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姓在我国众多的姓氏中,若按人口来说,是中国的.第五大姓。陈姓最早出自妫姓,是舜帝的后裔。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找到舜的后人胡公满,封他在陈这个地方,建立陈国。到了陈闵公的时候,陈国被楚灭掉了,亡国后的陈国子孙便以原国名为姓氏,于是有了陈姓。 陈姓除了源于国名,还有从其他姓氏改名而来的,其中有一支是由少数民族改姓而成的。据《魏书》记载,北魏时期鲜卑贵族侯莫陈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侯莫陈改为单姓陈。经过数千年的繁衍生息,陈,被后来,他的孙子陈世达做了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令,于是陈姓人又迁居到了浙江。陈姓人已遍及中华大地,形成了以颍川、汝南、下邳、广陵、东海等地为中心的陈氏家族。陈姓由发源地向南迁移,始于西晋太尉陈伯,他举家南迁到今江苏丹阳县霸先建立南朝陈,使陈氏家族显赫一时,遍布长江和粤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唐高宗时候,陈姓人进入福建和广东等地。五代十国以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又有大批陈姓人南迁,甚至向海外发展,从而进一步壮大了江南陈姓人的队伍。
今日,陈姓已成为中国大陆第五大姓。 纵览古今,陈姓人在其家族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春秋时有孔子弟子之一陈元。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先河。汉朝初年的陈平曾辅佐刘邦,汉末有“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学家陈琳。西汉后期的陈汤曾多次出击匈奴。王莽统治时期的陈遵,权重一时,被封为嘉威侯。三国时有陈登,曾与父合谋离间吕布与袁术。晋朝陈寿的《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最受欢迎的史书之一。南北朝时期则有名将陈庆之、陈伯之等,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陈姓人就是南朝陈的建立者陈霸先了。
陈姓是中国百家姓排名第五的姓氏。据统计,陈姓人口数量超过8000万。在湖南韶山,还保存着有一米多厚的陈氏族谱,足足50卷之长。
陈姓最早出自妫姓,是舜帝的后裔。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周武王灭商朝纣王以后,建立周朝以后,找到舜的后人「陈胡公 妫满 」,封他在陈(今河南省淮阳县这个地方,建立了「陈国」。胡公满传至10世孙妫完,陈国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妫完怕株连自己,出奔到齐国,以故国为氏,称陈氏。
春秋时有孔子弟子之一陈元。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汉朝初年的陈平曾辅佐刘邦。汉末有“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学家陈琳。西汉后期的陈汤。王莽统治时期的陈遵,被封为嘉威侯。三国时有陈登,曾与父合谋离间吕布与袁术。晋朝陈寿的《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最受欢迎的史书之一。南北朝时期则有名将陈庆之、陈伯之等,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陈姓人就是南朝陈的建立者陈霸先了。
陈姓是人口列全国第五位的大姓,约占全国汉族人口4.53%。在湖南韶山,保存着有一米多厚的陈氏族谱,足足50卷之长。
历史货币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经济活动的媒介——货币,因流通而产生的空间分布状态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货币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自它产生以来,就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其作用更为显著。作为流通手段,可以说货币的流通覆盖了人类商品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行业环节和人类商品经济活动所依托的所有地域单元,因此凡是有货币流通和货币经济活动所贯穿覆盖的任何地域单元都可以被视为货币区域,而这一区域普遍地存在于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的任何空间之中。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它与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探索货币的地理性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这项研究最直接的对象。探索货币的地理性就是以历史时期中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具体研究中,把对任何货币问题的讨论都放在地理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货币及其流通与一定的地理空间相联系,把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视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空间状态的最基本的因素,以研究空间背景下的货币为内容,发现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与货币及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青铜布币的流通和使用就明显地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
目前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布币是在今山西南部地区汾涑流域一带出土的,这证明,这一地区应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布钱流通区域。为什么汾涑流域会成为布钱流通和使用的最早地区,这显然与这一地区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有关。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耕条件优越,作为农具耒是此区人们劳动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由耒为取象而铸造的耸肩尖足布成为农耕经济类型为主的地理环境中流通使用的货币,适应了人们对农具的依赖心理,显示了在农耕区域综合环境条件下,地理因素与货币及其流通区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样的情况还见之于长江流域的楚国。楚人生活在南方产龟地区,龟在楚人生活区内用途极广,且属楚国征赋之物。《国语·楚语下》记载楚王孙圉聘于晋时称:“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1](p210)而楚国的金币多是龟形,龟形金币在此区域的流通使用正显示了地理环境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密切关系。
本文得到郑州大学十五·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课题资助。
除了上述对货币的地理性探讨以外,在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中,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与区域演变相关的货币流通方向以及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也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实际上就是某一层次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不同类型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由于其内部结构和相互关联的程度不同,表现出来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就千差万别、各具特色。如同为刀币流通区域的燕刀流通区域与齐刀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特征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燕刀流通区域之内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燕人受游牧民族日月崇拜习俗的影响非常深刻,铸造了反映北方游牧民族宗教信仰特点的燕日月刀币。这种刀币广泛地分布于燕国北部的游牧地区,反映在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特征上,即是使燕刀的流通主要集中在北方燕赵长城南北的民族错居之地。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齐人对海洋的开发有关,故其流通区域内的货币流通多集中在齐国的沿海地区,呈现出浓郁的海洋风貌。因此尽管燕刀与齐刀同为刀币系统铸币,但其流通区域内地理环境不同,使货币流通区域所呈现出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大相径庭.这种因货币流通而产生的地域分异现象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主要对象。
货币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差异也可以通过不同区域内货币流通的空间拓展方向表现出来。货币的空间拓展的流通方向,基本上代表了货币流通区域演变的发展过程。我们仍以燕刀、齐刀流通区域为例,说明货币流通区域的演变过程与货币流通拓展方向之间的密切关系。譬如燕国刀币流通区域内货币的流通方向受政治环境因素影响较强,在流通方向上呈现出由南而北,从易水流域的“易燕”逐渐向北发展,在占据燕山南北地区之后并继之向东北地区扩展的态势。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内的流通方向则截然不同,今莱州湾沿岸地区是齐国刀币最早流通的区域,也是齐刀流通的原生区域所在,此区刀币的铸行与齐人在此最早的经济开发活动有关。随着齐国货币经济的发展,齐国的货币经济区开始从最早的以.临淄为中心的莱州湾沿岸地区向其东的沿海和环胶州湾地区扩展,齐刀币的流通也随之而东,呈现出与燕刀流通截然不同的流通方向。形成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空间拓展的因素尽管较为复杂,但其确应是货币流通区域内整体结构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范畴。
除了上述对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和货币流通方向的研究以外,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是指任何层面上货币流通区域由于空间或地理的缘故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所谓的依存与影响关系其实是指由于地域邻近的缘故,在一定区域内不同类型的货币往往出现相互影响、相互使用的现象。这方面刀币的渊源承继关系与刀布复合流通区域的产生就是典型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流通使用的刀币是由太行山以西的戎狄族在接受晋南汾涑流域的农耕货币文化——布币的影响后而铸造并投入使用的。后来随着游牧民族的迁徙而在太行山以东的戎狄中山国境内(即今石家庄、保定)一带形成了最早的刀币流通区域——戎狄尖首刀流通区域。由于地域相邻而形成的空间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使戎狄尖首刀币很快影响到了东南的齐国刀币系统和其东北的燕国刀币系统,使齐国铸造了具有海洋风格的齐刀币,使燕国铸造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日月刀币。因此齐国的刀币与燕国的刀币都是受戎狄尖首刀币影响而流通使用的货币类型,而他们各自相应的流通区域也是在受到尖首刀流通区域的影响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因此,我们说尖首刀流通区域、齐刀流通区域与燕刀流通区域三种不同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之间存在着空间上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应被视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对象的重要范畴之一。
在这里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在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同时,人类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古代货币的铸造首先要选择有铜矿资源分布的地区,之后的开山采矿,伐薪引水,架炉铸币会给地理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货币经济活动究竟能否为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所承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货币的流通往往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人文地理的环境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不言而喻有着重大的影响。货币政策一经作出就要付出实施,而其实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地理环境施加影响的过程,在适宜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而竭泽而渔式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因此,这种人类特定空间条件下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诸多对象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总之,人类社会的货币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就是以这种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探讨地理环境对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于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为实现货币流通在空间配置上的最佳布局,获致人类货币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借鉴与帮助。
日复一日,又至新年,20XX年的除夕钟声已经响起。按照惯例,该去岱山爷爷的`坟头拜岁了。走在山上,心里莫名涌起一种激动,也不知是什么感觉。
先是来到爷爷的坟前,在我还没出生时,爷爷就离开了我。听爸爸说,爷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能写一手大气的毛笔字。我站在坟前,点燃了三支香,恭敬地拜了拜,插在地上,又捧起一束鲜花,送给了爷爷。爸爸又把几支香烟递给爷爷“抽”。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庄重。四周静静的,我们都沉思着,都在默默地祝福爷爷,愿他在天堂开开心心的、笑脸灿烂永远……
爷爷,安息!
这时,爸爸问我:“你知道为什么人们都要在今天拜岁吗?”我摇摇头。爸爸又说:“你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两个是有血缘关系的,但如果没有爷爷,就没有我,也就没有你……”我仔细的想着爸爸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来寻根的喽?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点点头。是啊,寻根,我,爸爸,爷爷……都有血缘关系,我们的祖先生下了孩子,孩子长大后,再次生儿育女,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拜岁,寻根,这是两件看似毫无关系的,却相互关联的两件事,做起来,是多么的神圣啊!
爸爸又问我:“你知道我们血脉的源头在哪儿吗?对,这是找不到的,但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源头在宁波蟹浦的曲洄唐陈家,那是一个大家族,有十三个兄弟,共有东七房、西八房。”我不禁感叹陈氏家族的庞大,而我属于陈氏家族。我不禁骄傲起来。
寻根,20XX年,我还要来寻根,我还要把陈家的血脉继续传承下去……
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有密切关系。就历史经济地理学而言,它不仅主要侧重于研究历史时期,在地区基础上或以一定的地区为单位而进行的经济活动,而且还联系到经济的空间结构,着重探讨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6](p267)因此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也就成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传统和基础。而货币本身就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那么以探讨历史时期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为目的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理应对本属经济活动必然产物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有所涉及,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毫无疑问应从属于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列。就目前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而言,还处在无人问津的空白地步,因此,我们完全可将其视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新范畴,新领域。那么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一部分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应建立在前者之上,但同时后者也是从前者中推衍而生的;故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但所不同的是,货币是经济活动中一种“特殊商品”,历史货币地理所揭示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历史经济地理所研究的一般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言,其研究对象更加具体明确。自货币产生以来,一切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各部门的生产都是围绕着分工和交换而不断扩展和深化,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货币经济各行业各部门和经济地域间的流通,起到了联接和纽带作用。不唯如此,在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任何社会形态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启动源泉和先决条件。我们知道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而两者的结合是通过货币这一媒介粘合的。[7](p60)因此,马克思把货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的观点应当是正确的。[8](P133,39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货币地理在研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和第一变量——货币的空间特征和货币经济的地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并进一步揭示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目的,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在历史经济地理学中应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货币地理科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会在研究领域上开阔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的视野,而且还进一步涉及到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货币,这无疑是对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水平的深化和理论境界的巨大提升。
其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货币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学两学科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两者都是以研究货币为主要内容。这里我所说的货币是特指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概念与钱币学中的钱币概念有着质的区别。钱币学是研究钱币形态历史的科学,它是文物史的一部分;货币学是研究货币流通的历史,它是经济史的一部分。[9](p48)古代数量众多的厌胜钱、冥币、纪念币等属于钱币学范畴,不是我们所说的具有一般等价物性质的特殊商品——货币,因此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之内。
不仅如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还必须大量地吸取货币学特别是其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同时也是两者联系密切的又一表现。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较历史地理学的其它分支而言,更多地涉及到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特别是其中的货币学和货币史的成果,这不仅缘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货币本身是受货币金融理论的一般规律制约的,而且又由于货币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研究内涵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此外,历史时期货币的空间差异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与之密切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同样可以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相参照、相比较。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必须借助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的一般理论以及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经济史中的货币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差异又是明显的。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研究的切人点各不相同。历史货币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及其流通的内涵发展为自己的主要讨论对象;而货币学则反之,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主要探讨货币数量同就业、产量、收入和物价等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金融理论则研究如何将社会储蓄合理配置到具有竞争性的各种投资上,以取得最佳效率[10](p1)。历史货币地理以研究货币在历史时期的空间条件下的流通状况背景对货币本身的影响,也就是探讨货币及其流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侧重,它所面对的是历史时期地域背景下的货币和探索货币的地理性问题。货币的地理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货币在空间背景下的流通表现出来的,那么要准确说明货币所具有的空间特征,就必须侧重了解掌握各种地域背景条件下的货币的空间分布与流通状况,以及形成这种状况的成因。其次,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史的研究在内涵上也有根本区别。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将货币史的研究内涵规定为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研究、信用与信用机关四个部分,其中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是研究的重点。货币研究中又包括货币理论、货币研究史、钱币学三个领域。从彭先生所区分的货币史研究的具体内涵来看,货币史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货币史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忽略了同一时段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差异,因而对货币在空间流通过程中与空间的联接关系缺乏分析。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则是把研究的重心定位于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通过对历史时期地域空间货币分布和流通的研究,对地域间货币差异的分析,揭示出地域间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为实现当前货币经济的合理布局提供借鉴。从这个方面来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克服了货币史研究无法描述货币空间性的缺陷,是对货币史的补充、完善和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具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性质。尽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是其在研究过程中又必须借助于历史学、经济学及与之相关的考古学、文字学、货币学,货币史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手段,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是建立在多学科理论成果与方法论基础上的一种综合研究。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第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纲领,指出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在陈述了以前不少历史学家以国别史或地域史为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后,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新的研究单元:文明。为进行研究,提出了三种基本的.模式范畴:希腊、中国与犹太三种文明模式,希望以此来理解所有的文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基本是可以认可的。提到一个观点:文明的识别标准有一条就是一个社会中一些人脱离经济活动而存在。
第二部分开始尝试解释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挑战与应战这种模式作为文明诞生的条件,文明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成果,在于人类成功地应对了外界的挑战,而不是如平常所理解的观念所说的环境是文明诞生的决定因素。挑战越大文明的发展越大。
第三部分解释文明的成长。提出将自决能力作为文明成长的评价标准,成长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在于文明处于一种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应对了外界不断的挑战。而文明的停滞也是一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当一个文明成功应对了外部的挑战之后,却被牢牢地束缚在了某种环境中无法向前发展,无法提供更大的创造力与动力以促进文明的继续成长。
第四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衰落。首先批评了以前的将决定论、宿命论等一些观点作为文明衰落的原因的解释。文明的衰退在于没有创造性地应对挑战,而是沉醉在对过往成功应战的崇拜中,丧失了创造力。一个社会中能够成功对挑战作出应战的永远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少部分人的带领下应对挑战,这就有了机械性的模仿的存在。而当领导者失去了带领大众应付挑战的能力同时又不愿将领导权让给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时,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会出现,文明就此进入衰退。对过往的崇拜有各自形式:对短暂的自我的崇拜、对一种制度的崇拜、对暂时性技术的崇拜、对胜利的崇拜。简而言之,崇拜是衰落的原因。
第五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解体。文明的衰落并不必然会引起文明的解体,解体包含着两个过程:文明的衰落与文明的重生,有许多文明在衰落之后却仍然长久地维持着,并没有产生出新的文明,也就没有完成解体。在一个解体的文明中,群众失去了领导,必需独自应对挑战,大部分无法成功应对,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此时内省的魔力会逐渐吸引他们,将失败归结为内心精神的控制失败,以此否认对外部世界的无奈感,为此他们会努力内省,最终让他们沉迷在对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中。但是这种处理方法终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也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第六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国家的一些特点并预测了在以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重新整合的结果,是文明解体的表征,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统一其他国家的结果,战胜的原因是之前的分裂已经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无力再争。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是一种消极行为,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为此他们会建立交通、语言、首都、文官制度等各种体制来保证其发展。这些体制的建立最终的受益者往往并不是统治者自身,而是宗教教会,不管是交通还是语言还是文官制度都促进了教会的发展,另外外部的蛮族也利用了这些便利条件,正是他们最终摧毁了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毁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内部对挑战的无能为力,暴力压制那些创造性的个体,最终被日益发展的外部蛮族所毁灭。在预测将来世界性的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时,作者认为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以前的统一都是以武力为依据,但是现在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完全的战争将毁掉整个世界,这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 第七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宗教。如上一部分所述,教会是大一统国家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绝对不应据此认为宗教是大一统国家分裂的毒瘤。同时大一统的宗教也为下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力量,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宗教是文明的蝶蛹,结论主张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式。同时作者从人类精神需求的不可消灭性论证了宗教是不可能消失的,同时作者也认为宗教不是对幻象的回应,而是对实在的的回应。
第八部分对历史上处于英雄地位的那些蛮族进行了评价,大一统国家的毁灭并非蛮族的胜利,而是其自身的失败,这些蛮族的作用就是扫帚,许多大一统国家被蛮族所毁灭,但是从没看到某个蛮族能够承担起构建另一个文明社会的重任,这说明了蛮族的局限性。他们被尊为英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象而非真实。
第九部分与第十部分分析了在历史上各种文明相互接触的一些结果并分析了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这种接触分为两上部分:空间上的接触与时间上的接触。空间上的接触就是同一时代文明的接触与融合,而这能否成功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全套照搬与完全抵制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在现代信息时代文明的接触更加频繁,这些因素我们必须牢记。在时间上的接触则是指某些已经消失的文明在后来的某一时期再度出现,对这种现象作者认为这种文明复兴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关注于现实问题,现实文明。而不尝试去复兴一个已经消亡的文明。
第十部分简单谈了一下为什么研究历史。好奇心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而历史学家与收藏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面对历史资料,历史学家尝试去分析解读这些资料,而收藏家只是好奇于收藏,行动是历史学家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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