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纸是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民间艺术,它用手工刻制,再点染以明快鲜丽的色彩而成。劳动人民把它作为年节的装饰,贴在纸窗上,所以又叫“窗花”。
在纸发明以前,人们在玉上透雕,皮革上刻花,金箔上刻画,产生了与剪纸相近的艺术,我们称之为“类剪纸”,虽然材质不同,但造型手法已和剪纸无异,这是剪纸的源头。
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经镂刻的金银铜箔剪纸形式制品,镶贴到铜镜、漆器、木器上做纹饰。
西汉武帝时,随着剪纸的应用和普及,剪纸材料逐步转到植物纤维纸上来。当时既有用金银铜和绢纸制成的剪纸,也有用植物纤维等纸料制成的剪纸。自从汉代起,从剪纸又衍生出一种关节会动的皮影。
至今,不少年轻人结婚的时候,还喜欢给窗户上贴红色的“喜”字图案的剪纸。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中华文化的传播媒介丰富,尤其在书中到处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缩影。
文体中涵中华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学著作,其文体大多为文言文形式,而这种形式至今仍被人们关注。文言文的文章在教材中增多,而文言文也成为了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重要方面。书的这一文体,包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无论是《论语》、《史记》还是《红楼梦》、《聊斋志异》都从中渗透出一股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诗歌也是一个很平常的文体,但中国的古诗另有一番文化的内涵。无论是《诗经》、《楚辞》中的古体诗,还是《唐诗三百首》中的近体诗,都有一股浓浓的中国味道,文化也随之展现于世人眼前。中国的文体多样,在书中,则能尽收眼底,从书中,使人不禁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书中艺术涵中华文化。艺术是一个反映文化的重要方式,而其载体之一,就是书。《天工开物》,让人感叹年味的美妙;《衣装秘语》揭开了中国装饰的奥妙。也许,在这些书中,艺术是主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文化暗藏其中,工艺美术是中华文化,年画是中华文化,服饰也是中华文化。不久前,听到一则新闻:一位上海女士,想将其设计的旗袍以及旗袍表演团队带到欧洲、美洲等地区。但她没有考虑到旗袍早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唐人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穿旗袍的蓝眼睛金发女郎。而这一切不仅在于海外华侨的贡献,更多的在于书的作用。书的传播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进一步,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也会永藏于书中。
文化人传播中华文化。读到文化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诗人作家。从《小说老子》、《说李白》到《鲁迅评传》、《余秋雨人生哲言》都可领略一代代文化人所折射出的中华文化。人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璀璨的中华文化也像这些文化人一样不断发展完善。
中华文化,一个底蕴深厚的`名词,而从书中,我们可以不断吸取文化的养料,懂得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修养自己,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书中,我们感受中华文化,我们理解中华文化,我们为中华文化而自豪。
康熙曾给武夷精舍赐一块匾额,上书“学达性天”。从事朱子文化研究已有26载的朱杰人认为,这四个字把朱子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写出来了,意思是朱子的学问达到了人性和宇宙的本源,为一度被边缘化的儒学补上了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陈来指出,朱熹论道德的思想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道理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做,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与生俱来。但如果“无所主宰,留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
“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难能可贵的。”陈来说。
朱熹和理学还提出“天理”和“人欲”的问题。朱熹认为,***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主张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人体的内在自觉。”陈来指出,这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理性和***的关系方面,朱熹对有些问题的处理并不完满,他比较忽视***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也有统一的一面。”陈来说,整体而言,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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