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上课时,男同学郑宇星拍了拍前座的椅背,等前座的吴家豪回过头来,他又站起来,对吴家豪悄悄的耳语了几句,吴家豪立刻转过身去,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身体坐得非常端正。这一情景正巧被时时老师敏捷地“捕捉”到了,他温和地对郑宇星问到:“你上课和同学讲话,在讲什么呀?”郑宇星手足无措地回答首:“我、我告诉吴家豪:‘上课不要做自己的事,眼睛盯紧黑板……’”“你这样,很好,但是,如果人人都这样,课堂上不就一片乱哄哄的吗?我们尽量用手势来表达,好吗?”时老师友好的'建议道。
我认为,这句简短的口头禅,不仅代表着时老师的看事全面,明察秋毫,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时老师对同学们的平起平坐和尊重。
在这三年之后的重逢里,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媒体的宠儿,北川中学的学生郑海洋,全国知名人物,在灾难后成为了汶川精神的代名词。坚强、执着、阳光……对这个因地震而失去双腿的男孩,媒体毫不吝惜溢美之辞。他成为震后重建过程中树立的无数典型中最突出的一个。但当人问起他对今后的计划时,他回答:“上某某体育学院”,再问为什么,他干脆地回答:“因为学校的某某书记对我最好了,老来看我,她答应让我上她们大学。”从他说话的语气和表情来看,好像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现在,郑海洋也许正忙着出席各省市的.好心人、慈善家和爱心团体组织的慰问演出,忙着向镜头展现他最阳光的笑容。那时候电视机前的人们可以热泪盈眶:真好啊,你看,汶川的人还有重建生活的勇气和希望,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正是这些好心人们,三年前在博大的同情心的驱使下,踏上了汶川的土地。也正是这些好心人们,三年后在博大的同情心和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又一次踏上了汶川的土地。仅以北川中学为例,作为一所震后不久就复课的中学,现在平均一周就要接待一到两批远方的来客。这不禁使人怀疑:北川中学是震后不久就复课的,还是直至今日都没有正式复课?从郑海洋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北川中学——不能说所有人,但至少是一批人——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消极避退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恰恰就来源于好心人们过于泛滥的无私的帮助,这些持续三年并且愈演愈烈的的帮助为他们的逃避现实提供了理由。这就表明,汶川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仍只是一个趋势。但在北川中学这个微缩的窗口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已经在某些人身上凸显。
汶川变散了。这就像一个久病的人,刚开始时积极配合治疗,遵医嘱要吃很多药,勤加锻炼,争取快速恢复机体的功能。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病有了起色,医生却仍不减药量,人就慢慢松懈了,对药物的依赖增强,也不经常锻炼了。久而久之,急性病变成慢性病,虽不危及生命,却给生活带来不便。这时有的医生往往会直接断药,人无药可依赖,刺激自身的免疫系统,往往反而好得快。
汶川变散了。在刚震后形势严峻时汶川人众志成城,巨大的悲痛和求生的意念汇成一股强大的内驱力,鞭策着人们去救援伤者、建设家园。当好心人们、慈善家们和爱心团体们反应过来,积极捐款捐物的时候,这股强大的外力的的确确推动了汶川建设的发展。但现在,三年后,我们看到汶川的一切都将步入正轨的时候,这股外力仍没有消失,而是由推力变成了阻力,它强烈地干扰了汶川人建设家园的内驱力。从郑海洋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外力使得汶川人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多少遭到了削弱。众志成城地朝一个方向使劲的汶川不见了,出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神文明典型汶川,出现了一个研究灾后心理阴影的心理学家们的实验室汶川,出现了一个好心人们展现自己博爱精神的舞台汶川,出现了一个带着阳光般的微笑接待慈善家和爱心团体的招待所汶川。这里成了一个倾倒爱心的垃圾场。一些人千里迢迢走到这来,做忧虑状、做沉痛状、做饱含热泪同情状,于是捐款捐物慰问演出,当然看到“汶川很好”,做感动状、做放心状、做长舒一口气状,点着头,微微笑着,背着手踱着步子,回家去了,感到又对祖国和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认为这样的人,不是被言论的潮流所裹挟,被所谓的“爱心”蒙蔽了双眼,就是以救灾为噱头,其实别有用心。
三年之后的汶川,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我们的目光也应穿透歌功颂德的言论,看到事件背后悄悄衍生的汶川问题。在媒体报道的浸泡中,在蜂拥而至的好心人们的簇拥下,汶川是永远谈不到建设的。我们要说,三年后的汶川很好,我们可以放手了。当某一年的五月十二号,没有人再提“汶川大地震周年纪念”,没有人再去汶川慰问演出,没有人再捐款捐物的时候,我们就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汶川的人终于可以重建家园了。
天津市耀华中学高一:李拉
同性,两个妈妈,两个娃娃,没有。(我知道这很烂。)故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这被提名了最佳影片还是最佳网友原创投递剧本来着。
对此我只想谈一下马克鲁弗洛的角色:虽然可能有不少人会觉得,嘿,朱利安摩尔性趣来了,马克鲁弗洛有什么办法,他也只是食色性也,毕竟一个40多50的大叔还能和自家餐馆20多岁的小妹妹战个痛快淋漓还让女方食髓知味,能看出他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水平耶。说到底出轨的还是朱利安摩尔不是马克嘛。那就更勿论两个孩子鄙视他的片段了,看着马克在玻璃窗外被自己的儿子鄙视地瞧着还端饭盘走了免得看到,这还是挺伤心的'。
但问题是,事情永远不会是那么,顺利的,这片我觉得最好的部分是在于,没有让马克回头就当了个便宜老爸,虽然他是享受了几天天伦之乐,但是他至始至终是被隔绝在这个蕾丝边家庭以外的,不管你是不是这么觉得。
儿子和女儿的角色对这个爸爸是截然不同的,当然这很容易地可以解读为女儿喜欢爸爸,儿子喜欢妈妈的情况,但是除了这点喜欢之外,马克的角色在这个家庭里根本一点基础和发展空间都没有。
以至于后来马克对这个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大,分别体现在跟朱利安摩尔上床,带女儿骑上了她本来永远不可能被允许骑的摩托车,影响了(我觉得是)儿子让他对损友说不,我会觉得,这是雄性本能的不断发挥致使他这个根本意义上的外来者开始掌握和控制这个家庭了。最能证明此想法的例子就是当他带女儿骑车回来,禁止女儿骑摩托车的安妮特都火了,而马克却还是嬉皮笑脸。她当然应该火,这不是控制欲过剩,这是一家之主在自家妇孺弱小身处潜在危机当中所展示出来的本能,也是一种雄性本能吧。至此两雄相遇,马克被扫地出门(或者说他从来没进过这同性家庭的门)是必然的结局了。
如果朱利安就此被掰直,马克当家做主,安妮特气愤而走,儿子女儿真正体验父亲味道。慢着,听着就不对劲。也不可能。凭马克这样的浪子本性,他也不会是一个好爸爸,起码在担任爸爸的角色中,不会当得比循规蹈矩当医生的安妮特更好。所以我觉得,马克最后的结局,其实也只是和他人生中发生过的无数次的故事一样————是因为他自己的浪子本性所致。
而从而反衬出,同性恋家庭也能像一般家庭那样能建立在稳固坚实的基础上,能抵御第三者的破坏,我想也正正是这部同性恋片所引领出来的正能量。告诉别人,虽然我们这样的家庭是少数,但是家庭中的同性恋对维护这个家庭的决心和力量,都是与其他人类一致无异的。
鲜红的长棉袄和粉红的眼镜框衬着她绯红的双颊,与一米七的老师一般高的她与这个六年级的教室似乎有一些格格不入。她站在讲台上,用手捂着嘴,一个劲儿地对我们笑。我们也笑,笑她那恨不得扎到头顶上的马尾辫。
这便是郝好,又高又壮,蓬蓬的马尾,胖胖的圆脸,老喜欢把手指放在嘴中吮,而身上那股刺鼻的气味使得她更加怪异。
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安排她坐了在我的旁边,她抱个大书包,一摇一晃地坐了下来,用手擦了擦嘴角,开口说了一声“姐姐好”。便又捂住嘴笑起来。我瞥了一眼她那长度和宽度都是我一倍的身躯,不由得扭过头用书盖住了脸。
一下课老师就把我喊到了办公室,我从门外探头,看见一个略微佝偻的老人正在火盆边烤手,和老师谈着话。“郝好三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行为也与别的小孩不同,后来检查才知道她脑子中有个东西,是一种先天性的什么病,名字挺长的,反正就是智力有问题。她现在十五岁了,可智力还不如三岁的孩子……”“哈哈,是弱智!”从我旁边经过的两个同学听到后相视一笑,捂住嘴说道。老师听到后立刻从椅子上跳起,狠狠地揪住他们俩的耳朵,将他们赶走,又招手示意我进来。我站在火盆前,看见跳动的火苗一颤一颤地映在老人充满忧愁的双眸中。“郝好以后就是你的同桌了,你要看好她,别让她乱跑惹事,别让别人打她欺负她,她一旦有什么情况你就来向我报告——第一时间!记住了么?”老师的声音很大,我几乎以为她在吼我,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能听得到。她装作望向我的样子,而我却发现她的眼珠转向了右前方校长坐的那个位置。我挠挠头,望着窗外正靠在栏杆上吮手指的郝好,慢慢地点了点头。老师露出喜悦的神色,转身对老人说:“她是我们班的好学生,挺机灵,办事又利索,郝好坐在她旁边,应该没事的。”老人抬起头,望着我点点头。火盆中的木柴发出了“嘭”的'一声响。我撇了撇嘴,走了出去。
郝好每天早晨都是第一个来到教室的,她总会把教室打扫干净之后再洒上些水,然后趴在桌子上等我来了后抄我的作业。冬天的教室冷,呼出的气都快结成了冰。同学们都把手缩在衣袖中,跺着脚,将寒冷都怪罪于往地上洒水的郝好。老师每次望着干一块湿一块的地时都会皱着眉告诉郝好,冬天不必洒水。可她每次都只是咬着嘴唇,笑着,第二天又继续往地上洒水。老师不再说了,只是站在讲台上,斜视着郝好。几乎全校的人都讨厌郝好,厌恶她的语言和动作。几个痞子似的小男生经常用手一拳头一拳头地打她,她不知道反抗,只是躲。躲过了,还捂着嘴哈哈大笑。我想起了老师的话,便跑到办公室喊老师。老师听后,直起身伸了个懒腰,然后跟在我的后面慢慢地走了出去。老师分明看到了那几个男生正在用拳打,用脚踢郝好,但却只是瞪了他们一眼,让他们住手,便又回到了办公室。等老师一走,那些男生就又向郝好吐唾沫,我只好又去喊老师,老师显得不耐烦了,只皱眉“嗯”了一声,又低头改作业。
窗上铺满着白雾,隐隐约约还能看得见郝好昨天在上面画的画——一个有些参差不齐的大笑脸旁依偎着一个丰满圆润的小笑脸。我望瞭望旁边的空座位——都打铃四十分钟了,郝好怎么还没有来?我有些发急了,跑到老师办公室,才知道郝好早上打电话向她请了假。“我听半天才听清楚她说的亲家原来是请假!我听不懂她还直哼哼,还在不停地咂嘴!”老师笑着跟其他人描述着早上郝好给她打电话时的情形,尖锐的声音伴随着火盆中火的跳动而起伏。我觉得火盆中的火快要烧出来了,炸裂的声音让人头疼,火苗的颜色也是黑红黑红的。我快喘不过气了,便走了出来。教室中的灰尘带着暖气钻进人的鼻孔,没有洒水的教室似乎暖和了许多。同学们也不哆嗦了,笑着望着郝好的空座位,不知在谈论些什么。
第二天早晨,我一进班就看到了一个鲜红的身影,是郝好。她趴在桌子上,闭着通红的眼,我轻声喊她她才把眼睛睁开,抹抹嘴角,笑了笑。我递给她我的作业本,她低下了头开始往自己的本子上抄——她的作业每个字都整整齐齐,很漂亮。“你昨天怎么没来?”我问她。她看了我一眼,又指指窗上的画吮住手指,说:“爷爷……还在医院……,昨天……病了……”我又想起昨天老师在办公室对郝好请假缘由的种种离奇猜测和张张丑陋笑脸,不由得一阵心酸。
痞子似的小男生又开始打郝好了,她蜷在角落,不再笑了,有些浑浊的水珠滴在她手上,郝好哭了。
之后的几天,郝好都没有来,窗上的画也不知被谁给抹掉了,直到小学毕业那一天,我一次也没有看见郝好,一次也没有看见她那快扎到头顶的马尾辫。
初中时我转到了外地去上学,直到高中毕业,我才又回到这个小县城,回到小学母校。老师还是以前那个有两幅面孔的虚情假意的老师,只是眼睛小了些,里面的东西又多了些。我向老师问到郝好的情况,她笑着说几天还在大街上看到郝好,她爷爷死了,没有了经济来源,政府的帮助也只是断断续续的,就只好在大街上流浪。
果然,我一出校门就看见了跑在大街上的郝好。鲜红的长棉袄和粉红的眼镜框衬着她绯红的双颊,但却不像从前那样肉乎乎的了。她也看见了我,笑了笑,说了声“姐姐好”,又用手擦了擦嘴角,拾起地上一个满是污渍的塑料盒,跑着扔进了一个垃圾桶中。
“好”与“对”,乍一看都是褒义,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们却是相矛盾的。古时候的中国,自夏朝起实行世袭制,在古人眼中,将皇位传给皇子,是对的。但那样做,一定是好的吗?
晋武帝明知儿子是低能儿,仍将皇位传给他,这么做,是符合世袭制的。但晋惠帝成了贾皇后手里的傀儡。再到后来,江山易主,社会动荡,不禁令人深省,可见这样做虽然是对的,效果却是极不好的.。
诸葛亮忠心耿耿,赤诚之心令人敬仰。为了完成刘备托孤遗命,他鞠躬尽瘁,全力辅佐那扶不起的阿斗,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直到生命耗尽。诸葛亮的一片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赤诚之心自然没有错,但忽略了国家积弱、缺乏修养生息的现状连年主动征战,这对的行为却带来了不好的结果。
不仅是古代,现在生活中,这样“对”与“好”难两全的事情也不鲜见。
记者卧底高考,揭发许多内幕,不可否认,记者揭露社会现实,还大家真相的初衷是好的,但这样的做法违反了高考的相关法律,未必正确。
当尊老爱幼的美德被一些人抛到脑后,白发苍苍的老人无座位可坐,有几位公交车的司机选择了停车,直到有人让座为止。公交司机的尊老美德和正义感毋庸置疑,他的做法也的确有了成效,然而这做法虽好,却违背了公交司机的职责,也侵犯了乘客的权益,好是好,但不正确。
如若“好”与“对”二者不可兼得,我们是否可以各退一步,汲取二者的精华?
校规的着装不如学生心仪的服装美丽,那我们可以将校服设计得美一些;大学生圆轮滑梦,可以在公路上乘车,而在允许的路上轮滑;公交司机为老人着想,可以一边平稳开车一边劝说乘客……
诚然,有些事情并无法兼顾“好”与“对”,但如果我们多一点仔细权衡的理性思考,少一点任性冲动的主观臆断,亦能找出折中的方法,用对的方式,取得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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