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第二天,卷子改出来了。“张优朵100,杨瑞98,经典99……”老师报着分数,我的`心紧张极了,“呯呯”不停地跳,仿佛下一个就要叫到我了,生怕我考低了,拿不到三好生。我屏气凝神。“柏帅……”终于点到我名字了,时间好像定格在了这一瞬间,我的心跳得更加快了,手紧紧抓住衣服。“哼哼……”老师看了看试卷,冷笑两声。哎呀!我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一粒粒豆大般的汗珠从我头上落下来。“你猜你才考多少分?”老师严厉地问。听了这话,我的心平静了,看来考得很不理想。“八……八……八十?”我慢吞吞地说。“哈哈!”老师诡异地笑了起来。咦?老师是不是觉得我考得太差了,气得苦笑起来啦?“不对,再猜。”完了,看来比八十还低。我的心再一次快速跳动起来。唉呀!我都快得心脏病了。我吞吞吐吐地答道:“七……七……七十五?”“NO、NO、NO!”老师摇了摇食指。唉呀,我都快急得蹦起来了,再这样下去,真是要急死人的呀。“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这次考得不错,100分。”
“呼”我松了一口气。
这真是太让人紧张了,老师好调皮啊。
二、式。读书之后,有自己的收获、心得、体会或认识、感想等,联系自己的实际写下来,这叫读书体会或。这种体会式的笔记,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适当引用原文作例证,表达自己的看法、想法,写出真情实感来。
三、提纲式。读一篇文章,要逐段地把作者隐含的提纲找出来,记下来,弄清楚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写作思路。编提纲可以采用文中语句和自己语言相结合的\'方式写,提纲的语言要简明扼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提纲式笔记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中心,记住要点,理清思路,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四、批注式。在阅读时,为了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可边读边圈圈画画,把书中的重点词句和重要内容用圈、点、画等标记勾画出来,或在空白处写上批语、、意见。如,***读书就经常采用批注法,有时整篇文章画满了符号,空白处写出自己对文章的看法和意见。有的文章内容写得有出入,不符合实际,他就写上批语,提出修改意见。
五、书签式。平时读书时,遇到需要背诵的内容,可以记在书签上。把书签夹在课本里、放在口袋里或插在房间专放书签的袋子里,一有空就读一读、念一念、背一背。这种书签式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记忆。
六、卡片式。读书时,可按照写人、记事、写景、状物分门别类地摘记在卡片上,分类存放。还可以按类别编上号码,写上标题,以便使用时查找。卡片还有携带、使用方便的特点。
我原本对自己的人生怀满信心,可是,一次考试把我打垮了,从此我对人生根本没有希望。
这时,张老师的一句话,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有一天,我们正在上《种一片太阳花》,张老师说“课文里的太阳花很坚强。作为一个人,要是不坚强,就容易被打倒,所以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只要认真,坚强起来,也一样可以变成天才。”听了这话,我改变了对人生的看法。是呀,只要坚强起来,就一定会成功。人生不过是一场游戏,是一场有意义的游戏,只有坚强才有自己的归宿。从此以后,我就坚强了起来,向着目标进发。现在,我已经成了我们班的“东方不败”。
还有一次,我本来是一个不喜欢看书的\'人,家里人都说我只会看电视,可是老师说:“读书吧,多得知识,绝对不是坏事。”由此,我想起高尔基说的:“热爱书吧,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后来,我就立下了一个志向,就是考上清华、北大,来报答老师和父母的恩情。
我总忘不了那几句话,这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几句话,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健康成长!
从窗户往外看,漆黑的天空也被鹅毛大雪染成了白色。透过窗户进来一丝丝冷风,犹如刺骨一样冷。今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妈妈在加夜班,爸爸在外边出差。突然我感觉头晕眼花,手一下就按到了窗户上,差一点就倒了,左晃右倒扶着墙好不容易才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一闭眼就睡着了。我头很痛很热,可身上又很冷。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微微听见有人在叫我,妈妈叫了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回应,我想说话可说不出来,来到我的房间看到我躺在床上,盖上被子,全身发抖。妈妈摸了摸我的头说:“好烫呀!是不是发烧了”妈妈拿来了温度计给我一量温度,“四十一度多”妈妈二话不说给我穿上棉袄背着我就往医院的路上跑,毕竟下着大雪,地上很滑,又不敢跑快怕滑倒。在路上,我问妈妈:“妈妈,你冷吗?”妈妈说:“当然不冷了,背着你,妈妈还热呢!马上都到医院了,别怕。”妈妈虽然说着不冷,可我摸着妈妈的手很凉,一点都不热,我哭了。
医院到了,医生马上过来,妈妈给医生说我发烧四十多度,医生也给我量了温度,还是那么高。医生赶紧让我先吃了几片退烧药,吃完药就给我打针了,我非常怕打针,还没打我就哭了,护士姐姐安慰安慰了我,我才不哭。我在医院住了好几天才出院,妈妈照顾我的这几天基本上都没睡。我的`病好了,可妈妈累的又生病了。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妈妈!
这是我最难忘的几天了!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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