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树还是小树苗时,人们会用绳子将小树苗和直直的木棍捆在一起,让它笔直地生长。这小树苗如同正在成长的我,那绳子和木棍犹如引导我成长的家风。我生活在温馨、和睦的五口之家,长辈们严于律己的一言一行默默指引着我前行。
众所周知,文化兴,民族兴;文化衰,民族衰。在历史长河中始终遵循这么一个定律,一个民族的兴盛,必定是从文化的繁荣开始的;一个民族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有许多东西都化为乌有的时候,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存在着。这便是文化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的灵魂作用。
随着传统的民俗活动等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京剧等优秀剧种在流行音乐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势头中濒临危机,特色的民间手工艺因后继无人逐渐衰落,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它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射了传统民族精神的逐渐缺失。因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民族凝聚力之所在。
那么,谁来承担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呢?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不能因为久居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我们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也有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本民族的艺术精品被外来的泡沫文化所淹没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想不仅仅是记于心中那么简单。我们要守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血脉,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一直发光发亮的遗产。譬如,国粹京剧,诗词歌赋,我们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传统美德,各类传统节日等等。这是在我们华夏子女血脉里流淌的使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忽略它放弃它呢?也许,我们无法杜绝外来快餐文化的侵略,但是民族使命要求我们记得在情人节送玫瑰的同时,也必须记得七夕时牛郎织女的相会,我们知道在感恩节吃火鸡的同时,也必须不忘元宵时的汤圆,我们必须记得每个中国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意义,这代表了中国,代表了中国文化,代表了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在走着自己的文化之旅,我们欣赏国外的很多风景,但我们绝不摒弃我们的文化大餐,我们在学习,我们在传承,我们在进步。
我们应该还记得那句歌词“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我们同为中国人,不仅仅因为我们是黄皮肤、黑眼睛,会说一口中国话,真正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同气连枝、血脉相连的是来自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明,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它也构成了人们生活和追求幸福的不懈动力,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
今天,我们要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我们的优良传统,深深的铭记我们的血脉中喷薄的中国精神。让我们向我们的民族致敬,向我们的民族文化低头,谦虚的表达我们最虔诚的守候!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之称,“礼”在社会无时不在,出行有礼,坐卧有礼,宴饮有礼,婚丧有礼,寿诞有礼,祭祀有礼,征战有礼等等。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应被有批判的继承,而非一票否决。
礼是文明和野蛮的分水岭,礼是人与人交往的方式,礼还是日常生活的准则。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左传中有言道:“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足可见礼仪在文明社会和民生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经历了千年的.历史洗濯和沉淀的,那些优秀的文化价值礼仪不应被摒弃,而应被完善、继承和发扬。
驻德全权大使吴红波曾被德国问道“德国人能从中国学到什么?”,吴红波答道:“谦虚。譬如:中国人完成一个项目,他不会突出自己的作用,他首先讲得是他的团队,他的导师,较少提到自己”,自卑尊人便是中国礼制精神原则所在。所谓“自卑”不是要故装卑微自己,而是放低姿态,谦恭待人。若要好,大敬小。这种诚敬谦让,合众修身的礼仪原则在当代社会仍值得提倡。
传统礼仪还传播了许多优秀的基本价值观,如敬、恕、诚、信、仁、爱。在现代功利主义教学模式下,我们早已忘了传什么“道”,中国应该传什么“道”。而礼仪文化却给我们提供一个精神平台来领会这些优秀的精神内核。著名文学史者刘梦溪指出:“敬、恕、诚信、仁、爱等,应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然而,传统礼仪也有其闭塞成旧的一面。如古时女子以纤小玉足为美,从小裹脚造成女子足部骨骼被硬性弯折,严重影响了其正常的生理活动;儿女应听父母媒约,指腹为婚是谨守孝道的错误观念也使许多有情人分隔天涯。传统礼仪的封建思想一定程度框限了思想的自由,也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礼仪文化虽有落后、陈旧弊端,但究其本质是对现代社会极有现实意义的优秀精神遗产,永不过时。择善而之,其不善而改之,让其成为国人深层价值的“根”。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朱熹寓居建阳、武夷山之史事,尽人皆知,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来尉政和,群山迤逦千年不老的闽北古城政和,是朱氏家族入闽的第一站。现在大家都这样说,朱熹孕于政和,经过历史考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政和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更为准确,更能说明政和于朱子文化的关系。目前我们政和遗存的了两座对于研究朱子文化来说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那就是朱熹祖父朱森墓和朱熹祖母程氏夫人墓,朱森墓在铁山护国寺边,程氏夫人墓在星溪富美村。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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