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假到了,我们四户人家坐着火车,来到了上海。上海和杭州有些相似,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从地铁线路上看,上海比杭州还要大。下面,就让我来讲讲另我记忆深刻的景点吧!
首先,我来讲讲上海科技馆。上海科技馆有四层楼。别看它只有四层楼高,但每一层都有好几个玩乐厅呢。它大到你不能一天就把所有内容都玩上一遍。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机器人和宇航天地。机器人中,有象棋机器人、跳舞机器人、魔方机器人、演奏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聪明极了,尤其是魔方机器人,能在1分钟之内把你打乱过的魔方拼好,如果你没打乱魔方,他会说:“你在逗我吗?请把魔方打乱再给我玩吧!”
宇航天地里,我了解了宇航员在火箭上吃什么食物。他们吃的东西装在罐子里,食物非常普通,并且配有水果干。另外,我还看到了太空种植的蔬菜。瞧!这个十分巨大的大南瓜,就是在这神秘的太空中培养出来的!简直另人不敢相信。
“信不信由你”和“3D趣味馆”也很好玩。“信不信由你”里面有一条光隧道。走进去,可以看到一个正在转的光圈,看着就像这条道路正在转。还有一面神奇的镜子和一块大石头。镜子非常奇妙,其中一面可以看到另一面的人,一面却看不到另一面的人哦!那块大石头内部有个感应器,只要把手伸进石头的“嘴”里,会立刻喷出一股气流并冒出一团白色的烟,把我们吥了一大跳!“3D趣味馆”里有一张张3D画画在墙面上,那些画栩栩如生,有倒红酒的、有登雪山的、有长出翅膀的、还有骑马的……只要站在指定的位置上拍照,拍出来的照片上这些场景就像真的一样。
虽然这次旅行只有三天,但上海的景点已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这次旅行非常难忘!
寒假的一天晚上,我正聚精会神地看《哈利·波特》,老爸突然说:“我们明天去上海迪士尼吧!让你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听了这话,我一蹦三尺高!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家人先乘火车后搭地铁,终于到达了我朝思暮想的上海迪士尼乐园。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用鲜花和青草组成的大大的憨态可掬的米奇笑脸,远处蓝顶粉色的睡美人城堡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格外华丽醒目。我漫步在乐园里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看!美丽的白雪公主微笑着向我挥手,《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红桃皇后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呢!我激动地走进睡美人城堡,城堡里面更加富丽堂皇,蓝色的穹顶上晶莹剔透的水晶灯散发出梦幻的光芒,四面墻上挂满用马赛克拼成的公主画像,我轻轻地走在螺旋形的楼梯上,感觉自己就是一位优雅的公主!
从睡美人城堡出来,我们去玩飞跃地平线,门口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让我倒吸一口凉气!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轮到我们了!我迫不及待地坐进飞椅,系好安全带,灯光熄灭了,椅子慢慢升起并前进,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在广阔的天空中自由飞翔,眼前依次展现出德国的天鹅堡、埃及金字塔、法国埃菲尔铁塔、非洲大草原、南极冰川、中国的万里长城和东方明珠等一幅幅奇幻的景象,仿佛在几分钟内进行了一次精彩绝伦的环球之旅,高科技球幕电影带来的视觉体验真令人叹为观止!
因为临近春节,乐园里安排了充满浓郁年味儿的新年特别节目,米老鼠和唐老鸭等卡通人物穿着传统的唐装表演热闹的舞龙,和观众们互动拜年!就连工作人员发的`迪士尼贴纸都是米奇春联造型的,让人看着就觉得心里暖暖的!
虽然迪士尼乐园有许多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精彩纷呈的演出、可爱的人偶和美丽的公主,可我还是归心似箭,因为这天是大年三十儿,我要赶回南京和家人团聚,一起开开心心地吃年夜饭、贴春联、猜灯谜、看春晚!在我心里,全家人团聚在一起才是真正地过大年!
星期二,舅舅、舅妈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去上海旅游。
我们先来到火车站。我满心欢喜,因为我从来没有乘过火车和地铁。在我的印象中火车还是那种喷气式的、会发出“呜,咔嚓咔嚓”声的样子。可是当我们检完票走进站台时,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列长得望不见尾的火车静静地躺在铁轨上等着我们,像一条银白色的长龙恭候着我们。它的名字叫“和谐号”。三十分钟后,它就带我们到达了闻名世界的地方——上海。
我们乘上了地铁来到了“科技馆”。科技馆的外貌像一个大大的球,它的第一层是“动物世界”,但是所有的动物都是模型或者是标本做成的。我们看到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蜘蛛,还看到了长得比鸟大的有八只眼睛的大蜘蛛,它最喜欢吃鸟和猴子,好恐怖啊!
我们又来到了二楼的机器人世界。我们看到了会跳舞的机器人,超帅!我和哥哥还跟机器人下五子棋,我们绞尽脑汁也下不过它,我们输了以后它还会用“手”指指我们,然后轻轻地摆摆手,好像再跟我们说:“你们不行啊,要加油啊!”我们只能羞愧地溜走了!
吃完午饭,我们去参观顶天立地的“巨人”——东方明珠。我对它既熟悉又陌生,因为我在以前的语文课本中已经熟悉了它,但从来没有真正看到过它。我们先乘着宽敞的电梯来到了98米高的观光楼。我们先用望远镜看到了金茂大厦,然后去太空舱,太空舱最外围的地板是用玻璃做的,所以踩上去能看到地面,感觉就像站在98米的高空中。我们还去了电玩楼,玩得兴高采烈。
吃过晚饭,我们来到外滩散步。夜幕降临,明月东升,到处都是流光溢彩,街道边还有优美的各种风格的欧洲建筑,啊,美丽的上海,我陶醉了!
一年级那年的暑假,我和我的好朋友廖少鸿参加了夏令营活动,一起游览了上海迪士尼乐园。
那天天气很炎热,但也阻挡不了我们对迪士尼乐园的热情。早早地我们就来到了迪士尼乐园的门口,门口已经排起了长蛇似的的队伍。走进迪士尼乐园,我看到了许多在电视里看到的卡通形象,我立刻被那美丽庞大的卡通世界吸引住了。哇!仿佛来到了童话故事。
迪士尼乐园分七大主题园区,有米奇大街、奇想花园、探险岛、宝藏湾、明日世界、梦幻世界、玩具总动员。
我们一路狂奔,来到了明日世界,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我们首先玩的是超级速光轮。玩这个项目的人特别多,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坐上那超炫的摩托车,工作人员给我们扣好了安全扣。摩托车启动了,速度越来越快,耳旁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和人们的尖叫声。我也紧张极了,紧紧地握住把手,眼睛都不敢睁开,生怕掉下去。突然听到旁边的姐姐唱起了歌,我才试着睁开眼睛看看,哇!太刺激了!短暂的一两分钟在那一瞬间觉得那么漫长!
从超级速光轮出来,我们又玩了充气式背包飞机,这次我和妈妈坐在一起,飞机在我们的操纵下,飞到了最高点,然后在我的控制下,飞机时而上去时而下来,我体验到了失重的感觉。风迎面吹来,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迪士尼乐园里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我还玩了加勒比海盗船,蜂蜜罐,还看了冰雪奇缘的演唱会、走了迷宫……每一个都是那么吸引人。
太阳下山了,迪士尼乐园里灯光闪烁,更加美丽了,但我们不得不跟他说再见。我的心里又增添了一个梦想——再游迪士尼乐园。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美术老师依然是笑,而我却在她的温和的话语里涨红了脸——果真是文章的事,她还亲手制作了礼物并写了回信送给我。我接过那张叠得规整的纸,只感觉手心微微地向外沁着汗,只是反复地轻念着:“谢谢。”而后像是飞一样的落进了喧嚣的教室,迅速地穿过那些说说笑笑的人群,深吸着翻开了纸。那一刻,眼角是微微雾气的朦胧,只感觉心中猛一阵颤栗。那些字字句句,那张精致的书签打破了我许久以来的缄默的心,终于被这些温热撼动了尖锐的冰山边角。这些是我生命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事实上,我的沉默,我一说话便脸红笨拙的性子,都使得我不会引起老师的注意。便仿若只是漂浮游荡的尘埃,找不到根脚的失落。少时与老师的亲近,却也只能算作机缘巧合,勉强算得过的成绩如同海边的浪,将我一下下地推向老师,推向那些勉强支吾过的`谈心。然而美术老师,她便好像本来就是与我们同样的人,从我们之间并没有生出那些浓密繁杂的距离。即便是在那高高的讲台之上,我却仍能看得见她眸子里的晶亮。
从西门的垃圾车旁路过,总看见那些杂乱的垃圾上落着一朵朵枯萎了的花和大片大片露出边角的花篮。尽管那里未曾载着我送出的礼物,心中却也着实有些悲凉——这些便尽是荒芜了,被弃置的心意。而美术老师,她会真正在意学生的每一份爱,只当做人生最庞大的美好来珍藏。其实尊敬与爱戴,从不需要以刻意的伪装来换取。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完美面具背后的一张张形形色色的脸。我想我听得见,美术老师从心底爱每一个孩子的声音。
我们需要的,仅仅是爱。我们的感动,也来源于爱。我想我会永远记得,那一天捧在手心里一字一句读下去的纯净与温暖。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