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即忠诚,忠贞、忠义。勇即勇敢,勇猛勇毅。麻城古属黄国,强楚伐黄,黄人宁死不降。这种英勇无畏,忠贞爱国的浩然正气滋养着一代代麻城人。“黄麻起义”即是麻城人对忠勇精神作出的最为壮烈的行动诠释。忠勇即是信念,也是本色,更是行动。
“明月照秋霜,今朝还故乡。留得头颅在,雄心誓不降。”这是抗敌英雄蔡济璜的铁血壮志。在当地反动民团、红枪会匪近万人向麻城城区猖狂进攻之际,他临危不惧,一面指挥城关的工人、店员和撤进县城的乘马、顺河等地的农民坚守城池,英勇抗战,一面派王树声赴武汉请求救援。这是他对忠勇最好的智慧诠释。当共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麻城后,他深入到麻城邱家畈、林家山等地,发动农民*动。之后,作为黄麻特委委员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受挫后,起义军转战木兰山,他奉命坚持斗争,最终牺牲于林店河。忠勇是他的代名词。他是大别山养育的骄傲,是麻城精神之忠勇所在。
自古“百善孝为先”。孝善是中华文化传统文化的灵魂,是华夏子孙最为基本的人伦规范。麻城孝善文化薪火相传,孝行善举层出不穷,孝善不仅是每一名麻城人的道德规范,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古有卧冰求鲤之孝善感人至深,今有麻城之孝善感动大别山。
都说父亲似山屹立不倒,乘马岗镇村民程龙富便是一座伟岸大山。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外务工,天有不测风云,儿子多多突患白血病,幸福之家举步维艰。面对一贫如洗的家,面对幼小的儿子,程龙富不离不弃,这是父爱的孝善感动。都说母亲似水温柔岁月,铁门岗乡村民徐新菊,独自挑起照料脑瘫儿子的重担。“我要好好活着,照顾好儿子每一天”,这是家住铁门岗乡的徐新菊一直坚持的信念,是信念、更是母爱使然,22年来,从无怨言,真画龙点睛做到不离不弃,真正做到孝善之伟大。
千年古城,文脉恒昌。忠勇孝善是大别山孕育的灵魂,是麻城精神的'彰显。创新是推动发民展的动力,实现进步的灵魂,是时代的精华,也是麻城人的精神因子。大别山钟灵毓秀,创新精神彰显。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开展了应用量子力学理论研究,他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他是麻城人,是麻城的荣誉与创新的彰显。
奋进是一种自强不息,努力向上的精神力量,是一种不畏困难,顽强拼搏的坚强意志,是一种不甘于人后,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张家畈镇人余诚,由乡到武汉,一面为中国公学募款,一面与刘静庵合办留东预备学校,亲自执教。在清吏缉捕甚急,为避耳目,安顿在上海读书处却依然热忱爱国,“养极高尚之人格,造极精纯之学问,建设新政府,使中国成为第一等强国。”这是他一生奋进追求的目标,亦是麻城精神的奋进。
蜿蜒千里,大别山作朔风屏障。麻城人杰之地灵,龟峰拔地而起,杜鹃花四月遍地,品香花称当龟岩绿,问美酒遥遥望杏花村。忠勇孝善,麻城精神壮域传承,创新奋进,大别山浩荡迎春风。
门前的五柳树摇曳着苦涩与悠然,南山的菊花热烈的'如火尽然。着一丛雏菊本该属于凝重沉静的秋天,是什么赋予了它热烈奔放的本性?是谁在她头顶浇灌一壶烈酒?对,是他,陶潜。那他呢?是无奈无依无望的现实造就了他?还是那浊酒东篱的炽热唤醒了他?以书为伴,我看到了他的孤傲与高洁。
归隐的脚步向来沉重,历史的重门向来没有温度。他的出现让浊酒洒遍了南山,让烈菊开遍了东篱,也让自己了却了对尘世的奢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份悠然中的那个倔强的身影,又有谁有他那样的洒脱?那份尘世的污浊又有几人撇的干净?唯有像他手下的烈菊开得热烈、活的自然,唯有保持一颗“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心才能在尘世中找到一方归隐的净土。以书为伴,书教会我面对世俗的牵绊。
乘着一筏小舟,顺着悠悠秦淮河自赏悲戚。烟雾颓靡轻笼水波荡漾的淮河,一弯新月勾挂于天边,沙水和云伴月。还未断黑的湖面荡漾着柔波,是这样的清丽与恬然。行船雾里看花,尽是飘飘然。孤帆靠近岸边,近水楼台,心中却多了惆怅与辛酸。那曲婉转的《后庭花》撩拨人的心弦,亡国之音前朝之鉴那得饮酒作乐?他们又怎会懂得中兴王朝背后的忧患?“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唯有孤船上他看的明白。以书长见,书带我悲叹盛唐最终的苟延残喘。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赏者与听者哪懂人间心酸,将一切见于眼里者又能奈何。乱世之痛,大唐之昏庸,谁予晓之?离殇之苦,亡国之恨,他又能与谁商讨?唯有拭泪对月吟,喃喃负手叩水悲。家的破落,国的覆灭,人的***戮始于秦淮,止于诗人无尽的悲哀。以书长见,书带我看清一个时代的兴衰。
手执古卷,与古人同行,以书为友,以书作伴,以书长见,从而以书为鉴,读书,也便读懂了人生。
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错,阅读时总有此种体验:朗读唐诗宋词,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国忧民;品读近现代文学作品,仿佛看见海子的不羁,林徽因的柔中带刚……文章与本人总是相似的,好像父母与孩子,血脉思维息息相通。
但,总有例外。
金人元好问就认为“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有时甚至会背离人品,呈现出虚伪的,这又作何解呢?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并不矛盾。性情确实影响文章,但影响的是“心文”。这种文章本就是抒发内心世界所作,字字皆关情。书写之时,力求将内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极力展现,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写成的文章,常常带着某种历史也抹不去的光辉。就好像《报任安书》,哪怕让一个早将司马迁的故事烂熟于心的人来阅读,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与之相对的是“用文”。这种文章总有某种实际用途。高尚但贫困的作家可能写下流作品换稿费糊口,小人则以修饰之文博取功名。这种文章,如何不背离人品?
两种文章鱼龙混杂,被蒙骗是免不了的,因此,我们才要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赏”,文章是“赏”的。我们阅读,便是在欣赏,欣赏文辞佳句,并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出的形象。但这形象也只作欣赏用,若拿来作严谨的论述,未免太过轻率。在未分清心文与用文之前,这个形象只是我们的美好期望,并非本身。此时,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记载的生平、他人评价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猎俗语所说:“熊大窝里怎样,才是怎样。”在生活中怎样,人品才怎样。
高尚的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时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内涵,将他的文章与人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益无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们也能了解到个中缘由,作出客观的评价。伪造者在史料面前是无处遁形的,花言巧语的功名,骗得了一世,骗不了百世。
赏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结合,的真实才清晰浮现。以如此客观之态度品读古今作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获得超越区区一纸文字的精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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