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观看了电影《地道战》,它主要是讲:1942年到1944年那几年,日本侵略军在冀中平原上“大扫荡”实施了三大策略:“***光、抢光、烧光”。冀中人发由于军力不足,不能对抗敌人,就创造了新的斗争方式----地道战。建立地道战以后,敌人就往里面攻击,想方设法地破坏。但是聪明的冀中人民又想到了很多妙法来防备,敌人没有得逞,他们既怕又恨,但又对我们没办法。在地道里作战时,民兵队长高传宝利用人群来传播消息,使队长的意思能传播给人群。人们有了地道战,敌人的“扫荡”粉碎了,冀中人民取得了胜利。
观看这部电影的同时,我一向在想,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民如此聪明,而此刻的中国人却如此地脆弱无能,就拿诺贝乐奖这个事例来说吧,在外国已经有很多人得了诺贝乐奖,但我们中国却只有几个人获得了诺贝乐奖,真是天壤之别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为什么会这样?告诉你吧,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合作,只懂得为自我争权谋利。我们回想一下《地道战》吧,如果他们不合作,能修建成地道吗?如果他们不合作,能想出防毒方法吗?所以我呼吁大家不要再争取权谋利了,你倒不如把争取谋利的时光来为国家作奉献,这样也许对你会更好。
同时,我也期望我们小学生好好学习,不要玩世不恭,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长大为国家做奉献。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作者运用王权主义这一概念所建构的体系总体上来看是脱胎于国家—社会的框架,亦即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在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中占据绝对地位,进而通过政治权力系统形塑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形成了相应的观念体系。政治权力中最原初的王权自然是这一体系的核心,而且在作者看来,王权支配社会这一历史事实为其理论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
作者对于王权主义的政治权力系统的分析太过绝对化,固然王权或者说皇权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统治性力量,但是对于王权的分析太过极端化。王权主义是被作者看做是一个对于政治权力系统的概括性分析,未能考虑到即使是当做一个整体的国家这一上层建筑,其内部之间的权力关系分析又岂止是王权主义四个字能够概括。钱穆在之后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于官僚系统内部有过详细分析,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分析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而作者将王权看作是绝对的、无可置疑的,是否有待商榷。
而在社会层面,作者指出王权主义以政治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国家作为脱胎于社会的存在,其自存在之日起也就拥有了强大的自主性,以政治权力来建构社会秩序,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而中国封建社会,自古以来也不是由正式权力治理的,“皇权不下县”就是对这种状态的形象描述。封建社会的中国像是两层结构,自县而上是正式的官僚体系在进行统治,而在最基层则是由乡绅等阶层根据宗法制度,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在实行治理。而作者则过去强调王权主义的绝对性的支配作用,固然政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社会的支配作用非常强大,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利益的分配也基本上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分配。但是,政治权力体系作为上层建筑在本质上还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有什么形态的社会经济基础,才会产生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进而政治上层建筑才能够对社会施行支配。
最后,在本书中作者强调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王权主义所形塑的社会观念体系,在国家-社会分析模式之下,作者加入了另一个重要的分析部分,那就是人们的观念体系,而这一部分也是作者所重点论述的。王权主义所对应的政治权力体系以及以其为基础所建构的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其在这个长时间的统治中所形塑的人们的观念体系。故而,基于王权主义对于社会以及人们观念体系的形塑,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规训体系,建构了运行几千年的社会秩序体系。
本来是为了华兹华斯的论文,并受了箭飞老师校对翻译的吸引才看的这本书,读了两章却大概意识到了这本书和大多数具体的浪漫主义文学不会有太多关系,又因为伯林的情感确实很充沛,谋篇布局也颇让人想知道他会如何化用各路哲学家,最后也就顺势看完了。
整本书从“浪漫主义”是什么的历史疑难出发整理了哈曼、康德、席勒、费希特以及之后的浪漫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书写了我们认为的浪漫主义的前史(也就是前拜伦),并最终梳理出浪漫主义的两大特征:意志的必然性以及世界结构的缺失。正是这二者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多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互相矛盾的思想。
也就是说,浪漫主义非理性地获得了歌德尔不完备定理,认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对人的限制,人也不可能获得某种世界运行方法的认知。因此,任何政府、哲学理论、伦理要求(包括必须理性思考)都是对自由意志的限制,现世的一切规则都是对人之意志的限制,所以必须突破一切限制。这种努力本身相比于追寻某种确定标准做事更受到人们尊崇,因为后者只是一台输入指令输出指令的机器而已,并不值得被称作人。这一思想自哈曼起,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彰显,并在费希特处得到完整地呈现。由于人必须遵照的只有他自己想遵照的,而他本人实际上又不可能追求到最终的结构,因此需要更大的努力,也即某种追求着的集体,这成了民族主义的基础。又有于人之意志无可限制,我们便有必要遵守这种无常,并未这种无常保驾护航——如果浪漫主义要求最大规模的平等,它便必须首先摧毁那些乐意染指其他圈子的思想体系。
有趣的是,另一方面,因为人总是追求自己的信念而非其他规则,浪漫主义者嫌弃其精神领袖歌德对政府的效忠。他们尊重按照自己想法做事的人,憎恶倒戈向权力的人。所以,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对多元价值观的支持——每个人对自己信念的努力都值得支持。伯林以此说明自由主义亦受惠于浪漫主义的激情、非理性。
我认为,这些分析显然可以作为伯林本人对浪漫主义的阐释,作为演讲无可厚非,但就研究方法以及得出的主要结论而言都经不起推敲。尤其是最后自由主义的部分。我们首先认同其概括的浪漫主义的两大主张。那么,自由主义便是故意忽视“根本结构的缺失”这一部分而选择了“人的意志值得尊重”。而这二者在浪漫主义中,照伯林所说,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只选择后者,人就没有突破现有结构的理由,因为所有其他人也有其意志,也需要尊重,包括那些认为人的意志不值得尊重的人。我一向把这种人称作人道主义者,并且认为他们是让不人道复杂化和深度化的罪魁祸首之一。如果只选择前者,它也可能导致虚无主义的盛行,继而导致行动的缺失。必须二者合一,即世界结构的缺失的原因正因为人的意志是世界的结构,所以一切试图让人的意志服务于其他世界结构的行为都必须被消灭,行动因此成为必须,而甚至连自我和词汇都变得不甚重要。伯林当然可以说吸收一部分也叫吸收,但如果这么说,一切理论都来自于之前的一切理论。我相信自由主义肯定也受惠于马克思、斯宾诺莎乃至于希特勒。
另外,我对这个观念史研究方法也有些怀疑。可以看出来,伯林认为浪漫主义是一场由德国思想家引发的席卷全欧洲的运动,并认为它深刻的改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但如果从法国来看,启蒙运动显然势头压过了浪漫主义,德国也同时有黑格尔这类极度理性主义的哲学。就之后的哲学史(甚至文学史)来看,人们更多认为19世纪是理性主义的世纪,世界的秩序被探索完毕,人们的理性可以解决一切。若非如此,象征主义又为什么是与浪漫主义不同的文学——如果我们对比波德莱尔和华兹华斯,其用词的差距远小于其理论思想的差距——呢?若非如此,叔本华和尼采为什么是反叛者、敌基督者而非顺势的潮流呢?就此而言,知识分子的观念史总是知识分子本身元哲学的'反映,是对各个哲学流派的某些侧面的概括,这种概括必然是相对的。
这点最明显的体现在:伯林所用的历史材料依然是各位耳熟能详得那些大哲学家,他们被阐释出一些思想,这些思想被其他思想家提及,因此他们也就影响了其他思想家以及诗人。虽然不可以不说是一种解释方法,但文学史一向认为的,《判断力批判》中的天才概念更深刻地影响了英法浪漫主义文学,这一观点居然完全没有被提及,不免让人觉得伯林只是给我们了一道选择题——如果我们依然在以往的学科建制里,我们当然不愿意选择《实践理性批判》,尤其是我们一般不读这本书的情况下。
另外,深刻的改造人们的思想,应该不仅仅指改造一些思想家以及被大部分普通人讽刺的诗人。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外省的农民更容易感受到共和国带来的利益和险恶,并收到理性主义的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收获粮食。但我们着实不好说,一些说着人们实际上不能理解——包括华兹华斯,他居然对着一片水仙说它像银河——的话,疯疯癫癫还不付酒钱,人们可能更容易抵制或者至少无视这种思想。浪漫主义没有填补其冲淡的启蒙运动所开拓和占领的领域,尤其没有攻克科学的长驱直入,它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时代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和无意识——与后现代主义做个对比,后者带来的影响可以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几乎所有人文领域,包括做饭和建筑,而且,除了盎克鲁萨克逊版解构主义,它们实际上也并不违背其时的科学,甚至有意避开或者只是揶揄地引用科学。
就此而言,观念史研究如果不想变得滑稽或者资本主义,就必须得到民众的观念而非大思想家写出来的观念。浪漫主义究竟如何影响社会,必须去问伦敦的市民、普鲁士的士兵、外省的农民。我们可以承认不是所有人一起造成了世界历史的扭曲,但我们也不能承认一个人的话语就可以造成整个世界的观念转变。
当然,就一种阐释学而言,里面有大量的内容可以拿来引用。这一引用主要是为了提供一种带有揶揄性质的历史依据(它嘲弄顺传统而来的理论),并且给我们一个话头来开始我们的理论。而且,既然它提供了这一历史资源,沿着它进行更深入的寻找也是必须的。这本书因此可以作为一本文学性很强的目录,带领我们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