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的历史教育,其实从我们进入小学那天,就已经开始。我记得上小学时,每一个新学期都会有一本叫做《小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小书,虽然不开课程,只是当作课外读物,但我对中国历史的懵懂认知,却是从这里萌芽。我记得,从一年级起我从上面知道了孔子,岳飞,洪秀全,孙中山等历史名人,了解到了孟母三迁,精忠报国的名人轶事,知道了世上曾经有个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个辛亥革命,还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等等历史事件。之后上初中,高中,不仅学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我们也是编入了中学课本的。然后上了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马克思主义,毛概,一同成为公共必修课,跟学分挂钩,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的,都得学。说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历史教育虽然说做得不是面面俱到,但可以说是已经覆盖了整个教学过程。唯一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只是单纯的让我们根据官方的计划去了解史实,中学生学历史只是为了,大学生只是为了捞学分(科班出身的例外),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必须具有的历史思维,我们灌输得很少甚至缺失。
那么,我们要具有怎样的历史思维呢?这个命题很大,我姑且以我的切身感受来谈谈。
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培养对历史客观公正的看法和态度。一直以来,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都是很官方的,因此,我们了解的历史史实,也是打上了阶级属性的烙印,有些地方明显有失客观公正。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在假期去读了《曾国藩传记》,感概颇多。他对我说,怎么历史书上把曾国藩说得那么卑鄙龌龊,一看像个乱臣贼子,可是读了他的传记,我发现,他可是一个爱国爱民,崇尚孝义,有着中国古君子遗风,兼具雄才大略的旷世奇才啊。历史书上的东西跟他在传记中看出来的,实在是相却甚远。像这样对历史有着诸多迷惑的,我相信不只是我同学一人。
再次,我们要有清醒的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历史是死的,思维是活的。我们得到的关于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只有史实真实可信,我们的思维才会有条不紊,我们的思想才会沿着正确的渠道发展。我们要读正史,但野史也得有所涉猎,有些时候,正史反而没有野史那么来的真实,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多疑团不能破解,很多历史现象扑朔迷离,不要急于去寻找答案,等待吧,总会水落石出的,我们需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人云亦云,不以偏概全,不随便去盖棺定论,用事实去说话,这是我们对待历史所必须有的最基本的态度。
最后一点,我们要及时纠正和更新我们的历史认知。时代是向前发展的,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得与时俱进。很多事情,在过去,或者今天看来,也许是错的,丑的,不对的,但到了明天,或许又成为了人们奉为圭皋的行为准则,谁也说不清。过去我们把封建地主阶级,资本主义,大官僚大资产阶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今天我们对他们的评价,不是渐渐趋于客观公正了吗?市面上,《曾国藩家书》,《卡耐基营销策划》等过去年代会被称为“毒草”的东西,不也是让今天的人们趋之若鹜吗?
总之,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家谱,需要我们时时修补,小心维护。它是庄严而神圣的,对待历史,我们必须得有严肃的态度。我们既要学会铭记,也要学会扬弃。与教训,我们把它铭记,化为向上的动力。耻辱与错误,我们把它深埋在心,轻装上阵强大自己。我们要在一份真实的厚重的历史家谱上,稳稳当当的走出前进的每一步,清清醒醒的闯荡我们的事业。倘若国民真能如此,则中国的历史教育,可谓为成功也。
就从星期一的体育课来说吧。男同学们排队总是站不好,所以陈老师给了我一个权力,要排队整齐,无人讲话,才能去上课,没有做到就会罚站,还停课。从此我把陈老师的要求铭记在心中。“铃、铃、铃……”预备铃已经拉响了,我把所有男同学叫出教室,整理好队伍,准备下去上课时,王先淦在队伍中窜来窜去,活像一只欢蹦乱跳的猴子,闷热的天气再加上王先淦火上浇油,真是愤怒到极点了,我疯狂地大叫着,让男生们回教室罚站,完全忘记了作为委员的尊严。他真是“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粥”,全班男生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罚站,在这大热天里谁愿意罚站呀,所以有些人就开始不耐烦起来。这时王先淦又难耐寂寞,开始捣乱,他东看看,西瞧瞧,趁我不注意时脱掉了衣服。我看见大家都站得那么认真,还是不忍心,叫他们再次快静齐地排队。男同学们又一次站好了,又只有王先淦在那里唠叨:快站好呀,不然又下去不了……。看来又再拍我的.马屁了。我真怀疑可否用一张胶布把他的嘴封上。在下楼的过程中,我无意从窗子边看到了陈老师,只见队伍走得像一根蜿蜒起伏的卧龙,队伍中发出的讲话声令我的耳朵都承受不了,我好心地提醒他们,可他们不听,果真不出我所料,陈老师见我们零乱的走下来,顿时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王先淦,讲话、排队乱动,这些小事对你来说是很快乐的,但对于我们而言这一点小事是非常重要的,你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学习态度,还影响了班级的纪律性,难道你就不曾有丝毫难为情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塞纳河,它把我们的一颗心分作两边,左岸柔软,右岸冷硬,左岸感性,右岸理性,左岸是看法,右岸是事实,左岸住着我们的***,期盼和挣扎,右岸住着这个世界的规则在我们心里打下的烙印。
事实之于真理更加严峻而难以抗拒,因为大多的事实都不依靠我们的意愿和存在。人们从理想和幻想中得到安慰也蒙受羞辱,好在事实更为长久。尽管它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事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我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将事实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是我们所知世界最直接的反映。
哈珀-李曾说:“去掉那些形容词,剩下的就是事实了。”如果说看法就是事实的.修饰,那么我们对此,需要保持冷静甚至警惕,君子慎独,偏信则暗,切勿让看法凌驾于事实之上。1994年南非记者凯文以一张《饥饿的苏丹》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在那照片上,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死在地上,而秃鹫在不远处虎视眈眈。荣誉过后,对他的斥责谩骂汹涌而来,谴责他是踏在女孩尸体上的卑鄙小人。但事实上女孩的手上带着象征人道主义保护的手环,而凯文也对她伸出援手。可是口水的狂欢下,没有人愿意回归理性的看法,几个月后这位记者痛苦地离开人世。事实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重,我们需要明白不是所有的事实离开了看法都是空洞的,因为我们的看法也从来不是事实本身。
但这并不代表看法是可以完全摈弃的。世界不只有复杂的事实,同样包含了人内心真实与直接的体验。不论看法是积极还是消沉,总会与旁人的意见有所不同。若所有人闷声不响,或是人云亦云,这样无非就是将最真实的苦痛以及最炽烈的情感用最庸俗的套语来表达。如果没有看法,我们将处在一个停滞的时空。而一旦看法基于事实,晦暗不明的时刻也有了坚持的信念。此次疫情中,我们接受痛苦和希望并存的事实,也在荒原中举起一把火,善意会拥抱哭泣的灵魂,而罔顾事实的看法则令我们在气愤之后更加珍惜而坚定。
还有一种看法更令我们震撼。15世纪,布鲁诺为日心说毅然赴死,他对科学的坚持让欧洲教廷都为之惶恐。1912年民国初立,孙中山先生在地图上画下心中的建国蓝图,他的梦想或者说是中国人的梦想,得需百年的时间才能初见成效。新冠疫情刚出现时,李文亮等14位吹哨人就已向外界发出预警,提醒身边之人做好防护措施……他们的看法比事实先行一步,逆着众人一致的步伐勇敢地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基于现有情况而对将来的合理看法,分明是黑夜破碎即将倾泻出的红日,是风暴侵袭前的一声雷响,又有谁能说这些看法是无力的?
谎言之中,有勇士挺身而出,无畏的直言与血的印痕中,事实和看法依存而生,相辅相成,空洞被充实,无力变成坚实的力量。
为此,且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崭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且用真实架一座桥,让言说者不空谈,让主事者不麻木,让刚烈者不偏激,让脆弱者不沉沦,让书斋知晓江湖事,也求民间参知庙堂言!
我们站在事实与看法的岸上,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人对人的看法是不同的,谁对谁公正、大方,他批评、惩罚谁的时候谁都会觉得受到的惩罚是应该的,绝无怨言。
但是过分的偏向与过分的嘲讽会给自己的名誉带来极坏的影响,过分的偏向会使一个学习好、性格傲慢的人,给变成谁提谁烦的一个人。但是嘲讽别人是对别人极大的辱没,但是没有了辱没,世界就会没有成功的动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辱没对于一个有志气的人来说:“辱没就是一个向成功推动的一种力量”。就拿国家该国总理***来说,周总理在少年时就目睹了中国耻辱的一幕。就拿那些说着英、法、德、日语的洋鬼子来说,他们从x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就欺负我们中国人,周总理少年时就看到了那些说着英语的外国人欺负我们中国人,从那以后周总理就立志说:“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周总理在受耻辱的旧社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不都有他的功劳吗?所以我们要在耻辱面前鼓起勇气,在成功面前要虚心。如果面对耻辱低下头的话你会慢慢下落直到自暴自弃,如果在成功面前你显的不谦虚、看不起任何人的话,你就像那爬梯子的人没人帮助,自己爬多高梯子坏了就把自己摔多惨。
那些在清末时傲慢无礼的说着盈盈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到现在比我们强多少哇?那英、美二国不是正符合了周总理对说英语的美国人说的:“中国人低头走路,是走上坡路。美国人抬着头走路,是走下坡路。所以就偶是因为这些外国人不敢小瞧咱们中国人,外国人眼中旁若无人、骄傲自大,而中国人眼中,可以看到旁若无人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是骄傲自大的。而被目中无人的老师辱没的学生是虚心的。骄傲自大的学生不管学习有多好,但是她始终都会走下坡路,而虚心好学的学生始终不会走下坡路,所以目中无人的老师背后就有人议论,而他最看不起的学生往往都会有人支持、鼓励他超过他信任的学生。
因为骄傲、辱没、自大始终是负面的,所以有人在背后骂他、咒他。而虚心的人背后会有人支持他、鼓励他。因为这两种态度就会不同的看法,现实中不仅偶是这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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