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证中,文章的几个层次,段落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就是并列式。这是经常使用的一种结构方式。
写作时,根据需要,大体有两种情况:
1、是为了论述方便,说理清楚透彻,把文章的论点进行分解,分成几个分论点。这些分论点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并列的。
2、是在论证过程中,为了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把几个论据并列起来。
并列关系的顺序安排可以灵活,但是应该考虑并列关系的几个方面的轻重程度及其相互关系。一般的说,应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当然,有时几个并列的方面并没有程度的差别,安排顺序时只要符合一般的思维习惯就可以,不一定有严格的次序。
从形式上说,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几个并列的层次或段落,可以在前面标以“第一”、“第二”、……或“首先”、“其次”等。
论证的层次之间,是总说和分说的关系,就是总分式的论证结构。有时是先总说后分说,有时是先分说后总说,也有时是先总说,后分说,最后再总说。
写议论文时,往往并不是单纯采取单一的论证结构方式,而是几种方式的综合运用。
当然,写议论文也并不是只有以上这几种论证结构,而且我们写文章时也不可能用这四种形式去硬套,内容决定形式,采用哪一种结构方式,首先取决于内容的需要。
作家就是要写作,写作,再写作。
只有在不断写作中,才能知道什么写得好什么写得不好。面对辽阔的世界,怎样用一笔概括,面对一粒沙子,怎样展开一个世界。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的诗句,也可以用写作来套用,写作上万卷,下笔顺如神。
我们在台下听钢琴家演奏优美的曲子,如醉如痴,如歌如泣,如风如雨,如爱如恨,交错有序,音律活跃,真是枚不胜举。
然而,钢琴家在演奏前,日夜锻炼着,有辛酸,有泪水,有烦躁,有气,有恨,一切所谓的挫折,他(她)都得面临,每一天必抽一定的时间来炼琴,也许为了生存或生活,但是多的是出于兴趣和梦想,那就是让自己可人们享受到音乐的力量和激励。为了辉煌的时刻,付出岁月的艰辛。
我们站在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面前,我们惊讶,我们遐想,我们震撼,我们追忆,我们喜悦,我们思索,我们发问等等。对蒙娜丽莎的微笑产生五彩缤纷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画家画得达到了极致。就犹如民间流转的故事,画龙不敢点睛,一旦点了眼睛龙就飞走了,画了九龙点了八条龙就飞走八龙,只剩下不点睛的龙。当然只是对画家的赞美,画得太神奇且美丽,就像真的有龙那样。
然而,达芬奇在画这幅名作之前,作的画不知有多少呀,有一个成为佳话的故事,就是他画蛋。一个鸡蛋粗看是圆的,或是偏园型的,但是入画的时候,却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作画,使鸡蛋有千种万种的姿态。用几何学的观念,一个园可以分出许多的面,因为一个园也可以当作地球或星球那样。达芬奇从辛苦的锻炼画蛋中领悟作画的本领和意境。从此不断的开发一条光明之路。
古代有一个著名的书法家用一个湖泊来炼笔,这可想而知,他日夜锻炼笔墨的辛酸。
现在的运会将儿们,为了实现自我和为国争光的那时刻,他们曾洒下多少汗水和泪水。
曹雪芹花了10年写成《红楼梦》,如今却有上千万人砖进红学里。
司马迁花18年的岁月写成他的《史记》,并且在艰苦的环境里,让你震撼。
李时珍用27年的时间写了他的《本草纲目》,给医学留下光辉的一页。
哥白尼撰《天体运行论》用了30年,这样的精神就可以鼓舞你的人生。
马克思奋斗了40年写成《资本论》,今天中国把它捧为真理对待。
雨果写的《悲惨世界》用了30年,是人们精神的粮食。
歌德用60年的光阴来写他的《浮士德》,光光为他的耐心和写作精神就敬佩。
作家就是在写作中更生新的生命。写作就是生活,写作就是思想,写作就是精神。
没有不写作的作家,就犹如没有不弹琴的钢琴家,没有不画画的画家,没有不写字的书法家,没有不运动的运动将儿。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而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他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的王安石斗智斗法。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说道底,在于苏轼面对邪恶,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也许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他决心争论变法,可见他永不放弃的性格!
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会对那些带头人物有所威胁,那你就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休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听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当特别提防开罪他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作者说这就是朋党之争时政治之中的规则。显然,苏轼已一一犯规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这些“秘诀”,实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这些本性是值得歌颂的。苏轼就是要做到说话做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那正是因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灭呀!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为妓女提诗,他和和尚趣谈,他为百姓求雨,他四处游历。苏东坡的诗词篇章里,他即能写出赤壁赋这样恢弘志气的文章,也能写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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