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群雄汇聚,英豪四起,无论是工程科技还是文学艺术,都在此有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充斥苦难的四十年左右光阴里,民国大家们留下了太多值得称道的经典。然而当我们真正走近他们,看到辉煌,看到疮痍,也少不了喟叹一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细说民国大文人》记述评说了包括鲁迅、林语堂在内的七位文学大师的生平经历。我们能从中感受到林语堂的真挚淳厚,梁实秋的温润风趣,张恨水的才华横溢,鲁迅的执拗不羁,沈从文的浑朴淡然。在他们身上所呈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一群追求真知孜孜不倦的学问人,更是战争时期每一个爱国者的肖像。他们无不历经坎坷,满腹的报国壮志和经纶才气,无论出自高门或是生在蓬户,唯有对于文学的热爱是始终相同的。
在我们憧憬先辈们传奇的生命之余,还应从他们身上领悟一些额外的精神。书中大师们有的蔼然仁者,有的恣肆狷狂,有的温润似水,有的刚烈如火。其中我更为欣赏张恨水,小康出身,也没有什么留洋经历,从报纸杂志被领进文学殿堂。他会的似乎只是编故事而已,但其才华之出众却有目共睹。作为一位文品俱佳的高产作家,他曾经同时创作六部小说,共创作中长篇小说多达110余部。他能够“楼上口占打油诗”。他以一支笔养活了其数十人的大家庭。他的作品虽常常被讥为“鸳鸯蝴蝶派”,风靡程度却远令人咋舌,上至党派高位者,下至闾巷莽夫,无不有恨水先生的忠实书迷。
更可贵的是他不参与政治。回溯中国古代,出仕以考究文学为主,有文采的人多半能摘取一官半职,由此养成了中国文人爱指点江山的秉性。然而文学与政治又有多大关联呢?反而在其受贬之际,远离政治才更易出佳作。张恨水单纯把自己放在一个写书人的位置上,从不像其他一些作家,但凡有了个人影响力,就试图大谈时局,妄言政策,却又无切实可行之举,甚至过度追求西化,全不考虑是否符合国情。
他也没有时下文人好打笔仗的毛病。左联成立后,在泾渭分明的政治立场之下,几派文人于互嚼舌头的纸役中失了斯文,展露出可爱的凡人嘴脸,倒是颇具讽刺感。恨水先生几乎没什么文人通弊,却只在爱国上有些许特别的执拗。他的文学天赋实在叫人赞赏,老舍曾称他为“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作家”。
然而时隔数十年的今时今日,张恨水在年轻人中的知名度却不及老舍。原因大约有二:一来今天的年轻人们有了自己的文学偏好,已难接受先贤的种种佳作;二来又确实受了鸳鸯蝴蝶的掣肘。在为年轻人选取的名著书单上,现今的教育者们似乎是羞于将恨老的情情爱爱摆上台面,反而更好引取老舍的风趣正经了。就连《京华烟云》等享誉中外的通俗经典都堙没在当代言情小说的流行中,这种白话的普及甚至趋于退化的现状,恐怕是胡适当年不曾料及的。
我想说的是,中华文学之美瑰丽无匹,民国文学当称其中明珠一颗。在文学的传承中,我们不应再三将其简化,而更应深入其内涵。面对无涯学海,我们该想着如何畅游其中,而不是舀一碗喝过后,就敢说它是咸的。文学的甜当是隐匿在高处,在江海源头的某一座雪峰吧。
课本剧的引入把英语教学从课内引向了生活世界、学生的实际生活,为学习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各班级学生自行组成小小组,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剧本内容,生动地将课本语言知识以“儿童剧、童话剧、分幕剧”的形式表演出来。“小动物们”精灵顽皮的表情,夸张生动的言语,让观众们都忍俊不禁;各班道具精美,情节生动,更是掌声四起;学生自编自演、自导、自演的“杰作”也一一上演,他们富有创意地将一个学习要点的相关句型组合,分幕表演,环节紧凑,幽默风趣,观者开心,演者得益。此时,孩子全方位全过程的自主参与、共同分享,他们纷纷觉得这样的.“课”真有趣,不仅轻松地学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而且还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本领。大大提升了学生学习的综合能力。通过拓展教学空间,让英语学习走进学生生活、走入社会,充分彰显英语学科本身的社会性、实践性、生活性的特点,使英语学习获得生机与活力,这种生机与活力来源于学生的真实感受和认识、富有个性的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
小学英语课堂中进行“课本剧进课堂”的尝试,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价值,通过英语学科课程与课本剧的综合化,融汇贯通,实现了教材内容综合化、教学过程活动化。从小教材走向大教材,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使教材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调动学生主体参与的积极性,自主学习、自我体验、从单一的态势下走出来,走向开放的、多姿多彩的教学形态。
也许,孩子们的表演不是最好的,但是这些都是最珍贵的。孩子们上台之前,做了许多次的练习与准备,从读到背,到语气语调练习,表情动作的把握,一步一步走来,并不容易。也许,舞台上的他们语言还不够精到,也许舞台上的他们表演还很稚拙,但是我开始从内心为他们感动,愿意为每个孩子的成长送上祝福。真的,不必害怕,谁都有不简单的第一次,谁都有需要自己去克服的不容易,大胆走出去,勇敢站上去,终有一天,生活的舞台上,你们是最棒的那一个,你们能做最棒的自己。
感谢实验小学英语教学坚持情感体验的情景性和开放性结合的原则,为学生打好坚实基础的同时,不断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愿孩子们因为良好的英语启蒙教育而爱学英语、乐学英语、学好英语!
以前,我曾经为小主人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他有不懂的问题,都是来“请教”我的,还有……但是,现在可就惨了,政府提倡“减负”学校的作业越来越少,小主人也冷落我了,开始另结新欢——课外书,每天,课桌上堆满了连环画、小说……甚至漫画,可是我呢?只能呆呆地睡在小主人的书包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小主人很调皮,上课常常不听讲,每次上课,他十分不情愿地把我拿出来,当老师板书的时候,他也装出一副非常认真的样子,可是谁会知道,其实他是在我的“身上”涂鸦,在我的.“身上”,满都是他画的公仔、大炮、刀剑……“呜,呜……”我真想哭,作为一本书,我多么希望我的小主人是个好学的孩子啊!
下雨天,他就把我当雨伞来遮雨,雨水无情地打在我的身上,淋得我全身都湿了,害得我差点“感冒”呢!,等我把“衣服”晒干,全身都已经皱巴巴、面目全非了。
我的小主人啊,我是供你读书、学习知识的课本啊,你怎么这样来伤害我呢?其实,我是多么盼望你能喜欢我、爱惜我呀!快些醒悟吧,小主人!小朋友们,但愿你们别像他,也能爱惜我这本课本!
在这之前,我们辛勤的劳动成果一定不会白费。我们辛勤的`劳动成果一定不会白费。我们先背熟自己的词,然后演一遍,接着老师开始给我们指点。经过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上场不要紧张”老师说。我相信,只要不紧张,一定能成功。
“下面是五年级带来的课本剧表演《晏子使楚》”主持人说道。一上场,我们就把全场的观众给吸引住了,因为我们的道具非常具有吸引力。
晏子来到城门下,卫兵立马来了一句:“站住,来者何人!”随即回禀了楚王。楚王让晏子从狗洞进,可晏子足智多谋,说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这下,守城门的士兵只好让晏子进来。在楚王大殿,楚王又想取笑大夫晏子,可晏子能言善辩,最后,楚国和齐国结为盟国,一起对付敌人。
《晏子使楚》告诉我们:“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同时也告诉我们后人,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对待,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和谐社会。
凤凰广场上想起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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