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性格可以重造,那么就可以帮助那些坏性格的人们。我,就一直这么希望有一个很好的脾气。一位脾气不太好所以让我在人际交往的方面很困难,所以我还是很希望性格可以重造。
如果我性格重造了,我以后就可以跟别人很容易相处了,我到了学校,同学们也发现了这一点————很容易跟人相处。以前我跟我的死对头天天吵架,现在呢?我跟我的死对头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以前就是很娇气的,同学们说我一两句我就哭,现在我勇敢的面对同学们说我的短处,我还会去改正。同学就知道我改了,于是他们成群结队的来找我玩,玩游戏叫上我,去游泳叫上我,打篮球也叫上我,就连过生日也第一个叫我去帮忙。
我不仅跟同学相处的方面很要好,上课也非常的认真。以前上课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些草率的`观点,当然没有一个人同意,一大堆的反对,而现在呢?我性格改变了,我会沉思熟虑的提出观点,同学们大多都能赞同,因为我说的有道理,这样的课堂才有意思。在竞选班干部的时候,我竞选班长,没有一个不同意的,而且全票当眩
我回到了家,家人跟往常一样,当我跟家人说:“我跟同学们现在很要好。”听到这句话,家人用差异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在说:那好似不可能的。我又跟他们说;“我当上了班长。”家里人用更差异的眼神看着我,又好像再说:那更不可能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后来得知是真的,大家三百六十度大回转,非常高兴的跟我说:“祝贺你呀。”
要是世上真有能改变性格的机器,我要当第一个试验品。假如性格可以重造,我也许会变得更好,不,现在我就要约束我自己,争取重造我的性格。
诚信是一种人人必备的优良品格,一个人讲诚信,就代表了他是一个讲文明的人。讲诚信的人,处处受欢迎;不讲诚信的人,人们会忽视他的存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讲诚信。诚信是为人之道,是立身处事之本。
那人为什么要诚信呢?因为诚信处处在我们的身边。首先呢,诚信是立人之本,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认为人若不讲信用,在社会上就无立足之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其次呢,诚信是齐家之道,唐代着名大臣魏微说过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只要夫妻、父子和兄弟之间以诚相待,诚实守信,就能和睦相处,达到家和万事兴的目的。若家人彼此缺乏诚信、互不信任,家庭便会逐渐四分五裂。然后呢,诚信是交友之基,只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才能达到朋友信之、推心置腹、无私帮助的目的。否则,朋友之间充满虚伪、欺骗,就绝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朋友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
接着呢,,《左传》云:信,国之宝也。指出诚信是治国的根本法宝。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中,宁肯去兵、去食,也要坚持保留民信。因为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如果人民不信任统治者,国家朝政根本立不住脚。因此,统治者必须取信于民,正如王安石所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然后呢,诚信是经商之魂,在现代社会,商人在签订合约时,都会期望对方信守合约。诚信更是各种商业活动的最佳竞争手段,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企业家的一张真正的金质名片。
最后呢,,古语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只有做到真诚无伪,才可使内心无愧,坦然宁静,给人带来最大的精神快乐,是人们安慰心灵的良药。人若不讲诚信,就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彼此无信任感,后患无穷。正如《吕氏春秋·贵信》篇所说,如果君臣不讲信用,则百姓诽谤朝廷、国家不得安宁;做官不讲信用,则少不怕长,贵贱相轻;赏罚无信,则人民轻易犯法,难以施令;交友不讲信用,则互相怨恨,不能相亲;百工无信,则手工产品质量粗糙,以次充好,丹漆染色也不正。可见失信对社会的危害何等大啊!综观而言,诚信对于自我修养、齐家、交友、营商以至为政,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美德,可见诚信在人类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
陶然
自2004年开始,我和仁强每年9月上北京,主要就是去看杨绛,还回母校北师大去出席“钱瑗教育基金”一年一度的颁奖大会。钱瑗是钱锺书与杨绛的独生女,是我们的老师。
早在2005年4月初,杨绛在给仁强和我的信中说:“应仁强之请,我将是你们的杨绛妈妈。”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因为钱瑗的关系。杨绛思念爱女,而我们在钱瑗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仁强,又是可以说得上话的学生兼朋友。她百岁时我也曾打电话过去,她说,你要多保重!那时,我得重病,9月依然上京,上到她二楼的家,她心疼地说,不要做了!仁强你看住他!编杂志要动很多脑子的!
而她在今年6月28日写给仁强、树西的信中说:“张瑗(仁强的女儿,那时刚去北京,看望过杨绛说,陶然叔叔身体这会子特好。我确是不久前看见我们《文艺报》上有他的文章,好文章!”我也搞不清是什么文章了,但“好文章”之说当然只是鼓励,以前在她家闲聊时,她就笑说,以后陶然的文章,我一定要看!我想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种情感在发生作用。她看到我们,便有如看到钱瑗一样。
那时我们极力鼓动,想载她到市内转一转,一起吃餐饭,告诉她现在北京城变化很大。但她总是无动于衷,淡淡地说,电视上也可以看到呀。我们以为不可能劝动她了,不料这次张瑗上京,却有本事把杨绛载走。杨绛在信中说:“张瑗颇有本领,干一行,擅长一行。她开车稳稳地,我坐了很放心。”看得出她很喜欢张瑗,除她个性可爱之外,当然这也是因她父母而起的移情作用吧!
2008年10月24日,杨绛给我和仁强写信说,“接到《香港文学》,特厚,打开一看,里面多了一本《城市文艺》,我老记着钱瑗的话,‘以后要留心陶然的文章’,所以两本刊物上的大文,都一一看了,真是上苍默佑,陶然当《香港文学》的总编,支持下来了。文章篇篇好,《城市文艺》的一篇(指我在该刊写的记仁强的《岁月悠悠,也匆匆》,文内有提及我们的老师钱瑗,尤令人神往。你们两位真是善人,瑗瑗最可怜的时候,得到你俩同情,帮她抵御了所有凌辱她的人。我在王德一(钱瑗的丈夫去世十天之后,就要下放干校,钱先生早已下干校,家里剩了她一人。她知道妈妈心痛她,不放心,反来安慰我说:‘妈妈,你放心,有人同情我。’你们的同情,她终身不忘。你们两个善人有善缘,也结成了终身的好友;我也由你们一念之仁,和你们都成了好友。所以我把《岁月悠悠,也匆匆》细细读了两遍,不胜感动。”
百岁杨绛,每天读书写作不止,晚上一点半就寝,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吃得很清淡。我所知道的,是她已不怎么下楼运动,她说,下去不免碰到熟人,要寒暄一番。所以她每天在室内来回转圈走路,身上带七支铅笔,每走1000步就放下一支。难怪她脚步轻盈,那回,我们正聊着天,她忽然站起,步向写字台,去翻书。我和仁强悄悄趋近前去,只见那书是《孔子家书》。至于她正写的长篇小说,据透露,暂名《图书馆管理学》,已接近***青,明年应可出版。这是新消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问起写作,她总是笑眯眯,不露一点口风。她总说,钱先生和阿瑗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听得我们揪心。我们明明看到她步履矫健轻松自在,除了听觉较差之外,一切都好。她透露道,去年查出心衰,她依然谈笑风生,“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烦人”。她的豁达,听得我们相顾无言。哪里知道镜头一转,她一笔一画写成的长篇小说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大概,这是《洗澡》续篇吧?
百岁老人杨绛,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她家那张单人沙发上,伸手拍拍仁强和我的`手背,听不清了,就拿出纸笔,叫我们写下。还记得那回在她家,窗口的马蹄莲开得正旺,她娓娓道着,我转头一望,客厅靠墙那头,正挂着“我们仨”的合影,从左到右是:杨绛、钱瑗、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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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80年代后,杨绛写一些散文、杂文、回忆短文,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和智慧。在92岁到百岁高龄之时,杨绛以她极富才华的笔触,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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