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文化征文作文【一】
今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五，是中国一代儒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当天，来自韩国、日本、台湾及大陆等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首朱熹曾长期生活、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的武夷山市，探究朱子文化对于东亚文明的影响力。
“在中华文化中，朱子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朱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首先表示，朱子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现今道德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宝库，血脉相承的两岸同胞更应在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则指出，朱子文化让两岸民众越走越亲切。“前几个月我带了一些台湾学生到武夷山重走朱子路，很多学生虽然是第一次到大陆，但是他们跟大陆同胞没有隔阂，一路走一路探讨朱子文化，彼此增加了解、增进感情。”
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常务理事朱茂男说道：“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两岸在共同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的同时，也为两岸交流交往形成了和谐的氛围。”
朱茂男认为，“理一分特、求同存异”的朱子思想是两岸现今必学的课题，也是不变的真理。
朱熹是是中国南宋思想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的家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家教庭训的懿范，并广泛传播到东亚国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上称朱熹为朱子，他对后世影响的言行诗文的文化称为朱子文化。
据了解，在台湾，崇尚儒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台北孔庙每回祭孔子之后便是祭朱子。
书信文化征文作文【二】
我对朱熹的认识缘自鲁迅。鲁迅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良心”和“中国的希望”，以启蒙为己任的鲁迅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人，其中就包括我。客观上讲，从汉武帝到宋理宗，这一千多年是董仲舒的儒学时代。董仲舒倡导的汉代经学，已经偏离了儒学的原教旨，加进很多汉代人特有的迷信。千年的世事沧桑，到了南宋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进步，汉代经学已经是破屋漏雨、破船漏水，无法自圆其说了。朱熹的理学于是应运而生，红火了几百年。中间虽然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冲击，几番较量后，还是理学占了上风。到了清末民初，被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气蒙了的文化人，开始反思。先是龚自清，后是谭嗣同，再后来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诸君。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朱熹的理学盛行，国民性孱弱不堪、奴性十足，造就出来的都是没有血性、没有狼性的彬彬君子。鲁迅有名的理学“吃人”说，就如此深刻地印在我这一代人的思想中。至于朱熹的理学本身究竟为何物，一般人其实并不懂得。文革中的批孔闹剧最滑天下之大稽，说它上承五四精神吧，却闭口不谈科学与民主;说它下开思想自由之先河吧，却对钳制自由思想的法家推崇备至。这笔糊涂账还没有算清，八十年代的李泽厚们就高举启蒙大旗，发起又一轮声讨封建、其实是声讨朱熹理学的思想战争。这场思想战争到今天还在继续，年轻一代(相对李泽厚先生而言以新批判主义为大本营，以启蒙为己任，继承着鲁迅，批判的锋芒依然直指朱熹理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思想之芒》，简述过论战的情况。我曾经是鲁迅的崇拜者，是李泽厚的崇拜者，是新批判主义的拥趸者，我的许多文章都对朱熹理学大加挞伐。说句不怕丢丑的话，我从来没有想到去认真读朱熹先生的原著，所有的观点都是时代教给我的，所有引用的朱熹的话，都是被精心挑出来供批判用的材料。及待我读了朱熹的原著，方知在很多方面误解了朱熹。朱熹理学的真理程度且不论，起码，一百多年来的民之疲弱、国之外侮，不应归咎于它。它也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或许还是中国未来思想大厦的椽檁和砖石。
朱熹理学，顾名思义，“理”在朱熹的哲学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什么是“理”呢?朱熹认为，万物有万理，万理加起来就是“太极”。很有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理”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开天辟地之前，“理”已经先天存在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见《朱子语类》“气”在朱熹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朱熹认为“气与理”是不可分割的伴生物，“气”好像是“理”赖以存在一种形式。也就是说，真理是以物质运动为前提的，没有物质的运动，也就没有真理。实际上朱熹已经摸到客观真理的门口，与辩证唯物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朱熹到了这里就止步了，他说：“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也就是说先有意识的“理”而后有物质的“气”。前边说理、气之序无先后，后边又说理在先，气在后。反映了朱熹思想中的矛盾性，他无法自圆其说时就用“相似”二字来搪塞。这一“相似”，就把朱熹的哲学思想“相似”到唯心主义的阵营。朱熹是一个熟练的佛学家，他把佛学中精巧细致的思辨用于哲学的论述，较之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更有系统性。这样的哲学思想显然不会在大众中流行，不会产生国弱民疲的后果。受人诟病最多的是朱熹世俗的儒学教化。他认为儒学的精华不仅在“五经”之中，更体现在“四书”里边，而汉代的经学不以“四书”为念。经过他重新解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了理学的经典。用以克服颓废的魏晋风度、改变唐代的尊卑失调，纠正南宋的萎靡不振、人心涣散。朱熹希望建立一个周密的、有秩序、有效率、符合人伦道德的社会。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君臣同心，抗击外族的侵略，才能担负起国家救亡的任务。他专门为青少年编著了《小学集注》，教导他们如何遵守秩序、修身齐家，非如此不能担负起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收复北方山河的重担。他编著了《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期望从儿童起就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待人接物的习惯。如穿衣要整洁，说话要和气，读书要耐心，吃饭要慢咽，待人要持敬，做事有涵养，做人莫放纵等等。这些要求即使在今天看来，对儿童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由于朱熹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投降、主张武力收复国土的主战派，他要人们“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寇”，所以投降派们视朱熹为敌，视朱熹的理学为“欺世盗名、不宜信用、遗祸于世”的“伪学”。投降派还企图从人品上搞臭朱熹，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霸占友人财产、引诱尼姑当小妾的“罪状”，逼得朱熹不得不向宋宁宗认罪，违心承认自己“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逼得朱熹的学生们或隐居山林，或改换门庭，或放荡勾栏，即使如此，还是被当局罗织了一个以朱熹为首的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案”。庆元六年，朱熹在失望与苦闷中离开他挚爱的国家和人民，他在理论上构建的新社会理想，注定在南宋那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朝代无法实现。
朱熹理学走上神坛，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盛世尊孔的需要。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追求的最高目的是周礼。周礼是一种秩序，即在尊卑有序的前提下，社会各个阶层都温情脉脉地谨守本分。上无苛政之疾，下无造反之心。理学没有动摇孔学“礼”的根本目的，但是把长幼尊卑秩序纳入礼的范畴，并把它说成是天理，而个人的***是无穷的，不能放纵，只能克制，否则人欲横流，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这就是朱熹著名的论断：“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任何一个专制社会的统治者都乐于看到的景象。元、明、清三朝，都把理学奉为治民的不二法门，也就不奇怪了。二是把理学极端化。封建统治有个特点，就是政治和思想的高度专制。理学既然有此治民的功效，元仁宗时代就规定，科举题目就在“四书”中，答案以朱熹的解释为准，其他思想都是异端，必欲铲除而后快。明代末年有个叫李贽的向理学发起挑战，最后死在监狱。理学的负面作用由此而始，鲁迅没有错，问题出在政治家对思想成果的操弄。只说半句真话等于撒谎，强调真理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否定真理。
在人类文明的灿烂原野上，思想是最自由的花朵，就像春有桃、夏有荷、秋有菊、冬有梅一样，强制要求“我花开后百花煞”，其结果必然是“百花凋零一花谢”。思想又是一条流动的河，漩涡、浪花、激流使得河水生生不息，一旦河水停止了流动，再清的河水也会死寂。理学被封建政治极端化、单一化的结局只能导致理学的衰落。理学是为那个特定时代量身定做的思想。试想，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却要求它观照清代的现实，岂非刻舟求剑?这不能责怪朱熹先生，甚至也不能责怪理学本身。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不能责怪奥古斯丁一样。就像希特勒发动二战不能责怪尼采一样。就像东欧解体不能责怪马克思一样。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个时代背景，离开这个背景，思想就不能适应，需要进化、修正甚至解构。世界上没有凌驾于万世的思想。
书信文化征文作文【三】
这个暑假，我读了一本叫《三国演义》的书。其中一句让人谨记：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这句话不仅在三国英雄人物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且老百姓也深有感触。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打开历史页码，我们就会看到有多少志士仁人、文人墨客，因拥有谦虚好学在事业上永载史册;又有多少人因为骄傲而悔恨终生。
我故意我问起身边的妈妈： 这句话真的灵验吗? 妈妈沉下脸道：最近，你的学习成绩下降，说明什么? 顿时，我哑口无言了。
于是，我重温《三国演义》的经典，汉皇叔刘备为了恢复汉室半壁江山，竟降低自己的身份，三顾一介书生诸葛亮的茅庐，以救百姓水火，重整朝纲为己任，诸葛亮终感其诚，答应为他奔走效劳。而与此相反，夏侯惇因刚愎自用，小瞧山野村夫诸葛亮的才能，得意洋洋大军***进，结果中了诸葛亮的计谋，结果被刘备军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最后与李典、于禁、孤身三人撤回到了曹操的大本营。
此时，我禁不住拂卷深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和事，那怎样对待呢?俗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要因为别人不如自己，而轻视别人;人各有长处，应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谦虚则秉着一颗上进的心，驱动着前行的脚步，而骄傲则会蒙上一层模糊的影，导致着无知的狂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