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与义面前,我们是选择利呢,还是选择义?这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利与义当头,我们必须选择义,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高尚品格。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利呢还是选择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两则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某个村,有一项规定,谁平时做的好事多,平时为村里服务的多,国家的救济政策下来,这个人就可以优先考虑。在一个下雨天,一条人走的土路又被毁得面目全非,李叔像往常一样拿了铁锹出去了,但他并没有想着是要得到补贴。其他人也认为和往常一样,李叔是做他应该做的。一条损坏的路又被李叔修复了。过了几天,国家的救济粮发下来,队长按规定,优先考虑了李叔,并向全村表明,这是一项有实际意义的规定,不是闹着玩的。李叔接受了国家的救济粮,没有说什么推辞的话。村里的一些长舌头就议论纷纷:“怪不得前几天下雨,他拿着铁锹去修路,原来就是为了这袋面呀,他可真是会赚。”这些长舌头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心里也想着,如何做些事也得到国家的一些救济,这样就可以少买一袋面,节约一袋面的钱了。此后,每当村里有什么需要人手的,他们都抢着干,就连修路的人也多了,原告是李叔一个修,需要一整天才能修完,现在全村人都上,不到半天的时间,路就修完了。
李叔的行为调动了全村的积极性,鼓励了更多的人去管理这个村。
第二个例子同样是在农村发生的。在这个村里,有几个孩子特别地惹人喜欢。他们喜欢帮助人,并且从来不求回报,受帮助的人给他们报酬,他们从来不会收,还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这几个孩子的乖巧懂事赢得了全村人的赞扬,但这却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村里的人叫一些人的三轮车拉东西,拉完东西,受帮助的人给钱,车主是不能收的。如果收了这些钱,人们就会觉得这些大人的品质连一个小孩都不如,这些人会遭到别人的嘲笑和辱骂。但如果不收这些钱,车主就会受损,他的油钱只能自掏腰包了。所以,当村里人有事请帮忙时,他们都会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以免自己受损。
这些孩子虽小,但他们的行为却影响了整个村,人们解决这些问题原本是举手之劳,但现在却变得左右为难。
如果世界上多一些像李叔这样的人,那世界就会得到每个人的保护,和睦相处;如果世间多一些像小孩这样的人,世界就会变得冷漠、孤寂。所以,在帮助别人后,我们应该选择利,以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人。
生命与道义是可以兼得的。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听来豪迈雄壮的成语对后世的影响颇深——舍生取义。可在我看来,活着与坚守道义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拮抗关系。相反的,正是因为我们热爱生命、珍爱生命、拥抱生命,才能创造出如此宏伟并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事实上,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辉煌博大的道义,生命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存在价值。
生命的道义可融汇世间所有人文道义。试想一下,假如孟子在提出“生与义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一自负之论前就已经为世间各种乱七八糟良莠不齐的道义燃尽生命之火,或者仅是为著出这一宏篇巨论、旷世绝文就献上生命的权杖,最终也只能成一个被世人取笑为只管讲义不顾死活的愣头小子。中国古代的\'传教者们,大多有一个弊病。他们自负地以为自己早已参透万物之道,整日狂妄地试图将自己的一切思想架凌于生命之上。他们喜欢对社会指指点点,喜欢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出发、行动。他们将自己这些繁琐忸怩的思想称为道义,认为它们已经超然物外,却从未想过,道义之传,必需生命之存。
有这么一个传说,世间有一种鸟,一生只歌唱一次,就是当它将自己的身体用最长最尖锐的荆棘刺穿之时。那歌声能穿破苍穹让上帝微笑,因为付出了撕开生命的代价。无数人为这一傻鸟传说动容、泪落,认为那濒死前的一声悲鸣即是鸟生命价值的体现。然而,鸟的存在仅仅就只是为了那微弱的几声啼鸣么?不会啼鸣或是啼叫声不能令人赏心悦耳的鸟就是毫无意义的么?鸟就真的不能有除被人类重视以外的理想了么?生命赋予了万事万物生机与力量,再由这些力量衍生出分枝,形成系统与文明。不为何而生,生就是生,生即价值,不需要人类再绞尽脑汁地为它寻求所谓的存在意义,大自然宽宏博爱,你真的不必再去斤斤计较。
道义是因生命的蓬勃而显得光彩斑斓,你若是还想在生命与道义之间画上小于符号,牺牲这世间唯一属于你的力量去满足你泛滥成灾的***,甚至贪婪到妄图让神与你说话,嗨,脑子坏掉了吧!
学生的一收一拒,众人的一贬一赞,孔子的一喜一怒,穿越时空的沉思,跨越千年的警钟。无不在告诉我们:要正确对待利与义。
利是义的衡量。道德仿佛是一架天平,义在这头,利在那头。义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在危难与道德交锋的那一刻,吴菊萍用她那双脆弱的双手,毫不犹豫地托住了从高楼坠落下来的幼童。她选择了道德,选择了义,那双手也因此骨折。她没有像常人那样把利与义划清界限,在选择义的同时也选择了利,接受了“最美妈妈”的表彰,更接受了重金的酬谢。对此人们看法不一,就像孔子对他的学生行为的评价一样。我认为利本应是义的衡量,吴菊萍的选择是毋庸置疑的。
利与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关系仿佛是权利与义务,行了义何惧于收利?难不成做了善事要像做了坏事那般“息事宁人”?
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到市政府,这在中国实在是件极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张旗鼓地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谢和款待。然而,中国青年杨立在德国却有这么一段经历:在他做了这么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后,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为了让他领回奖章和500欧元的奖金,竟发动百名警察寻找他。镇长郑重地告诉杨立:奖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是社会对善举的尊重。是啊,行多大义得多大利,利是义的衡量。那衡量的背后不正凝聚着一个社会对善行的认同和尊重吗?
利是对义的鼓励。道德仿佛是一朵鲜花,义是那花朵,利是徐徐的微风,有了利的吹拂,道德的芬芳才得以发扬。
千喜之年,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接受了500万元的最高科学荣誉奖。我不知道这跨越千年的接受是否会迎来众人的一片唏嘘?我只知道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养活了世界亿万人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是受之无愧。更何况国家之所以设此奖项是对千千万万有志之士的鼓励和号召,是对善举的传承和发扬。
跨越千年的沉思,穿越时空的警钟,流水化开春来,心中自存清澈透明,又哪怕是世间的利。正确对待义和利,让道德之花绽放四季。
——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这个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这是当今的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上的。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着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箫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更为逐利之辈所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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