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大学时“国学”兴盛,有一次在图书馆无意中翻到《万历十五年》时就被它深深吸引。作者借万历十五年这发生的看似琐碎的事情作为线索展开叙述,全面展示了明代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个人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中国几乎停滞不前,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游牧民族的节奏,明王朝已走到沉没的边缘,落日余辉,败落已经是无可逆转的事了。
作者选择的人物很具代表性,他们看起来都认识到了帝国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出现的问题,也曾满腔热情试图扭转帝国的命运。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传统,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全书第一章从皇帝自小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和聪颖好学写起,他却最终清算了自己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一切祖训和旧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能决定国家的方向。第二章,继任首辅申时行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劝和,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这种过于保守的施政策略使国家发展陷于停滞。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互不相让,在认识到无法实现个人意志后,对朝廷官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作者认为,封建王朝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明朝晚期的症结所在,这正是大明王朝乃至所有的封建王朝晚期需要改革的地方。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官僚组织松散,导致国家实力空虚,而微薄的薪水又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文官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杰克·伦敦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之父”。美国人把他尊崇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
他出身于劳动人民中,为人民写作,为人民请命,尽管他存在始终无法解决的世界观矛盾,但这就是他,这也是他作为一个英雄的缺憾。但无论如何,杰克都为历史添加了光辉的一笔。他的故事永远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啊!不错,你可能毁了我的事业和我的写作。我是天生必须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可是资产阶级精神和现实主义是敌对的。资产阶级全是胆小鬼。他们害怕生活。而你呢,却千方百计地要我也害怕生活。你希望把我也弄得循规蹈矩。你希望把我塞进一个两英尺宽、四英尺长的生活的框里,在那里,生活里的种。种价值全是架空,虚伪而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教养和文化是建筑在庸俗的基础上的—我得承认,庸俗得无以复加。我刚才说过,你希望把我弄得循规蹈矩,用你的阶级理想,阶级价值和阶级偏见来把我改造为你们阶级的一员。”这是马丁发自内心的独白,也是作者当时内心的写照,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垄断了一切,因此它是迫害群众的。当时的资产阶级者大多是庸俗的、自私的和虚伪的。
作者有意把马丁刻画成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人们都认为作者是在为个人主义作辩护,而恰恰相反的是,作者写这本书正是为了抨击个人主义,他深知自己被个人主义的病毒不断侵蚀,而他却无法控制自己,马丁最后的结局也是作者的写照。
马丁是一个青年水手,他身体壮实、长相出众,在工人阶级很受欢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阿瑟,并且对阿瑟的妹妹萝丝一见钟情。她也被马丁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所吸引。
他是工人阶级出身,而萝丝是富有的资产阶级,马丁为了配得上萝丝,开始每天读书。人们都认为他在浪费时间,劝他去找份工作。后来,他与萝丝私定终身,萝丝也劝他去找份工作,但他始终不听。
因为一场误会,马丁被记者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使身边的人都疏远他。但好运降临,他之前卖不出去的书现在都被刊出来了,他成了当红作家。以前疏远的人都来讨好他,萝丝也愿意与他重修旧情。使他不明白的是——“我还是那个马丁,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写作品,并且还读给部分人听过,但那时他们都劝我找份工作,如今我可没有变,我还是那个马丁,但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变了?”
马丁终于想通了,人们看中的不是马丁这个人或他的作品,而是他成名后身上所附带的钱和名誉。认识到这一点后,马丁开始对整个世界失望,他的思想变得空洞,整个人都变得颓废。最终,他投身于海洋的怀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人的思想在开疆拓土时要格外小心,有时看得太明白,反而害了自己,该糊涂是就得糊涂。在探索思想的道路上,应以思想的价值为目的,也就是这种思想对社会和个人是有益的。思想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都是思想的载体,当思想超负荷时,就会毁了载体。马丁就是这样毁了自己。
—题记
“叮铃铃…”早晨的一声电话铃将我从梦中吵醒,挂上电话的那一刻,我感觉世界要将我淹没—奶奶出车祸了…当我火速感到医院时,奶奶已经在重病急诊室的床上躺着了,看着头上包着白沙布的奶奶眼里突然湿润了…我带着爷爷的叮嘱回家拿换洗的衣服。
还是那栋老楼,充满了我童年的味道…推开门进去看到桌子旁边的纸堆,走过去仔细一看,是一张张被撕下来的,日记正面是平常的日期,反面却让我震撼到了,上面都是这样的“2015年6月,她带着爸爸妈妈来看我了”“2016年12月,她打电话过来让我多穿点衣服”“2017年2月,她打电话过来说第一名”“2017年6月,她今天毕业考试”“2017年,她已经很久没来看我了”“2017年10月,她已经很久没有打电话过来了”“她—小夏”我发疯的翻动着这一张张平凡而又神奇的日记,上面全部记载着我和她之间的所有事情,时间到事情,我不敢想却又忍痛去想,她是怎样在这昏暗的灯光下记下这一点一滴的\',再想想,自己多久没回来了,是成长的疏远还是学习的繁忙而又忘了她呢?我慢慢的收拾好这一张张充满着她希望的日记,拿着换洗的衣服回到医院。
看着银白色头发,头上包着白沙布的奶奶,眼眶瞬间湿润了,走过去将这最后一张充满着希望的日记放在奶奶手里,心里恳求上天不要把她从我身边带走,嘴里嘟囔着:“奶奶,奶奶快醒醒,不会再让您数日历了,快醒醒…”
十五年的爱,十五年的陪伴。
黄兴南路的步行街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今天,我和妈妈、外婆、小姨、二姨还有弟弟妹妹一起去了这条繁华的街道,游览步行街作文。到了步行街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站在外面向里看,步行街一眼望不到头,街道两旁全是各种各样的商店,街道中心是喷泉。一座又一座的喷泉喷出来的水花像珍珠一样点缀着步行街,使它变得更加美丽。走进步行街,里面人山人海,人们摩肩接踵,我们只能随着人群慢慢地移动,花了好长时间才从人群中钻出来。不一会儿,我们看到了一个雕塑,名字叫“掏耳朵”。这个雕塑反映了远古时候的人们在没有钱时只能去给别人掏耳朵赚钱,而那个被掏耳朵的人则显得特别高兴,肯定是觉得很舒服吧。
随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雕塑,名字叫“纳凉”。这个雕塑雕得栩栩如生,内容是爷孙俩坐在凉席上纳凉,小孙子还给爷爷捶背呢。作者连烟斗上的花纹也雕出来了,真不可思议。游览步行街真是一件愉快的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雕塑、喷泉,还有商店,会让你看得眼花缭乱,有机会你也去玩玩吧。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了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军队——“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了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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