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读《中国大历史》,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也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谓之“MACROHISTORY”。如果是大历史,写到杨贵妃就很奇怪了。在这样精练的历史中,这样的入也有地位,不知历史如何大?但是,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他的基本观点是:
1、权力的运用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部分,不能有效地运用权力,就不可能有稳定和统一的江山;
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农民,如果没有一种机制来管理农民,中国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
3、财政是中国封建王朝稳定或者说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必要财政和税收体制,中央政府就不能稳定存在;
4、土地管理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土地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没有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能谈对农民的管理;
5、官员制度也十分关键,历代的政府统治均是要依靠强大的官吏,没有官吏不行;
6、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稳定也重要,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就是儒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
7、官员的腐败历来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1、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中国的农耕方式是自给自足,小自耕农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联系,虽然分散,但农耕方式让人们安定下来,减少了流动,也使得统治变得容易起来,各地的官僚可以随意调任,中国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农村集团”,使得这种基层组织稳固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
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深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的组织,这也是那些入侵的非汉族在来到华夏大地后,不约而同地大部分采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文字等的原因。
2、地理与政治因素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正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物质不丰富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有了分工合作,慢慢形成了国家。
按照作者所言,纤细黄土示意耕种,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了小块耕地的操作。这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农民,统治阶级便于向他们收税。这些税收,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但这样分散的小个体在面临自然灾害等困境的时候常束手无措,这就需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比如面对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中央能够调度全国资源,来帮助灾民恢复生活或者是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抢夺也需要国防上的集权。
过去的历史虽不可能重新来过,却可以通过尚存的元素、历代史家的评说解读、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深深积淀,启发后世之人。今人置身于自然天地之间、历史长河之流,辨识,理解,思考,终可体味渺小与伟大、积极与消极、扎根与流浪、坚持与放弃的奥妙,蕴藏在“殊途同归”与“过程无可比拟”两种价值理念背后的追求差别。尔后懂得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间,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用今天去绘就明天的光彩~
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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