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的一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长兴湿地公园。这里可真特别!因为我们居然乘坐一艘大轮船进入了一个公园!轮船随着水流开呀开,我们坐在里面真舒服呀!
过了一会儿到了岸,我和爸爸妈妈顺着一条直往农田的路,走啊走,走啊走,来到了一片大田地,里面种满了金黄的稻谷。忽然,我看见一只蟾蜍蹲在农田里一动不动。我立刻捡起一根枯树枝伸向蟾蜍,不料被它发觉了。扑通一声,蟾蜍蹦入了一条小水沟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能是被我吓到了吧。
虽然可爱的蟾蜍躲着我,但是我可不会放过这么美的景色。于是,我挥舞着枯树枝练着一套套属于自己的武功。爸爸妈妈见了都用手机拍下了我的一张张照片。待了好一会儿,我们沿着一条通往烧烤的田园小路一直向前走。走啊走,走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边,那边有好多烧烤的器具,还有充足的调料,油、盐、酱、醋、糖什么的都摆在边上,还有帐篷和好多秋千呢!我立刻跑过去坐在秋千上,荡来荡去的,好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空中展翅滑翔。
过了一会儿,我跳下秋千向爸爸妈妈那边跑去。我们按路边的指示牌来到了花园小径、荷花池塘、松林果园……最后我们到了一座木头桥边。我们顺着桥走啊走,来到了一座茶馆。我想进去喝杯茶,爸爸妈妈不让我去,因为时间太晚了。于是,我就拖爸爸妈妈去芦苇池塘,爸爸妈妈答应了我的要求。那边有好多好多芦苇,长得很高很高。
在芦苇池塘的\'尽头,我们发现了一条通往码头的小路。走啊走,我们来到了乘船的地方。这船里好热好热,简直受不了了。等船靠到另外一座岸的时候,我急急忙忙地冲向船头,踏上台阶,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停车场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爸爸不见了!我们找啊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原来,他去买烧饼了!我们吃着香香的烧饼,心里美滋滋的。最后,到了我爸爸的汽车上,我们乘着车开向南浔。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探讨政治原理及其实践问题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
该书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教育,教育作为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纽带,被认为是培养公民、实现和保障善治的基本途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教育与政制、公民职业和伦理关系的探讨,从而与柏拉图等一起将教育放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认识也成为西方重视教育这一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政治、教育和道德伦理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虑,它们共同构成整体城邦乃至共同生活方式的基础,并一同致力于追寻理想社会与人的发展。
《政治学》共有八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从家庭、国家的形成和前人关于理想城邦的论述入手,形成一个思想“爬高”的缓坡。第三卷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作为政治基础的公民的自然本性,从而确立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到达第一个思想顶点。随后,论述具体政体的第四至第六卷成为第一个思想顶点之后的“高原区”。第七卷一开始即进入第二个思想顶点,论述作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问题即个人幸福,并将其与理想城邦即城邦幸福紧紧关联在一起。第七卷后半部分至第八卷则是第二个思想顶点之后的又一个“高原区”,探讨实现个人和城邦共同目的的途径,也即公民灵魂教育和政治德性的培养问题。在探讨体育和音乐教育之后,该书的论述戛然而止,但其论述的内在逻辑则引向伦理学主题,进而引导到《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而《尼各马科伦理学》在结尾也将对德性的讨论引向政体和立法,从而与《政治学》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结构。这也是一种整体视野的体现。“这意味着,没有关于灵魂与德性问题的研究的‘政治学问’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学问,同样的道理,对于公民灵魂德性之塑造无动于衷的政治体制可能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政治体制。政治技艺的本职就是教养灵魂。”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化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
作为一个生活在城邦时代的著名学者,更是作为一个在城邦中生活的公民,受其实际生活和生存的环境的影响,书主要是在一个城邦的范围内表达作者的思想和以此作为作者考虑各种问题的基础,还有受其当时的观念的影响所有的问题的讨论都是在一个公民的角度来讨论,换句话说就是作者的问题处理是排除了努力和外邦人的意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者首先通过分析法和追溯法描述的是城邦的本质、城邦目的和形成。亚里士多德的在论证城邦的本质的时候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城邦的构成因素并在“公民”这个要素上广泛的论述,在公民构成的城邦里,作者对“公民“的定义是:“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物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和今天以年龄分界不同,而这部分的人民参加和决定是城邦的最高权利和最重要的事情,这种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人组成的就是城邦,所以城邦的本质就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下的公民组成的共同体。关于城邦的目的和形成作者是在把人类社会要达到三种“善业即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这中间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事本质性的,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与动物的关键,而这三
种的“善”的实现只有城邦能做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城邦就是为了达到“至善”的目的“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过程首先,世间有着必须存在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分离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与女人,是为着繁衍、类的延续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为了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这样两种结合体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接着,一个家庭通过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多个村落为了美好生活联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时,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目的。”
作者对政体的定义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同时订立城邦即全体个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划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标准,一种政体是只顾及统治者目的还是全城公民的目的: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另一种是按照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还有以上两个标准综合起来划分:君主制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这三个。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的正宗政体,另外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这三个把执政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主要的变态政体。尽管作者讨论和论述各种政体,但是他自己没有认为哪个一定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最主要是怎么坚持“中庸”原则。
作者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整体幸福”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幸福应该是全体人或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应该排斥一些人。理想城邦的建设还离不开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
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这个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颇像,就是一种不为功力,实用的原则的自然发展状态的追求。
“凡是属于最大多数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关注的事物”。人类从那时到现在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年轮也深深打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了,但是这样一个思想的现象在当代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的,人类的一个观念的转变的真实渐进是转变,但一定不是到最后完全的没有以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想象一下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一个习惯,就被一个智者不仅发现,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产生影响都给准备的把握到了。看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从内心佩服、更是从心里尊重古人的智慧。
天气渐渐转凉了。每天早起都可以看见窗外人家屋顶上积着一层白霜;天空中,大雁成群结队地飞往温暖的南方避寒;街道两旁的树不再像以前那样绿意盎然……这一切都说明——冬天来了。
冬天的脚步虽然近了,可是我却几乎听不见着脚步声。我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冬天?现实的冬天比我记忆中的冬天还要无情和残酷。小时候,每到冬天,我都会拉着小伙伴的手出去玩雪。因为在我看来,冬天一定会下雪。也许这想法十分的幼稚和无知,但是,如果把这想法用在如今,那恐怕就是我做的白日梦了。
知道吗?我们的地球发烧了。就是因为人类的自私与贪婪。因为人类的贪婪,地球的升温应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当极地的冰川融化的一刻,科学家再次预言:我们的海洋将会是下一位受害者。
亚马逊河的热带雨林区,原本是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但是不出几年,这个神秘而又潮湿的热带雨林被人类贪婪的***给摧毁了,现如今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一大片一大片的浓密的参天古树骤然倒下,反倒是森林砍伐者的腰包,一天一天地鼓起来了。
参天古树要经过半年前年才能长成,而砍倒它们只是一锯子的事。地球上失去了这么多调节气候的宝地,又怎么能不发烧呢?地球失去了这些卫兵,可人类的工业废物排放量却在日益增加。恐怕10年后就没有冬天了吧?
愚昧无知的人类啊,请放下你们手中的工作,听听地球妈妈的哭泣和抱怨吧!山顶滑坡,地震,海啸……这都是地球妈妈的病变,这都是人类的报应啊!
请别让地球妈妈发怒,把我们赶走!
议论文总是要通过议论来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和意见,关键是如何表达。我们的议论文之所以空洞乏味,主要是由于抽象议论过多,不会巧妙地把议论包含在具体现象的叙述或描写之中。生活里的许多具体现象本身就很形象生动,假如我们在说理的同时借助文学手法,或描写,或叙述,化枯燥为生动,化抽象为形象,从而引起读者共鸣甚至叫绝,岂不使更有味吗?
其实有相当多的议论文都是由一句句、一组组形象化的语言组成的,让我们随手撷来几朵语言的花朵,看看它们是如何绘声绘色、耐人寻味的:
“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把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在这里,“丧家之狗”而“皇皇然”,“小辫子”而“盘在头顶上”,使这篇议论文形象大为生动,也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特点:是“皇皇然”的“丧家之狗”,并不悠哉游哉;是“盘在头顶上”的“小辫子”,已不敢大摇大摆。这些“丧家之狗”和“小辫子”们的神态和心理也就跃然纸上了。
有人说: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人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一扇窗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国家政治体制撑起了一片天。在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对后世欧洲的影响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师承柏拉图,又有独创性的发展。那么在这里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下我读著作《政治学》的总结和感想。《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全书在对 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 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 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 4、5、6卷, 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主要强调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和谐发展教育观和教育年龄分期。
在书中,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把教育视为奴隶主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教育的政治意义,要求由国家创办并管理学校教育。他还把心理学引进教育学的讨论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须依靠并适应自然、发展儿童天性中的潜在能力的思想,开启了后代资产阶级"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据儿童发展顺序作了划分教育年龄阶段的尝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并以之确定了教育的年龄分期,对各年龄阶段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措施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成人应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对其进行教育。他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种特性。因而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个人从出生到21岁期间受教育的年龄按每7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初生到7岁为第一个时期;从7岁到14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从14岁到21岁为第三个时期。他把课程分为有用和文雅两类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欧美中等和高等教育达两千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学》,既影响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又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他对幼儿教育的专门论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仍有借鉴作用。须指出的是,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其中充满了阶级的偏见和反动思想,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这也正是说明了在该书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取之处。不过这大部分体现在他对政治体制方面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了“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四种:寡头制、民主制、混合政体、僭主政体。例如在谈到奴隶制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信仰平等的人。纵使承 认了奴隶与妇女的服从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应该不应该平等,还仍然是 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愿望的,根据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关键都在於财产的 规定。他反对这种论证说“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过多而不是由於缺匮;没有一个人是因 为要躲避冻馁才变成为一个暴君的”。在我看来,他的诸多观点也是矛盾的!比如: 亚里士多德说,选举行 政官的办法是寡头制的.,而用抽签来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极端的民主制裏公民大 会是高於法律之上的,并且独立地决定每一个问题。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 公民所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学家来帮忙;这些人当然易於被雄辩或者党派的感情所左 右。所以当他批评民主制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他所指的是这种东西。他强调要以统治政党的经济地位来区别寡头制与民主制:当富人完全不考虑到穷人 而统治的时候便是寡头制,当权力操在贫困者的手裏而他们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 主制。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 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亚里士多德就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一 种有限度的为民主制进行辩护;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政府都是坏的,所以在实际的政府 中,民主制倒也许是最好的。 民主的政府比寡头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 为寡头们彼此之间可以起纠纷。寡头们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们。他告诉我们说, 在有些城邦里寡头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人民之敌,我要竭尽全力设法来对他们加以 一切的伤害”。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的整体是建立在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上,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的问题,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按照其本醒必须结合成共同性才能生存,国家也由此产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人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的。哲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把看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复杂的世间万物抽象成具体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体制并非完美无暇的,它有一个致命的硬伤,他在国家的必备条件里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广阔的土地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广阔的土地又是必要的条件,他眼中国土的最大限度是:能让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互相了解,能够在一起召开并便于管理会议。这不仅让人有点失望,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尽限于雅典这么一个小城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具有一般性,根本不可能进行推广的。具体后人有没有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学说付出实施我也不知道的,即便是有我敢肯定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一些的理论看似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很是雷同。但二者存在质的差别,那就是两种看似相同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不同。前者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上,后者建立在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亚里士多德天才地指出人类与政治的内在相联性 ,并精确地预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题——公正 ,精辟地指出了社会中法律、正义、智德的作用。但是 ,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 ,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时迁势易 ,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复杂性的充分显示 ,人类的政治认知水平大大提高。现代政治学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为借助 ,已能较为清晰地给我们展现人类政治生活画卷。
古人的政治探索为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政治学》中我们也受益匪浅,从教育到政治。不过对我而言,我们从中学习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怀有他一样的执着,我们也定当有所成。
中国需要理性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且需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因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讲得十分明确。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人们有着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应借鉴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及体制架构,在中国实行普选制和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另一种主张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只需在现有框架内进行即可,无需吸收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
对于前一种主张,赞成的人不多。据前述环球网的调查,仅有1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究其原因,一是人们担心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可能会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二是激烈的变革容易使现行社会秩序和运作陷入混乱,进而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对于后一种主张,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否能充分到位,是否能满足中国向现代强国和公民社会转型的民主与正义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有意识形态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蔓延下去,势必会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增加未来改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在可控、有序的前提下进行,我们主张,遵循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规律,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务实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我们认为,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要使经济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快速成长,中国应实行适当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相搭配的发展模式。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模式。我们的考虑是:第一,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复杂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的保证。第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第三,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第四,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基本国情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之中。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在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顺应社会期待,破解改革难题,我们可以设想,下一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适应建立一个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在此前提下,党要着力推进自身改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这方面,首先,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要确保党的活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党的政策和主张通过合法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理顺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执政。其次,要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要从对干部个体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多地转向通过政策导向来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第三,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的领导。尊重新闻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和保障新闻媒体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第四,要发展党内民主。重点是完善党内差额选举制度。
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从实际运作看,全国人大如何更充分地行使权力,充分体现其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有许多问题需要破题。包括:精简代表名额、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政府和检察院、法院代表逐步减少并退出人大、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等。人民政协制度是体现协商民主的先进制度。遵循协商政治的一般规律,提升政协组织的地位,需要在以下方面大胆探索:逐步引入竞争选举机制,增强政协委员的民意代表性;调整政协的组织构成,容纳地区、民族的代表,发挥政协解决区域纷争、促进地区和谐稳定的作用;赋予政协一定的立法权,硬化政协的地位。
实现立法的民主化。立法民主化是时代的潮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立法的民主化还有很大差距。实现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对现行立法原则和程序加以调整和完善。如扩大提出议案的主体范围;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公开、透明、民主;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强化立法的法律监督。
推进政府的改革。其重点是: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共预算以及向人民公开透明的阳光预算。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又发挥地方的活力,调动其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积极性。
推进司法独立。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概括起来,是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业化和司法的地方化。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强司法的独立性,需要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实现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是落实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具体体现。从政治角度看,执政党发展社会组织的导向已经十分明确。推动社会组织发展,需要在体制政策、发展环境、结构治理等方面予以突破。具体来说,一是要突出发展重点。大力发展各类工商技术协会、社区自治组织、慈善组织、中介服务组织。二是要创新发展环境。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一些社会领域退出;放宽准入条件,加强监管;增强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自治性等。三是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四是完善社会组织立法,保证社会组织的法定地位。
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大势所趋。清醒地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坚持务实渐进的改革策略,有利于中国平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对此,我们坚信不疑。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政治研究第一应考虑何者是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要素。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到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应该考虑,在某种假设的情况下,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②可见,政治学以寻找一种理想的政体为根本要务,而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则在于现存政治生活的不理想状态。按萨拜因的说法,“政治哲学著作的大量问世,是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确实征兆。”③另一方面,我们对现存政治问题的解决只是相对的,我们无法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政治学规范研究正是在对人类政治生活困境最深层反思的基础上,对现存的政治实践与制度做出批判性的评价,给未来政治生活提供导向性知识,以批判现实、改造社会。而且,只要政治生活是不完美的,这种反思性活动就会持续下去。所以,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活,面对充满难题的政治现实,规范性理论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社会政治的发展。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没有规范理论的指引,政治学研究就会失去方向,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必然混乱无序。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说,理论建设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政治学也不例外,它需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民主、国家、人权、公共权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讨和界定,离不开对具体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离不开对中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理解、阐述和评价,离不开对政治事务、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关系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从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现状来看,政治学理论落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释力,特别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论。因而,我国当前急需构建一套能够科学解释现实政治生活、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政治发展前景的政治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的构建当然是实证方法无法企及的,需要依赖政治学规范方法的运用。
大多学者都是从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角度,来说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从社会科学的特点出发论证了社会科学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他声称社会科学内在地就是一种哲学事业,需要一种在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提供的那种解释的概念体系。伊赛亚伯林基于价值多元主义来阐述政治哲学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赞成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不可简化的差异,没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可以容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任何这些体系将优先考虑某些价值,并放弃或重新阐释其他价值。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并评估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认价值多元化、承认不可调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认政治哲学的存在。有的学者从政治哲学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学合理存在的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正当生活的范式。二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辨别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知政治的知识体系。”
首先,一些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运用类似今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如柏拉图致力于寻求社会与政治的统一,其代表作《理想国》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则,来探讨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00多个雅典城邦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结论,即各个城邦在组织形式、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不同,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意识的,但这一方法对后世政治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结构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图为了回答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分工理论和劳动专业化理论。他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真实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却是单一的。因此,他主张人们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结成人群或者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要保证它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满足三种功能:一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卫,三是要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可见,柏拉图已经开始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来研究理想的国家状态。
其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古希腊,政治学的研究就开始与数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柏拉图,他的理论与当时希腊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国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即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时,不是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去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去发现所有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即普遍的社会原则。应该说,这是数学方法与政治学的最早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柏拉图成为了“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到了近代,政治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学化努力,思想家们纷纷将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其间,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个17世纪,“所有学科都让几何学给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学也不例外”。从哲学观上讲,霍布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只承认物质的机械运动,并且试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在政治学研究中,他特别强调数学和力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现象分析中来。这些方法的运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而其方法则是演绎法”他认为,人的运动有两类,一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止的生命运动,即生物的本能运动;另一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觉运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这种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运动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进生命运动,嫌恶阻碍生命运动。因此,他认为,人们***和嫌恶的根源就在于促进和阻碍生命运动。而人性中能够促进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善;人性中会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恶;其中,在所有的恶中,“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本性就是争夺权力,而且永无止境。而要避免这种状态,他在政治上开出的药方就是,建立至高无上的主权国家,即他的“利维坦”。
而与霍布斯同同时代的配第,则独创性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政治算术》这部著作中,他力图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说“,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认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因此,在该书中,他运用了很多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如他根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来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和盈余收益来推论国家的财富,总之,他的理论就是要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正因如此,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再次,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其方法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随着政治学的不断向前发展,其具体研究方法也不断发生变革,其基本趋势就是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我们知道,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从实际出发、通过分析和归纳来研究现实的政治制度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后来经验分析的先导。在经过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后,马基雅维利继承了经验分析的方法,并更加注重对历史材料的研究和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追求科学研究方法的努力,到近代形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出现了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建立,在深刻批判形而上学的内在本质的同时,也为我们开创了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应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主张,与政治学研究中自古有之的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密切相关。一方面,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每一次进步或者发展,都带来了人类对政治本质的新认识和对政治规律的新的把握;同时,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情结,发展到近代,随着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激发了人们更加强烈的对自然科学的崇拜热情,这种热情发展到20世纪,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相结合,形成了惟科学至尊的科学主义。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科学的方法论蓝本尽管使哲学发展成为一门没有认识特权的专业学科,但另一方面,它也培植起一种科学主义,从而不仅把对哲学思想的表述提高到一个更加严格的分析高度,而且也树立起许多惊人的科学理想不管是像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这样的学科,还是像行为主义这样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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