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甘惜分前辈在《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一文中,有史有论有观点,其中在第四节“关于组织舆论”一块,就和我们熟知的“议程设置”理论有所交集。小传浅见,甘老的“组织舆论”面上比“议程设置”更宽广,但讨论的深度还比不上“议程设置”。当然了,后者经历了这么多学者的挖掘开拓,深度拓展也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不得不佩服老前辈们的精神,这篇文章1981年3月发表,其中就涉及到《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社会责任论”,虽然《报刊》成书于1956年,但好像是1980年11月才被人大新闻系翻译过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吧,可见老前辈们一直在关注新闻传播的最新动态。
小传也想起,当年全国掀起一场由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提起的“新政治观”的讨论,不久后,刘建明教授就来到广院进行了一次新政治观与新闻舆论的讲座。那次恰好是小传和小播两人接待刘教授的,午餐时还聊到刘老师和张博士关于“中国共产党宣传家是不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的商榷讨论。这个后面再说。
《传播的偏向》中,作者完整叙述了传播偏向的理论。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而媒介可以被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延伸的媒介。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这种媒介笨重而持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与此相对应的是某类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时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的横向传播。
《传播的偏向》这本书分为八个章节,有分别阐述时间的诉求问题和空间的问题,有详细论述媒介的传播偏向问题,第五章作者更是通过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一切文化都需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在空间上的影响。最后几章分别论述了英格兰的出版业和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第八章作者指出自己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并且指出需要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来批判科学技术进步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结构变化和道德变化。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也正是如此,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说起,真正做到了从历史出发。
比如之前说的传播学是否是一个学科,小传之前写过一篇学科与学派的文章,这里再补充一下“研究领域”与“成熟学科”,其实两者并不冲突,也没有谁更高级谁更低端的区分。比如某一个领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同样,同一个学科可以去研究不同的领域。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经历了海纳百川的涤荡后,传播学这片土地能够沉淀下什么?小传现在念传播学,方向为理论传播学与传播学史,我当然是支持传播学是一门学科的说法的,但问题不在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的某种强烈的情感,在今天传播学需要“拉出来溜溜”的时候,如何让其他的学科至少不排斥?
前面说一些老前辈对传播学有一些明确的质疑甚至是批评,想来也有必要回应一下。比如说传播学真的那么窄吗?很多时候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了传统的“传递观”的传播学,甚至很多研习传播学的人不知道在这之外还有作为“仪式观”存在的传播学。
具体的商榷很多,小到新闻商品化、大到学科之争,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后面有时间我们可以单独拿出来一些重点问题剖析。这里讲讲文人商榷的一般进路以及误会消除吧。
愚以为,很多的商榷存在误读,是误会大于分歧的典范。比如刘建明教授和张勇锋老师的“首创”争议,两人一个关注“原理”一个强调“理论”,原理和理论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张在批评刘时简单等同了。这就是误会之一:概念和对象的模糊。再比如,“太讲逻辑”。有人说,讲逻辑不是很好嘛?比如李彬教授讲新闻研究要讲“无用之用”,其本意在于呼吁大家不要以功利之心考察新闻研究,有时候看似没用确是最有用的。不过王瑞棠博士就回应商榷,其中第一部分就纠缠形式逻辑,认为李彬教授的反驳新闻功利,用的标准还是“有用无用”,本质是用实用来反驳实用,不能接受。当然,你如果一定咬文嚼字,这样的反驳对不对?有点道理的,但显然是曲解原文意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研究范式的区分,这个不用多解释,拉扎斯菲尔德当年与阿多诺的合作失败,早就成了传播学的一个公案,这是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的区隔,有碰撞很容易理解。
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地球妈妈如今已千疮百孔了?有多少人知道,许多自然灾害、疾病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除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救了。
在如今电器十分发达的二十一世纪,电源紧缺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制约因素。在夏天七、八月份的用电高峰期中,一整片区域断电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在许多地方,仍然还有人用不上电。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提倡“节约能源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可是,大家要知道,每一度电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的国家都是用煤、水等资源来发电的,都在消耗资源。有一些资源可不是无穷无尽的:那就是煤,还有一些别的资源也是如此。用煤发电的话会造成大气污染,用水发电的话水流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度电,不浪费每一度电,从小养成节约用电的好习惯。当我们能够坚持做到节约用电时,便树立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观念,还能多学习一些有关电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节约用电:离开房间时要记得关灯;看完电视时要及时关闭电源;各种电器不用时也要关闭电源……
除了节约用电,我们也要保护环境,多骑自行车、步行绿色出行。这样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减少汽车排放的废气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当然,步行不能走远,骑自行车就可以走远一些。至于保护环境,就看你有没有素质了,如果有,那么保护环境就不太难。只有我们万众一心,看见“五彩蝴蝶”时,把它们送回“家”;要扔垃圾时直接扔进垃圾桶,不要怕多走几步或嫌废时间……这样,才能把环境保护好。
同学们,家长们,你们听:“人类啊,请你们好好对待我吧!否则,海啸、干旱……甚至所有的疾病,都会来找你们,让你们痛苦万分的!”这是地球妈妈的呼唤。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一起努力吧!
(1)麦克卢汉认为有意义构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全球化的媒介所瓦解,是一种极度的夸张。
(2)技术不仅如麦克卢汉所言创造了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也在促进着各个领域和文化等级的离散化。
(3)媒介技术不仅可能迎来更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国家能够监视民众的行为;通俗报刊也常常使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惩戒性权力”的技巧,将规范的行为准则强加给大众。
(4)麦克卢汉认为电子传播消除了反思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误入歧途的。
书中还描写了史蒂文森对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博德里亚的理论分析。他被史蒂文森称为“法国的麦克卢汉”。史蒂文森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了大众传播研究的3种范式,并且以海湾战争为例进行了说明。第一种范式是批判研究,主要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权力的重要资源。研究主要围绕大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注焦点是大众传播的政治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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