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风度作文【一】
大地宽容种子，才有绿色植物的生机勃发。大海宽容溪流，才有不竭源泉的汇入。现实宽容梦想，人类才有非凡的创造力。时间宽容历史，才有知识与智慧的传承接力。
人与人之间本就应该和谐相处，多一点宽容，少一点嫉妒。前一段日子报道了复旦大学投毒事件，本是最好的舍友，大家从千里之外汇聚此地本就不容易，这是一种缘分。本应好好珍惜，可是因为别人无意之间的'一句玩笑话，就向饮水机里投毒，让一个家庭承受着丧子之痛。供养一个大学生是何等艰辛，从一个人呱呱落地到长大成人这中间有多少肩膀支撑他。等到他年轻有为时本应让那些给他肩膀的人安心，而如今却让那些是时候依靠他的人何去何从？
而那个因冲动向别人饮水机里投毒的人又得到了什么？
那是一生的悔恨，是一辈子的阴影，这绝对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人。空有智慧与学历不为家庭考虑，不为后果考虑，待他该回报父母时，他在哪？等他报效祖国时，他又在哪？蹲在那个阴暗的牢房里去畅想未来吗？不想职责，不负责任，一味空想未来，也许其后果亦该如此，我无法去悲叹亦或是同情他。
宽容是一种忘却，忘记昨日的是与非，忘记别人先前对自己的谩骂，在岁月之流中，承接阳光的欢乐。
我无法猜测过程的是是非非，却已看到了结局。如果当初买饮水机时不去计较少了一个人的钱，结果会是怎样？如果当初两方说话语气委婉一些，互相体谅，结果又会怎样？如果再投药时不逞一时之快想想后果，想想自己应尽的责任还未完成，结果又会如何？
世上没有“如果”二字，亦无后悔药可吃。
宽容他人无疑于提升自己，事事都去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活得多累。生活道路多坎坷，尽尽自己的职责，付起自己的责任，多一点宽容，少一些计较，不要在小事上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善待自己，宽容他人，让世界多一份爱！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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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风度作文【二】
说起2007年，文化不多，文化事件却倒不少，不管你是走马观花回眸一瞥，还是“侧目而视”仔细打捞，映入眼帘的大抵是“一地鸡毛”而已。漫长360多天沉淀下来的文化积累，如果用“没文化”来形容，那大概是最合适不过的，而就拿这些“不能称化”的“文化”来说，它们既不像“鸟巢”那样有个“骨架”，也不像“水立方”那般有张皮肤。
盘点2007年的“文化”，虽说寥然甚亏令人寒碜，但说头儿多少有一点：“快乐男生”一成功举办电视台就笑了，作协副主席陈忠实书会受骗就哭了；博客点击突至网络第三当年明月就笑了，众歌星的演唱会票价都超过2000元许多追星族就哭了；于丹一走上“百家讲坛”就笑了，“超女”们一看到“超级男生”举办就哭了；“嫦娥一号”成功飞入太空中国人民就笑了，韩寒看到了郭敬明被破格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哭了……笑了哭，哭了笑，或真实，或虚拟，2007年中国的文化“历程”就这样了。
不过也的确，现在的我们，真的就是“没文化”；如今的中国，也就是“缺文化”。看看电视上被众人所津津乐道，且每个参赛选手个个都自称是“江湖中人”的“武林大会”，你就会明白：三分的舞蹈“干货”，原来是可是被稀释成一档30多分钟的名牌节目来做的。不愧是武术“原产国”的做法。再看看《红楼梦》再拍的准备“花絮”，其间的“龙套”走得百姓果真是“眼花缭乱”没有一点“头绪”，光一个林黛玉的扮演者都能“如火如荼”上这么长时间，在众人都把它作为一个成名机会的情况下，有关单位还像搞“学问”似的举办了一个“选秀大赛”。这作为四大名着之一的《红楼梦》也着实是名副其实的够“红”的，不仅带动了其间的演员“红”了起来，而且还带动了其相关的投资商家的钞票“红”了起来，真的是落实了“共同富裕”的伟大宏旨。如果曹雪芹先生九泉有知，不知道会不会“红”得给“乐”活过来？另外，同为四大名着之一的《水浒传》，那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准备重拍的剧本连一个字都还没有“加点”，宣传的“新闻”却都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了。可是“言立”半年后，却还没见到这些爱“临时抱佛脚”的炒作者们有所“立足”。如此接二连三的“蛊惑”民心，“欺诈”百姓，不知道这些被金钱遮蔽了双眸的“鼓腰包”们到底想干些什么？中国有句俗语叫：“流言止于智者。”但屡次被“诈”之后为什么类似的“流言”还没有停止呢？可见那些自称是“文化人”的“文化人”并不是所谓的“智者”。
再看看如今被人高度追捧的“百家讲坛”，那可是独领着中国国学教育“文化”，“名家云集”的名台，别看是一座和老师上课教学并没有什么区别的三尺讲台，可那上面站的都是所谓的“名家”。“名家”们只要能站在上面“啼笑皆非”般的把孔子说成丧家狗，把庄子说成处处求人等米下锅的“乞丐”，然后再加上自己满腹经纶般的长篇大论，给台下的观众讲上几个已经“生米煮成熟饭”的`故事，然后就大功告成，名利双收。如此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风水宝台”，可想而知台下那些其它的名家对这座“台子”觊觎的颈项伸得有多么不可高攀。然而就是这种有悖于人类正常思维导向的“导举”，“名家”给“吹口气”还能在百姓中间“刮阵旋风”，这可见我们骄傲无知的现代白领人对中国家传统文化熟知的“白领”化。也可见在文化可陈的今天，“娱乐圈”都已经被我们拿来充当“文化圈”了。而单就从“文化人”的角度看，著名学者钱理群都豪不客气地说“我们这一代最没文化”，可想而知我们“君子固穷”的程度。其实，他说的“这一代”，也多包括了比他年轻的一代又一代。
美术家韩美林说过：“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而文化和经济又是相辅相成，彼此融合的，所以说我们现代的经济也是“没文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许嘉璐不是说过吗：“没有文化的经济再发达也是建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这句话形容现在的中国经济那可是“天衣无缝”。现在中国的楼房耸立得是够高的，可那是终究只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高楼大厦。一句真话的力量，抵得上整个世界。
透过“真话”和2007年的文化“足印”可以“以管窥豹”，看出在人心浮躁的现代社会，所有人都已被名利蒙上了“海市蜃楼”般的面纱，生活在世俗的假像和权力的保姆的怀抱之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体制存在着种种死穴，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对于那些爱管文化的“文化官”却春风得意的满以为“文化风景这边独好”的状况，我想起了马季先生的一句相声来形容当今中国的“文化”和“文化人”：吹牛的人，上嘴唇着天，下中嘴唇接地。
事实上，在这个一见噱头、一听炒作，“fans”团们可就会喜滋滋乐呵呵屁颠颠地掏出上百元钱去影院观赏“大片”的年代，谁还可以被称为真正“有文化”的“资深”者呢？
当今时代风度作文【三】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