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故事》这是一本教人如何欣赏艺术的书。它看起来有4指厚,16开,文字紧凑但阅读舒适,画面精美,非铜版纸,是哑光的一种我不知道但常用的厚实纸张。版式朴素,简洁,封面看起来甚至不那么艺术,高兴的是它没有腰封,因为它完全不需要这种俗气装饰。
看起来很唬人很高大上是不是?有点,但,它真的很有料。艺术听起来不食人间烟火,但这本书就是让你可以用双手触碰得到那些高高在上的艺术品,让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做,它带来了什么影响。贡布里希写作此书并非用作教材或学术,而是为我等凡人所学习阅读,无论是茶余饭后书,是睡前枕边书,还是学习知识书,唯一不能成为的是口袋书或旅行书,因为它真的很重很重。我都是半躺着看,把它放在肚皮上的,肚皮上还要放个靠垫否则太低脖子很疲惫。
其实,我只是想说,你翻开了这本书,会感到双眼大开,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些离我们遥远陌生诡异而面熟的世界,皆为有因有果。翻开这本书,开始艺术的探索(这么说丝毫不为过)。因为我记忆差,所以要做读书笔记。基本为各章节的概括总结、摘选。不知能坚持多久,书太厚了,但是能记多少算多少,算是个回顾。
人们对艺术品的评价,总习惯用简单的美或不美来表达。一幅天真孩童的画作,我们看到了细腻的皮肤,睁大的双眼,纯真可爱,我们不必追究画作的细节、技法就能轻易做出判断:这画很美。一幅老妇的肖像,皱纹满布,眼神浑浊,苍老干涩,我们第一反应是,它很丑。可是,等一下,如果我们可以撇开第一主观的感觉,细细地观察,会发现它描绘的老妇其实如此真实,皱纹、发丝刻画如此细腻,神情那么到位,因为你看到了它的沧桑感。那么,这难道不是一幅上好的画作吗?
(大多数喜欢在画中看到自己喜欢的场景、题材,这是自然的倾向)
(事实上,左右我们对一幅画的喜爱之情的往往是画面上某个人物的表现手法。)
当然,逼真不应该成为判断的唯一标准。一幅野兔子的画像真实再现了兔子的眼睛、胡子、皮毛,无疑,再加上专业的技法,这确实是一幅好作品。无论是细致的刻画,还是粗略的勾勒,这是都是真实地表达。但是,那些看起来不逼真的画作,难道就是不好的作品吗?
人们似乎对看起来不对的东西天生地排斥厌恶,尤其在现代艺术中。不过,没有人非议米老鼠这个非常规的老鼠,甚至喜爱有加。如果在看现代画展,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虽然米老鼠和乖张的小公鸡实属异曲同工,但是接受起来小公鸡没有那么容易。
(不管我们对现代艺术家的看法如何,我们都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信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完全能够画得“正确”。如果他们不那样画,其原因可能跟瓦尔特迪斯尼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幅画画得不够正确,那么不要忘记有两个问题应该反躬自问。一个问题是,艺术家是否无端地更改了他所看见的事物的外形。另一个问题是,除非已经证明我们的看法正确而画家不对,否则就不能指责一幅画画得不正确)
(在欣赏伟大的艺术作品时,最大的障碍就是不肯摒弃陋习和偏见)。前人这么画的,那么就是这个样子,比如圣经。
我们认为艺术家为之焦虑的事情,一般是美的表现和美,但是真正困扰艺术家的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所以一般谈论中的“艺术”都是非文字性的艺术,如果能用语言表达艺术那么这些画作雕塑等等似乎也没了存在的必要。艺术家们只追求一个听起来很简单的东西,合适。这“合适”似乎很难有个明确的度,但多一分少一分,一切都不一样了,就像做菜。艺术家们对着作品,寻找着自己认为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就是作品本身的平衡,当它传到到观众眼里,也同样差别在分毫间,也让我们觉得,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最合适的。艺术家为了达到这样的平衡,练习自不必说,无数的改动、试验,看似就更改一个颜色、位置,加减一笔,但事实上是复杂而严肃的事情,而非随意随性。如果我们为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改,他也无法回答。
在艺术领域,确实有评论家归纳总结规则,但是事实证明,那些墨守成规的庸才画家们淹没在了历史潮流中。艺术家们在离经叛道的征途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和谐。
在《艺术的故事》一书中,作者房龙以其丰厚的知识底蕴将建筑、雕塑、绘画、戏剧、音乐等艺术门类熔为一炉,将人类迷人而庞杂的艺术和盘托出,从东方写到西方,从上古写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艺术之窗。
建筑、绘画、音乐、文学,一场文艺的视觉盛宴,从历史、文化角度出发谈艺术,很好的一本艺术普及类读物。
作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按照时间线,从史前文明的艺术,一直聊到了19世纪的艺术。
在艺术领域(像在自然中一样)没有捷径可走。成功不是靠灵感,而是靠耐心、耐心、再耐心。若没有灵感就可能永远无法达到最高层次,但如果没有大量艰苦的努力、缓慢而痛苦的付出、一丝不苟地练习,即使拥有整个宇宙的灵感,也对你毫无用处。
有些人甘愿平平淡淡地过一生,他们觉得人生不就这样,结局都是归于尘土,就这么安于现状地过得了。而有的人生下来就是为了热爱而活,一腔热血去追求心中的目标,为之迷醉,为之疯狂,为了爆发刹那耀眼绚烂的光芒而燃烧生命,奉献灵魂,这也是一种宿命,也许安于平淡的人内心也深藏着火焰。
这世界的美从来都不曾缺席,只是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感悟美的心灵,和表达美的坚韧。
时间流逝,大浪淘沙。王侯将相商贾优伶乃至碌碌凡人都灰飞烟灭,了然无痕。只有艺术,还活着,以其特有的方式,感动着并将继续感动着人们。
这是一本艺术史启蒙书,讲述了古希腊罗马的建筑,中世纪的宗教和艺术的融合,绘画,雕塑,诗歌,戏剧和音乐。受益匪浅,值得再读。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荷裔美国历史学家、记者,著名人文主义科普作家,在历史、文化、文明、科学等方面著述颇丰,且读者众多。1921年,《人类的故事》出版,他一举成名。其代表作还有《宽容》《圣经的故事》《地理的故事》《艺术的故事》等。
曼泰尼亚沿着马萨乔的路子走了下去。他的人物像马萨乔的人物那样动人,那样有雕塑感。曼泰尼亚意在使用透视法创造一个舞台,使他的人物好像立体实物一样站在上面活动。他好像一个高明的舞台监督那样,布列人物来表达这一瞬间的意义和事件的过程。
当然,对透视的探索仍在继续,只是艺术家遇到的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其它方面了。《艺术的故事》这本书中涉及较少。希望以后能看更多的书籍,进一步总结透视发展的脉络。
“希腊艺匠去跟埃及人求学,而我们又都是希腊人的弟子,于是,埃及的艺术对我们就无比重要。”如果我们把艺术的历史看成是作品的自我修炼过程,那么传统的西方艺术史学家将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艺术起源于尼罗河流域!”我们无法将法国南部的洞穴或是北美的印第安人与现在我们所谓的艺术直接联系起来,但是从埃及可以。
当我们用艺术的`眼光审视埃及,在建筑上金字塔不能不提,在雕塑上浮雕和人头像不能不看,在绘画上壁画更是重点的重点。这三大类,在埃及,仍然保持着原始艺术的一些特质,强调是否“有效”。
金字塔是人的陵墓,埃及人将巨石块通过一些现在还不知道的方法垒成三角锥体,中间放置已经处理好的木乃伊,最早只有法老能享受如此待遇,久而久之,只要有能力建造的人都可以安息在金字塔。我们现在只能推测,修建金字塔是因为埃及人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而灵魂存在与否,决定于肉体是否保存完好,所以要将人制成木乃伊,然后将木乃伊放在既安全又能够使灵魂更容易飞升的金字塔中。
人头像,似乎也是走这个套路,埃及人将石像放在陵墓里,可能是想要双重保险——制造一个死者的肖像石雕使死者的灵魂长存不灭,所以在埃及,雕刻家的原始意义就是“使人生存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埃及人的石雕风格已经脱离了原始艺术的那种符号化,但是离惟妙惟肖的自然主义还有一段路程,这个时候的人头像只是大致勾勒出轮廓。
壁画和浮雕更是为了人死后而创作的。可能是因为太奢侈,也可能是因为太残忍,埃及人采用了绘画来代替殉葬。这和中国差不多,兵马俑就是著名的代替人和牲畜的殉葬品,只不过不知道埃及有没有一个像孔子一样的人,发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为伦理进行到底的言论。因为是绘画,所以能表现的东西就多了,不仅有人还有环境,当然目的一致——为了使死后的人能够在另一个世界逍遥自在。
埃及的绘画,特点十分突出,讲究完整、明了、还带着小个性。比如底比斯墓室里的《内巴蒙花园》,作者想要构筑一个有鱼有鸟有植物的池塘,池塘周围有着各种树木,还结着不少果子,该怎么画?如果画俯视图,池塘是看清了但是周围的树和池塘里的鱼、鸟就看不清了,就算是看清了也就一个点谁知道那是鱼;如果画侧视图或主视图,一边的树是看清了但是其他就没了。画这幅画是为了给死者一个生活的地方,如果因为视角的问题,让很多东西没画进去,那么死者不就享受不到了?对于这个问题,埃及人通过有埃及特色的办法解决了——池塘画俯视图,水里的鱼、鸟、植物画侧视图,周围的树画侧视图。看完,一股情切感油然而生,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这么画的。这就是效用强过真实。人就更有意思了,画里的埃及人都有着挺好玩的“神圣姿态”,头一般是侧面的,眼睛、肩膀、胸膛一般是正面的,脚一般是内踝那一面的。画成这样,一方面是要完整,该多大就多大,该多长就多长,努力规避因为视角原因使人的某一部位“缩小”,从而影响以后冥界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偏好,实在有遮挡的地方就取一个喜欢的面,不管画里的人是否长着两只相同的脚。所以与其说埃及匠人在绘画不如说他是在通过自己掌握的外貌表来组接画面,尤其要注意埃及的画和我国人物画也有相似的地方,意义决定大小——越重要的人物,画得越大。
埃及的艺术风格很难表达清楚,它程式化但又不笨拙,它完整精确但又不十分自然,它具有很强的整体秩序感。每一个当时的艺术家,更多的时间是学习各种类似于男人颜色要比女人深的法则,而不是如何表达情感,学习的终极目标是用今日的题材重现当年的感觉,所以埃及的风格稳定、朴素而和谐。
只有一个人打破了这个严格的规则,成为了“异端”——第十八王朝的Amenophis Ⅳ。或许是因为这是外敌入侵后建立的新王国,他打破了许多古老的传统,统一了当时的宗教信仰,大破而大立,这股风潮自然而然的冲向了艺术家。这个时候更多的讲究如实描绘,以至于把法老雕刻得很难看,并且动作也有了改变,程式化的动作变成了夫妻俩抱着小孩,沐浴在Aten神的圣光下等。Akhnaten(Amenophis Ⅳ)的艺术改革,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克里特岛以及其他地区的艺术的启发,比如,在迈锡尼发掘出的约公元前1600年的讲述了一个捕猎的故事的匕首,图案就比埃及的生动、自然的多,如果埃及的艺术家看到其他地区的同行的作品一定大受启发。可惜的是,埃及的改变只停留了一个朝代,Akhnaten去世后,他的继任者Tutankhamun逐渐恢复了过去的信条。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同样有着艺术,与埃及一样,只不过可能是因为原材料的短缺,或是信仰不同,(不相信灵魂永生)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远古时期Sumerians民族在乌尔建都统治着这个地区,从乌尔发掘出的公元前2600年木质镶金竖琴残件,可以告诉我们在远古的时候这里的艺术技艺已经很高了,可以创作出很生动的物象,并且他们偏爱对称和精确。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虽然不去装饰墓室的墙壁,但是他们喜欢建纪念碑,并且这些碑刻可能还有着某种力量,比如发现于苏萨的约公元前2270年的纳拉姆辛王纪念碑,讲得就是赢得了一次战役的胜利,国王一只脚踏在对方军队的尸体堆上,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久而久之,这种纪念碑成了记录历史的载体,比如出自尼姆鲁德的阿苏尔纳齐拉普利王宫的约公元前883年——859年的浮雕,其中就记录了一场战斗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攻城机械、双方射手、痛苦的人民,场面不像埃及人那么刻板,并且有一点挺好玩的是,伤亡者没有本国人,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鼓吹宣传的艺术,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原始巫术是其滥觞。
透视在没有被明确的提出之前被称为短缩法。最初发现短缩法是在比公元前500年稍早一些的一个希腊花瓶上。画的是辞行出征的战士,右脚仍然是继承了古埃及的“保险”画法,但是左脚已经是经过透视短缩了。我们看到5个脚趾好像一排五个小圆圈。也许这么小的一个发现不值得我们这么兴奋,但实际上这意味着古老的艺术已经死亡而被埋葬了。后来的希腊化时期和拜占庭时期的画中也出现过短缩法。当时的艺术家是把远处的东西画的很小,近处的东西画的很大。可是远处的物体有规律的缩小这条法则在古典文化时期还没有被采用。
记得是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家正在吃饭,爸爸说:“这附近来了个皮影戏剧团,吃完饭我们一起去瞧瞧。“那时的我觉得十分新鲜,不知是啥样。我吃了几口饭便要去。路上我又蹦又跳,不一会儿,我和爸爸妈妈老远就听见锣鼓喧天,喝彩声吵作一团。演皮影戏的场地被里三屋外三层的观众包得严严实实,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只见那儿摆了一个一米高的木架子。框架上绷着一块半透明的驴皮,驴皮上武松把老虎摁在地上挥动着铁锤大的拳头向老虎头上猛击。大老虎咆哮起来,不住的扒着地下的'什么东西。老虎一用劲翻身一扑、一掀、一剪三般都抓不着武松,劲儿先泻了一半。武松随手拿起的哨棒,一阵乱打,老虎倒下了。接着又表演了《西游记》《哪吒闹海》《葫芦娃》……精彩绝伦,让人流连忘返。节目结束了,我还意犹未尽。我走到架子旁,发现了许多带木棒的图片,爸爸走过来说:“这是用牛皮做的,在上面做了彩绘,就立刻变得非常精致。”这皮影大部分是仿照人的关节制成的,让我越发喜欢皮影了。
皮影戏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它有独特的魅力和深层的文化内涵,我爱皮影戏。
对金先生这番话,笔者起初不大以为然,甚至有些愤愤然——世界上没有跟钱有仇的人,谁不爱钱?谁离开钱能活命?如果说老外艺术家不爱钱,那些天价艺术品,那些五花八门的画商、画廊、经纪人、拍卖公司……是谁发明的?如果画家都不要钱不卖画,那些画廊、拍卖公司岂不早就关门了?那些画商、经纪人岂不早就饿死了?再说了,外国即便有不爱钱的画家,也是因为他们不缺钱,别墅住着,汽车开着……中国画家爱钱,是因为我们穷怕了,穷够了。穷则思变,穷则思富,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当冷静下来再仔细咂摸金先生的“逆耳之言”时,笔者的愤怒渐渐消退了——人家批评的没错啊!罗列的现象也完全是我们美术界的事实。再细想想,其实金先生还没说全,当代某些中国书画家早已经拥有了票子、房子、车子,但仍然“疯狂地追逐金钱”,甚至不惜“流水作业”“批量生产”,丢人啊!
毋庸讳言,我们的确是穷人乍富,好不容易有了发财的机会,心态失衡可以理解,爱钱也没有错,但是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成为大师,确实就不应按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仅仅把攫取金钱、获得物质享受作为“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因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追求,思想境界庸俗,人格低下,其作品必定很难达到陶冶心灵、美化生活、匡正世风、流传后世的高度和水平;而一个国家的艺术界,如果整体沉溺在追逐金钱、满足物欲、铜臭弥漫的状况里,就确实是严重的病态了,如不痛下决心根治,最终必然要遭到国际社会以及子孙后代的鄙夷、嘲笑、批判和唾弃。
一方面,艺术家也是肉身凡胎,不可能完全抵御金钱物质的诱惑;另一方面,纯粹的艺术创作又天然排斥“唯利是图”“金钱挂帅”。那么,艺术家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妥善地处理艺术与金钱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无论在何种背景、何种条件下,要求艺术家人人做到“重义轻利”或“重艺轻利”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在艺术界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提倡“重利重义”“重利重艺”,号召艺术家“爱钱不忘爱艺术”“爱钱更要爱艺术”,应该是既符合人性又切实可行的措施。
“重利重义”“重利重艺”,即是对待金钱与艺术二者并重,互不矛盾,互不排斥。具体到书画家个人,可以聪明,但不可以精明;可以经商,但不可以做商人。书画家与购藏者是特殊的买卖关系,出售的作品一定要物有所值,性价比合理,即让顾客花钱买到好东西。在这方面,许多中国古代艺术家做出了正面榜样,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他痴迷艺术,甚至弃官从艺,作书作画精益求精,水平登峰造极,但他也绝不讳言自己爱钱。在那篇著名的《润格》中,郑板桥不仅开列出真金白银的书画价码,还特别强调“要现钱”。实践证明,顾客掏钱买了郑板桥的书画,无论在当时,还是留传给子孙后代,没有一个人是吃亏上当的。
郑板桥重利,但更重义。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郑板桥毅然选择“舍利取义”——他曾郑重宣布自己的画是“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农夫乃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普通劳动阶层的朋友虽然少钱或没钱,但如果真心喜欢他的字画,他不仅绝不再坚持“大幅×两、小幅×两”,还经常无偿赠送。
当代画家吴冠中先生是爱艺术胜过爱金钱的典型——他在物质享受面前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清高和淡泊,尽管作品价值连城,名声如日中天,却甘愿终生布衣蔬食,居旧屋陋室,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画画、写文章,绝对堪称金兑庭先生所说的“对艺术无比虔诚敬畏”“一心一意在做自己内心里的事情”的“纯粹”艺术家。
但愿我们中国艺术界里少一些“疯狂地丢了魂一样地追逐金钱、房子、名车”的人,多一些郑板桥、吴冠中这样“爱钱更爱艺术”或“爱艺术胜过爱金钱”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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