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论据的类型:
①事实论据(举例后要总结,概述论据要紧扣论点);
②道理论据(引用要分析)。
⑵论据要真实、可靠,典型(学科、国别、古今等)。
⑶次序安排(照应论点);⑷判断论据能否证明论点;⑸补充论据(要能证明论点)。
如何展开核心语段?最好的方法就是:以事实论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正反对比法分析。
正反对比法。就是在写完事例论据后引进比较加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例如《关注细节》:
列文虎克在关注细节中发现了细胞学说,齐白石在关注细节中创造了闻名中外的画法,鲁迅在关注细节中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时代。(事例//相反,我们周围的一些人,对什么事都马马虎虎,对细节处毫不在意,最后一事无成。//两相比较,答案不是很明显吗?关注细节,收获精彩的人生;忽视细节,空留无穷的遗憾。(事例后+反例+比较分析
【示例】俗话说:勤能补拙。(观点//就拿我国明代的张溥来说吧,他小时候很“笨”,别人读一会儿就能背下来的东西,他往往要读几十遍才能背下来。但是,他并没有灰心,每拿到一篇文章,先认真抄一遍,校正好,再大声朗读一遍,然后烧掉,接着再抄。这样,一篇文章往往要抄六七遍。后来,他逐渐变得文思敏捷,出口成章。26岁写下了名扬天下的《五人墓碑记》。(正面事例
相反,仲永5岁就能赋诗,可谓天赋出众。凭着聪明,他父亲带他四处作诗炫耀。仲永再也不思进取,长大以后,他变得庸庸碌碌,“泯然众人矣”! (反面事例,注意其转述的简洁及侧重点
不难看出,张溥虽然很“笨”,但他肯勤学苦练,正是勤学苦练才使他的文思变得逐渐敏捷起来;而仲永虽然天赋出众,但他后来不思进取,终致庸庸碌碌,“泯然众人矣”! (分别对两个事例作对比分析论证//由此可见,尽管先天智力因素的.差异不可否认,但后天的勤奋则能弥补先天智力上的不足。(总结
▲语段结构:观点+正面事例+反面事例+事例后的对比分析+总结
【示例】好集体不会埋没人才。(观点//孙膑与庞涓同出于鬼谷子门下。他们二人可说是精于谋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当孙膑来到庞涓任职的魏国时,庞涓嫉妒他的才能,表面恭敬内心狠毒,多次向魏王进谗言,以致使孙膑被挖去膝盖骨,不得施展其才能。而齐王听说孙膑之才,不惜费尽心力,将孙膑请到齐国,委以重任。齐军才有了马陵道之胜。(举一反例与一正例
同是孙膑为何落得两种境遇呢?(抓信矛盾点,设问,因果探究
就是因为他效劳于优劣不同的两个统治集团。在魏国,庞涓只图私利,妒贤嫉能,魏王昏庸,偏听偏信,而且缺乏识别千里马的伯乐眼光。孙膑在这样一个集体中,如何施展大志呢?而齐王任贤用能,身边的臣子也不像庞涓那样谋私,因而上下齐心,孙膑在此,正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果分析法//可见,好集体不会埋没人才。(总结,观点
【点评】一个正面的例子,一个反面的例子放在一起,接下来要对这个例子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对照分析,突出“好集体不会埋没人才”的观点。
▲语段模式:观点+事例(一反例与一正例+例后(设问+因果分析+总结观点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高度统一,因此,学好语文对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青少年学生来说是最起码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怎样才能学好语文?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学生的语感是最重要的路径?
长期以来,急功近利思想的作用下学生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到短期可以见效益的学科上。于是,语文这门需要长期付出,厚积薄发的学科自然就被渐渐冷落。加上繁重的作业致使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不足,阅读教学的低效也磨灭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从教学的实际看,必须立足于语文课堂,开展语文主题学习,增加学生课堂的阅读容量,提高学生阅读的质量,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语文素养”的含义,简而言之即对语文有长久的修养和训练。这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尽管它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十分丰富,但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都离不开把语言文字包含的文化素养转化为学生的.文化素养。
语是世界上最美、最丰富的语言,鼓励学生读背一些文质兼美、情文并茂的篇章,是学生积累知识、培养语感很重要的途径。
“听话是凭借语言理解说话者所讲的意思。听的言语活动不是机械、被动地接受和简单重复反映信息,而是积极主动思考,***语言材料,创造性地理解和接受信息的过程。”可见,听是接收信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鉴于此,在语文课堂上,我们举行了课前美文欣赏活动: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接收优美的语言,经过大脑的加工后,对听到的美文进行评价,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在教学中要积极帮助学生端正听的态度,培养学生多听、会听,在听中积极感知语感。如此经常练习,学生的语感能力就会不断提高。
阅读是提高学生人文底蕴、提高语文能力、培养积累语感的有效途径。多读、熟读、读后深思,能有效地激发语感,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讲的就是诵读的效果。古时的私塾先生们就很看重诵读,他们要生反复读、仔细读,做到熟读成诵,“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便是对诵读的评价。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诵读中语调、节奏、语流反复刺激,便在学习者特定的精神上留下了“声音映像”,这种内在的映像遇到外界的刺激,熟悉的语言流便会自然而然地从记忆中溢出。
有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注意:只要一提起意大利民族文化,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但丁的《神曲》、达?芬奇的绘画;提起俄罗斯民族文化,人们就会想到普希金的、托尔斯泰的小说;提起日耳曼民族文化,就会想到歌德、海涅的诗歌、剧作和贝多芬的音乐……由此可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都有一批能经受得起时间考验、长久不衰的经典。丢掉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自身的悲哀,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同理,语文课程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内容在与时俱进,加强时代性,满足社会实际需要(实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其经典性,提高课程的文化含量。
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教育,当前我们的语文课程尤其需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包括革命传统文化,也就是需要大力加强对民族优秀文化的理解和吸收,创造和发展。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语言都是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民族的文字,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不仅仅是一个符号系统或交际工具。一方面,语言文字本身可以反映一个民族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依附于语言文字得以继承和发展。所以民族文化就蕴涵于民族的语言文字之中,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其深厚的民族精神的积淀。它直接与民族感情相联系,构成了维系民族成员的心理纽带,是民族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既包括汉民族的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既包括悠久的古代文化,也包括近代和现代文化;而且弘扬民族文化也不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因为任何一个开放的民族,它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学习和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
在语文学科,民族文化主要表现为民族的文字文化和语言文化。语言文化,内涵非常复杂,大致说来,就是指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精神遗产,具体表现为两种类别,即文学和典籍。因此,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加强文学和典籍方面的修养,这是把语言文字包含的文化素养转化为学生的文化素养的必由之路。但问题又在于人的文学方面的修养和典籍方面的修养是内隐的,不像人的言语交际能力,是外化的,对象化的,可以通过一个外在的表现来进行评价。也正是由于不易检测评价的原因,文学方面修养和典籍方面修养的培养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长期不受重视。而旧有的应试教育体系和语文考试模式,更为“不考就不教不学”的功利主义不断滋长和蔓延推波助澜,它的直接负面作用就是导致学生少读经典,甚至不读经典。这对语文教育来说,真是致命的一击。
⑴论证方法(须为四个字)
①举例论证(例证法)事实论据记叙
②道理论证(引证法和说理)道理论据议论
③对比论证(其本身也可以是举例论证和道理论证)④比喻论证比喻在说明文中为打比方,散文中为比喻。
⑵分析论证过程:
①论点是怎样提出的';
②论点是怎样被证明的(用了哪些道理和事实,是否有正反两面的分析说理);③联系全文的结构,是否有总结。
⑶论证的完整性(答:使论证更加全面完整,避免产生误解)
⑷分析论证的作用:证明该段的论点。
我一直以来对中国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很感兴趣,通过国史纲要这门课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为了满足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我读了《国史纲要》这本书,下面我来总结一下读这本书的感受:
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我发现《中国史纲》这本书确实很形象地描写了当代历史,更进一步地通过经济、文化、制度等几个方面来写,我后来才了解这本书本来是作为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而写,但遗憾地是其中只有上古篇完成,就作为一本教科书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而且我发现老师上课内容有些观点及史实也来自于《中国史纲》,所以这本书很重要,也很有用。说起《国史纲要》,便不得不说钱穆,以及当时的背景。1937年抗日爆发,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敬佩与冷静无一不在本书中有所体现。钱穆先生没有讲一些历史上官场的尔虞我诈方面的内容,没有披露意识形态的桎梏,没有帝王将相的奇闻轶事浮于纸上,而是重点讲解了中国文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同时他又不忘提醒后人如何对待和研究中国历史。从夏商周文明的探索,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文化的繁荣,到秦朝一统天下建立封建专制帝国影响,到唐朝外交、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兴等等下来,贯穿整个历史的主线是文化。对于历史的更多的是敬意与冷静,而不是偏激与失之偏颇。如今事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盛行,国人数典忘祖,对自己古代灿烂的文化与优良传统的不自信,认为外国的才是好的,才是值得学习的,我们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在书中钱穆先生铿锵有力的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无比的肯定及自信。这点让我敬佩不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中唯一流传下来的古文明,需要保护更需要继承和发展。认可并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文明抱有崇高的敬意,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的凝聚力,会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大多数人在一些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的“熏陶”,熟知不少无用的典故,却对其民族的精髓与意义懵无所知,这犹如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爱国是要有基础的,不知其源,怎知其性,不知其性,何谈爱国;知其原方能爱其本,不懂我国历史怎么能全心全意的为这个国家奉献?历史的意义在于知道我们国家的精神,学习民族的气质,正是这种内在精神与气质,支撑着我们的历史延绵不绝,历史是一个国家的骨架,后人如若不知,谁来继续这个庞大构架的扩充?我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就是独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气质。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所以说历史并非毫无价值。相反,历史的价值是普世的。
《国史大纲》前言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为什么要学历史的时候,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以史为鉴。问题是鉴个什么呢?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后记里说,已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历史总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上演,该发生的一千年前会发生,一千年后还会发生,该犯的错误还是会犯。《国史大纲》前言里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知识线在水平线上的国民,对本国过去的历史,应该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妄自菲薄,不狂妄自大.。这样的人多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理解更深入,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评判历史人物或历史朝代之所作所为不仅要站在现代的高度去俯瞰全貌,而且要走进当时的环境中去体察其目的、背景。有可能以现代标准谓之野蛮的行为,在当时是进步是科学是有效的。秦皇汉武历来是争议极大的两个帝王。其实争议双方都有道理,暴君也好伟人也罢,因为彼此观察角度不同。我以为如果以秦汉背景分析以后世之影响力去考核,秦皇汉武都是伟大的皇帝。比如始皇帝刑法苛严,然背景是大乱之后的一统,“乱世宜用重典”,不严如何凝聚天下?何况苛严是有法可依,并非任意妄为。当然重典也应有度,只是这个“度”两千年后无法精确计算。若以现代法律衡量,秦皇汉武枪毙一百次都不够,最符合标准的不是袁世凯就是伪皇帝溥仪,如此岂不荒唐?再比如修秦陵、建长城,难道劳工们仅仅是被武力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吗?若如此,其工程质量可想而知,然结果却是千年不朽。民工的责任心何来?关于秦暴政的来源多为汉代史家所载,如同清否定明一样,我们不能否认汉代史家们有偏公允的可能。
钱老提到了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两个概念,使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来所谓的喜欢历史原来只是喜欢历史资料,因为这样能显得自己很博学,在目前史学教育极度欠缺的情形下比较能吸引人眼球,现在想想简直是亵渎了历史,可以说我以前对于历史是急功近利的。其实一开始没想到这是本教科书,一直以来想看久远年代的史书,潜意识里觉得只有这样才陪得上“历史“二字,可是钱老这本书虽是教科书,但其服务于政治的意味不浓,其根本思想乃对于历史的思考和反思,探究中国是如何兴盛起来,又是如何沦落到如今这种地步,钱老期望在这种反思中寻求拯救当下中国的方法及思想。
本书的引论部分详尽地阐述了钱老的历史观,看后受益匪浅。本书成书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艰苦的时代,凝聚了作者对于本民族的强烈热爱以及对于当下的社会深刻思考,当时史学界出现了三个派别,传统、革新、科学,作者认为时下的历史俨然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例如,书中写到:“革新派“主张“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又曰:“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他们眼中的中国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他们把当下之病症,一切归罪于两千年来之专制。显然这是种很偏激的思想。然清帝退位,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改变,他们又把矛头指向文化,曰:“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两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弊”。而同时也有极力推崇古代思想的思想。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学完全沦落为政治的工具,这是作者所不愿看见的,我们对于自己历史要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而后择而取之。
看到南北朝后我就开始看近代史部分了,我觉得目前官方的近代史教材都是经过过多的处理过的,我们都希望知道真实的历史,我们认为这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所享有的了解我们民族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权利。钱老生活在那个年代,又以其高度严谨负责的态度撰写的这本书,应该有很高的真实度。
对比一下现行历史教材的基本体例,区别还是很大的。一是用词概念。钱穆沿袭的都是传统史家的词汇——党争、王霸、民变、流寇……这些在今日教材的话语体系里或已不用,或者变为农民起义,泾渭分明。二是基本立场。钱穆分析北宋军事积弱,包括幽云屏障之失、内政不振、武备朽钝、兵制欠当、地方无权等等。相比而言,钱穆至少部分地接受当时的进步观念,认为革命整体是合理的,虽然仍旧视大多数民变为灾难。(但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农民起义的确都不曾给社会带来本质的进步,倒是破坏极大,因为主导者往往本身只是流氓无赖,除非像刘邦、朱元璋广得读书精英辅助,方能成事。)而现行教材几乎是死守“人民必革命进步”的思维定势雷池不敢稍动。而很显然地,要成为“有知识之国民”,绝不应该满足于信守那些不许讲道理、“不容置疑”的定见。除这两点外,在民族观念、政治局面传承流变等方面,钱穆的观点也与现行教材不同,因为教材是以政治观点为纲组织史实,而钱穆以历史观点为纲,虽然都是“信念决定论点”,然而政治观点显然要比个人化的历史观点僵硬,所以现行教材与这部六十多年前的教材相比,也要僵硬、枯索一些。
《国史大纲》的作用主要是思想层面的,其主旨“则在发现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这说明作者的主要意图是记述历史以对时事及后世造成影响。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可谓用心良苦,他通过这本书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和希望。
那么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看本国历史呢?先生说要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历史总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不可能是一无是处的,鉴古而知今,历史总能带给我们温情。亦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对历史毫无敬意可言)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前人不知后事,只是各行其是,焉能以己之过而责之于前人之身?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带着温情与敬意,带着能够鉴古而知今的心态去学习本国历史,才能学以致用,才能报效祖国
简单的举个例子,官方历史教科书中,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是以一个正面角色出现的,讲他们如何爱国,而没有提到他们的愚昧和残忍,而本书有较为详实的阐述。不过我要说明一点,知道历史是一方面,如何看待又是一方面,我们知道了义和团的残忍就可以了,毕竟在列强野蛮入侵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对他们的任何残忍都是应该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令人心痛的历史,我们要以此时时勉励自己,努力让祖国富强,让中华民族迄立于世界的东方!
读这本书以后我收获很大,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得到了深刻知识,满足了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由于时间关系虽然我没完整地读完这本书但我了解还是比较深刻,通过读这本书我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兴趣更加提高了,具有魅力的中国古代历史浮现了在我眼前,虽然是过去但值得研究。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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