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龟鉴示兴亡,仁义从来为国宝”,清人张映斗的豪言掷地有声。中华民族乃礼仪之邦,重义薄利是古来传统。时间无情,岁月淘洗,永恒的道义,存留人心。
我们景仰泛舟五湖、遨游群峰的商圣范蠡。三为巨富,三散家财,“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佐越王成就霸业,一雪前耻。经商能聚利,散财为大义,范蠡是一位真正的智者。
我们景仰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国难当头时,毁家纾难,纛旗独擎,把个人的生死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虽大厦之倾,回天无力,死以殉国,也是南天一柱。史海淘沙,他的一身正气,义薄云天,永照汗青。
道义,是昭君辞别汉宫,甘没胡沙换太平的勇毅;是关羽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的决绝;是辛稼轩典房卖田,武装义师,了却君王天下事的豪迈……天地无语,日月静好,这份对道义的坚守与执着,千秋之下,余韵流芳。
所以,我们唾弃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的奸相秦桧,唾弃一朝富贵、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唾弃贪赃枉法的和|。物欲横流中,这些见利忘义之辈,贼胆包天,恣意妄为,最终祸国殃民,害人害己。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说得好:“宁以义死,不苟幸生。”我们应铭记先贤的箴言。
有人说,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生活太功利,人们奔走在灰色的现代废墟里,迷失,遗忘,唯利是图。某些现象的确触目惊心,但这种观点太悲观。看看钱学森吧,拒绝美国开出的优厚条件,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看看袁隆平吧,名满天下,专注于田畴,只为让更多的人远离饥饿;还有胡忠、谢晓君,高原上怒放的并蒂雪莲,十年支教路,双颊高原红,站成时代最亮丽的风景……这些坚守道义、远离物欲的人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事物使我心中不断充满惊奇和畏惧:在我头上繁星密布的苍穹和在我心中的道德准则。”道义的力量是巨大的。浩瀚青史,闪耀着中华脊梁之光;当下英豪,传递着人间正能量。文字不泯,道义不泯。
放眼天下,清风浩荡,大义回归。让我们心不被物役,身不为俗驱,坚守道义,谱写生命的辉煌!
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大多是这样的说法,君子重义不见利、施恩不图报、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在义于利的交锋中,咱们民族一贯视义为荣,瞅利为耻。也正因为此,历朝历代涌现了不计其数的大爱无私之人,他们以自己的光风霁月般的义举绚烂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天空,凭自己的拯弱扶贫的精神温暖了千千万万颗悲冷的心灵。这些不计回报的馈赠,这些挺身而出的义举让我们活着有意义、有方向、有力量。因此孔子的弟子奋不顾身下水救人后收取贵重酬谢引来大大家的纷纷议论,也在情理之中。但孔子对他弟子的这种行为却大加表扬。
孔子的态度为什么总与大家相反呢?因为他明白,义而不利,行而不远。对一个人而言,实现一项义举一件善行,不是难事,难就难在多做一些,不间断地做下去。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空间,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权利。非功利的行善仗义,付出精力与财力,内心固然得到了慰藉与充实,人格与灵魂因为无私无悔而变得饱满而鲜活。但人终归是社会之人,他不免受制于现实中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绝不能苟求一个人总是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也正是由于这种牺牲和奉献使得许许多多的人视行善举义为畏途,从而他们只是感动感激只是钦佩敬仰,却不效仿不加推广。
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成一些有识人士,也包括那些在别人的善行义举中获得利益和受益人,能够主动且真诚地对善行义举的实施者给予合适的回报,让他们真真切切地因为自己的本不图报的行为获得了精神与物质的补偿,让他们真正的发现,自己的行为与其说是帮别人帮助社会不如说是在帮自己,是在为自己为亲人为社会积蓄生活的美好,惟其如此,有爱有善之人就会更加努力地去施爱使善,他们不会再有后顾之忧或世薄之叹,让义行能够得到精神或者物质的回报,对此,政府机构有责任去建构一种机制,形成一种常为规范,始以规范,终以风俗。
我们要让好心人有好报,这样好心人才会层出不穷,义善之行才会蔚然成风,我们发自内心地赞同咱们传统的义利价值观,重义轻利,但我们不排斥利。我们更欣然地接受施恩之后的回报。只有这样,这些神圣而美好的品行,才能光而大之,才会使我们明白什么叫高贵什么叫做伟岸!
朋友的种类可以分为义友和利友,这两种朋友乃人生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朋友群,或者说生活圈,彼次共同构建出人生精彩的篇章,绘制出人生精彩的画卷。义友和利友是人生的必须组成部分,也是每个人生存生活所必要的。
义友与利友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无可厚非,也没必要回避其存在,是一种生活中所必备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生活的“圈子”,“圈子”里的成员主要以朋友为主,而所谓的朋友又可主要分为义友和利友两种。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需获得自身以外的帮助与支持,为了彼此间的利益需求,这些人共同建构出一定的圈子,相互帮助共同达到各自的目的,此乃利友;为了共同的志趣、爱好、理想彼此走到一起的人,称之为义友。
利友之间以利益需求为纽带,失去了利益的支撑,彼此间的关系就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关系经不起时间的洗礼,更是无法经得起考验;而义友之间,不存在利益的瓜葛,彼此之间名利意识淡泊,是一种比较单纯的社会关系,彼此间的往来不为利益所驱使,却能经得起岁月的洗礼与考验。
人为了工作、生活、爱好、理想、志趣和利益必须与社会成员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构建出“朋友圈”,朋友之间到底属于那种类别的朋友,每个人各自心中都会有定位。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地,要想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或者某种利益的诉求,就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结识、结交并团结一定范围内人,并与之发生密切的联系,为的是达到日后或相当长的时间内合作共赢之目的,这类朋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友。
利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或者说相同、相近的利益关联,为了达到某种利益的平衡或利益的满足,营结而成的一种人际关系。利友之间始终以利益为前提,利益是维系彼此关系的`联接点或核心,一旦失去利益的关联,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一切皆会烟消云散,失去了利益的制衡,利友之间的关系就会因之消逝。
义友则是一种相对比较单纯的社会关系,这样的人彼此之间不为利益所驱使,维系其关系的核心在于共同的人生观、志趣、理想,它们之间的交往没有名利意识,名利对于他们来说显得淡薄。义友之间没有强烈的物质及利益意识,以情致为主导,不为时空、地位等外界因素所影响,彼此之间几乎是心有灵犀、心照不宣,一举手一投足都能心领神会,
做什么事情都能密切配合。义友是一种稀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色会关系,俗称知己。因为稀有与难得,所以古今常有人慨叹,人生难得一知己,知己显得极其珍贵。
义友之间彼此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得益彰,相互付出又毫无怨言,无怨无悔,无所保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朵奇葩,为众多文人志士所推崇,管鲍之交、知音之交、舍命之交、胶漆之交、鸡黍之交、桃园之交……字里行间无不透漏出一定的信息,他们无不以义字开始和结束,成为古今传颂的佳话。
“山东及时雨,孝义黑三郎”,“仗义疏财,忠肝义胆”,“梁山呼保义,郓城宋公明”,这一切的声音,都在共同呼喊着一个名字———宋江。一个父兄眼中“孝字为先”的孝子,一个朝廷眼中“水泊草寇”的顽劣之徒,一个由“忠”和“义”交织而成的历史碑文。 施耐庵笔下的宋江是《水浒》中矛盾的中心,在报效朝廷和建设梁山中,在尽孝道和上梁山中,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但最核心的是他在“忠君”与“仁义”间的选择。
宋江是“仁义”的,“及时雨”的称谓非他人能及,“救晁盖”、“济武松”、“***阎婆”、“三打祝家庄”,这一幕幕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生死之交一碗酒”是他的人生信条,“急人之所急”是他的做事准则,这一切,都树立了他在一百零八将中的地位,位列天罡,执掌地煞,何等的荣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何等的畅快;劫富济贫,攻城略地,何等的威风。
但这恰恰是施耐庵为宋江吹响挽歌前的空响,宋江毕竟还是一个郓城小吏,在他的骨子里,透着的是对大宋王朝忠贞报国的志向。“敢笑黄巢不丈夫”是宋江留在望江楼的诗,看似轻视朝廷,实为他因报国无门而空自叹息。不论是晁盖打曾头市后的私见宿太尉,还是水淹高太尉后的盛情款待,亦或是晁盖死后,替换“聚义厅”为“忠义堂”大匾,处处透着他对朝廷招安的渴望。然而他却忘了,在腐朽的赵宋王朝里,哪有他一个郓城小吏的生存空间。可悲呀,可叹!可怜梁山一百单八将盛极一时,最后却落得死散凋零。
纵然面对这些,宋江在忠与义之中放下了曾经紧握的刀枪,在忠与义中作出了最后的选择,对于宋朝的毒酒,他一饮而尽,想以死“表明忠义”,更令人惋叹的是,为防止李逵再反朝廷,也让他服毒酒随他而去。留下的只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成大任,重大义,男儿本色……”的悲歌。
宋江在施耐庵的笔下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忠与义的交织中,迷失了自己,最终只能淹没在宋王朝的浪花之中,在“忠君”与“仁义”之中,他选择了忠君,选择了一条看似美丽却永无出头之日的道路。他走了,或许他依然会笑对朝廷,依然毫无怨恨,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感慨。
如果可以重来,我愿看到那个真正“笑黄巢”的宋江,那个水泊里“替天行道”的宋江。听,他又唱起了那首歌,在芦苇水道中飘得很远,很远:“生死至交一碗酒……”
学生的一收一拒,众人的一贬一赞,孔子的一喜一怒,穿越时空的沉思,跨越千年的警钟。无不在告诉我们:要正确对待利与义。
利是义的衡量。道德仿佛是一架天平,义在这头,利在那头。义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在危难与道德交锋的那一刻,吴菊萍用她那双脆弱的双手,毫不犹豫地托住了从高楼坠落下来的幼童。她选择了道德,选择了义,那双手也因此骨折。她没有像常人那样把利与义划清界限,在选择义的同时也选择了利,接受了“最美妈妈”的表彰,更接受了重金的酬谢。对此人们看法不一,就像孔子对他的学生行为的评价一样。我认为利本应是义的衡量,吴菊萍的选择是毋庸置疑的。
利与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关系仿佛是权利与义务,行了义何惧于收利?难不成做了善事要像做了坏事那般“息事宁人”?
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到市政府,这在中国实在是件极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张旗鼓地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谢和款待。然而,中国青年杨立在德国却有这么一段经历:在他做了这么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后,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为了让他领回奖章和500欧元的奖金,竟发动百名警察寻找他。镇长郑重地告诉杨立:奖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是社会对善举的尊重。是啊,行多大义得多大利,利是义的衡量。那衡量的背后不正凝聚着一个社会对善行的认同和尊重吗?
利是对义的鼓励。道德仿佛是一朵鲜花,义是那花朵,利是徐徐的微风,有了利的吹拂,道德的芬芳才得以发扬。
千喜之年,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接受了500万元的最高科学荣誉奖。我不知道这跨越千年的接受是否会迎来众人的一片唏嘘?我只知道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养活了世界亿万人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是受之无愧。更何况国家之所以设此奖项是对千千万万有志之士的鼓励和号召,是对善举的传承和发扬。
跨越千年的沉思,穿越时空的警钟,流水化开春来,心中自存清澈透明,又哪怕是世间的利。正确对待义和利,让道德之花绽放四季。
在利与义面前,我们是选择利呢,还是选择义?这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利与义当头,我们必须选择义,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高尚品格。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利呢还是选择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两则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某个村,有一项规定,谁平时做的好事多,平时为村里服务的多,国家的救济政策下来,这个人就可以优先考虑。在一个下雨天,一条人走的土路又被毁得面目全非,李叔像往常一样拿了铁锹出去了,但他并没有想着是要得到补贴。其他人也认为和往常一样,李叔是做他应该做的。一条损坏的路又被李叔修复了。过了几天,国家的救济粮发下来,队长按规定,优先考虑了李叔,并向全村表明,这是一项有实际意义的规定,不是闹着玩的。李叔接受了国家的救济粮,没有说什么推辞的话。村里的一些长舌头就议论纷纷:“怪不得前几天下雨,他拿着铁锹去修路,原来就是为了这袋面呀,他可真是会赚。”这些长舌头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心里也想着,如何做些事也得到国家的一些救济,这样就可以少买一袋面,节约一袋面的钱了。此后,每当村里有什么需要人手的,他们都抢着干,就连修路的人也多了,原告是李叔一个修,需要一整天才能修完,现在全村人都上,不到半天的时间,路就修完了。
李叔的行为调动了全村的积极性,鼓励了更多的人去管理这个村。
第二个例子同样是在农村发生的。在这个村里,有几个孩子特别地惹人喜欢。他们喜欢帮助人,并且从来不求回报,受帮助的人给他们报酬,他们从来不会收,还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这几个孩子的乖巧懂事赢得了全村人的赞扬,但这却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村里的人叫一些人的三轮车拉东西,拉完东西,受帮助的人给钱,车主是不能收的。如果收了这些钱,人们就会觉得这些大人的品质连一个小孩都不如,这些人会遭到别人的嘲笑和辱骂。但如果不收这些钱,车主就会受损,他的油钱只能自掏腰包了。所以,当村里人有事请帮忙时,他们都会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以免自己受损。
这些孩子虽小,但他们的行为却影响了整个村,人们解决这些问题原本是举手之劳,但现在却变得左右为难。
如果世界上多一些像李叔这样的人,那世界就会得到每个人的保护,和睦相处;如果世间多一些像小孩这样的人,世界就会变得冷漠、孤寂。所以,在帮助别人后,我们应该选择利,以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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