然更因为法律条文的约束。总之,大家在行事之前,还是会三思而后行的,也许未必人人都是谦谦君子,但至少会保留一个相对人性化的面具。但是当我们进入虚拟社区之后,这隐形的枷锁就被瞬间打破了,无所顾忌的狂热网友们淋漓尽致的表达着真实的自我诉求,甚至连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也都肆无忌惮地暴露无余。以前这样的`状况虽然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是网友们的斗争还是只限于线上的谩骂指责和滋事捣乱,过分一点的也无非是人肉搜索和小道谣言而已,所以社会或者说是政府一直对此表示着理解和宽容。但是2011年8月的英国伦敦大***乱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在网络尤其是微博的推动下,原本只是几个小混混闹事的小case迅速演变成了一场社会大“狂欢”,***动的人群在疯狂地抢劫着各家店铺、肆意地焚烧着警车、甚至殴打无辜的市民。而在这期间,线上线下的互动此起彼伏,暴徒们在微博上炫耀起了自己的战利品、传递着下一个战役的信息、鼓动着更多的网民参与进来,微博一时间成了助纣为虐的绝佳工具。这件事后,欧美政府改变了过往的态度,英国首相卡梅伦不在高呼“网络自由”的高调,转而表示未来将在必要时实施全英 “断网”。曾经借谷歌事件大肆攻击中国的美国也迅速提出了加强网络监管的法案,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更是表示要对互联网进行“百分之百的监管”。这些情况都已经表明,政府对互联网依法进行规范管理,剥夺网民之前所持有的百分之百的权利,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而中国社会也在面临着这一波巨大的冲击,“核辐射谣言”、“致癌酸雨”、“全民抢盐浪潮”、“伪47号公告”……让旁观者对网民的想象力叹为观止,却也倒吸了好几口凉气。网易163在今年初做了一个关于微博谣言的投票,居然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网民认为微博上确实是谎言成风。尽管这其中也许有五毛、美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个结果也足以令每个人震撼了。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微博谣言在未来对这个社会可能产生的巨大损害,他们在用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态度和关注。近来热映的系列微电影《微博有鬼》三部曲就在用戏谑而又冷酷的镜头向人们展示:如何将一个清白无辜的好人诬陷为一个冷酷无情的劫匪、如何利用微博的力量炒作出一位全民偶像、如何将一个温情脉脉的幸福家庭拆散为一出闹剧的注脚。而在这三部惊悚的微电影背后,在这一幕幕啼笑皆非的荒诞故事之中,却让我们看见了微博那邪恶的力量。
萧伯纳曾经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隐藏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它时刻都会令你有大祸降临。”微博也许就像是一片广阔的草原,我们在此尽情放纵着自己心中的***,却忘了拉住缰绳。现在对互联网的管理是越来越严格了,社会各界都已经认识到不进行严格监管,放任网民无所顾忌的横冲直撞必将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样的结果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我们即将失这片曾经自由的乐土;但这样的结果也是令人警醒的,当我们指责和抱怨网络监控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到底是谁让出了这曾经属于我们的自由的权利?我们是否真的像《微博有鬼》新三部曲中所描绘的那样,在不知不觉间于心中埋下了微博的鬼魅。
信与思,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一个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的问题。信使事物简单,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毋需多言。思则要运用理智和,思虽不等于不信,但思对信本身就是一种诘问。
作为一个作家,沈从文陷入了信与思的深深矛盾之中。毫无疑问,他想要顺从时代,想要坚信,但他又不自觉地思考这股浪潮,思考他想信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这就难免与他所信的产生冲突。毕竟,信仰容不得怀疑,而怀疑是思考的源泉。
而另一端,那个时代的受众们,明显更倾向于信。他们狂热地相信,因信仰是简单明了的,也是有力的。当然,这不只是那个时代的弊端,我们今日也同样如此,我们依旧不得不羞愧地说:确实,盲目的叫喊声比什么思辨的话语都叫得更响,并不是思考有错,也并不是思考使人软弱,而是人们无法接受他们需要反复认知事物的事实,但非黑即白的信仰能给人一种似乎绝对正确的勇气。
作家不是政治家。一个再冷静思考的政治家也知道他的事业需要狂热的支持者,因为“想要在房子里开个窗户就要有拆掉一堵墙的准备”。坚定的狂热主义者是政治运动的\'催化剂。
作家不是教主。任何一个教主,都偏爱狂信徒远甚动摇不定者。教主们的话是信众的玉圭,信众们需要的只是仔细听,并理解教主的意思。
但某种意义上作家是天然的政治家与教主。只要他们的作品仍在被翻阅,必然会有接受作家思维的受众群体存在。曾经由思考得出的,又成了另一种信仰。
王鼎钧说:“愚者言而智者择。”我认为这是理想状态,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智者言而愚者择”。愚者该如何判断智者的话呢?是真是假,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恶毒的真相?
我们固然看见了愚民对智者的暴行,但也同样知道智者对愚者的欺诈。圣母招炮灰,英雄收小弟,领袖养打手,愿意相信他人的愚者往往受到更多伤害。用嘴炮说服,用理念吸引,用许诺诱惑,智者控制着愚者却又难以被发现。智愚相欺,我不知道这何时是个尽头!
但信与思,本就对立而统一。思考者需要信仰者,信仰者也同样需要一个能被信仰之人。愚者,智者之资,智者,愚者之师,也能说得通。
而沈从文的痛苦在哪呢?他想要纯文学,但世上没有纯粹的文学,他崇尚真善美,但真善美也只是社会生活中的次生概念,谈何纯粹?他想与时代不相伤,但作家的工作就是说话,而“再小的石子也能激起涟漪”,他只好溺心于历史,毕竟历史学唯一要求的是真实。
再看我们这个时代,信与思的问题也愈发激烈,因为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提供了互联网般巨大的平台。古往今来所有的教主、哲人、政治家在同一个大广场上相遇,他们的声音借后人之口激辩。当然,我无意于贬低信仰,因为信仰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但是信什么,怎么信,又一下子把“信仰者”分出高下来了,没有思考,就只是盲从。
总之,若要信,不如从思开头,或许能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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