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这个俗人的眼光看来,一本书的好坏除了内容详实,三观正确,给人以启发之外,更要有趣味性。如果少了趣味性,读起来就多少有些无聊。
能够在寓教于乐中给人以智慧,使人进步,那是所有人求之不得的事。于赓哲先生的《隋唐人的日常生活》满足了我上述的所有要求。
如果你是《百家讲坛》的忠实观众,应该对于赓哲先生不陌生。他对唐代历史文化的研究相当了得,往往三言两语之间,就能够准确概括某历史人物的生平功过,或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本次出版的这本书,是他根据电视讲座内容整理编辑而来。通俗易懂,简单有趣,分门别类讲述隋唐人的各种生活习惯。配合着唐诗、传奇故事,引经据典说历史文化。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很多事情都有很多种选择,每一种选择都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当你做完选择后,千万不要去怀疑自己,不要纠结。你一定要努力,但千万别着急,你的眼界,将决定你的全世界。
在探讨此问题之前,首先要交代一个背景,即当时官员的家庭结构问题。一般而言,当时官员的家庭构成往往不仅包括夫妻子女,而且还包括前来投靠的亲戚。学者陈弱水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的论文。文中指出唐代妇女在丈夫死后回本家(即娘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知道,妇女回娘家住往往还要带着孩子,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个比较大的家庭,使娘家的父亲或兄弟在生活中需要负担的人口变的多起来,再加上当时似乎有个惯例,亲戚投奔拿俸禄的官员,或者说拿俸禄的官员养活前来投靠的亲戚(甚至朋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家庭成员增多了,家庭规模变大了,家庭负担也就随之变得重了起来。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贞元元和间的名臣阳城与兄弟住在一起,又“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甥)年四十余,痴不能如人,常与弟负之以游”,则阳城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弟弟,还养活着妹妹及妹妹的儿子。
又如殿中侍御史李虚中“昆弟六人,先君(指李虚中)而殁者四人。其一人尝为郑之荥泽尉,信道士长生不死之说,既去官,绝不营人事。故四门之寡妻孤孩,与荥泽之妻子衣食百须,皆由君(指李虚中)出”。李虚中没办法,为了养家,只好去“佐河南水陆运使。换两使,经七年不去,所以为供给教养者”。这是说以一人俸禄养五家人口,可知负担之重。从中还可知,若担任像水陆运使这类财政官员的属官,收入比较可观。第三个例子是亲王长史李仁钧。他在汴州当官时对朋友很好,后来到了洛阳,“则又不忍其(指旧时朋友)三族之寒饥,聚而馆之,疏远毕至”。这就不仅是养家实际还包括抚养朋友的子女及亲戚,以致弄得“禄不足以养”,迫使自己的儿子李础不得不“从事于外”,以减轻父亲养家的困难。类似的例子真是多到不胜枚举。因此这样一种亲戚朋友投靠有俸禄者,以及有俸禄者有义务养活他们的习俗或惯例,影响了当时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韩愈就是其中之一。
就总的生活水平而言韩愈应该属于不太富裕的阶层。特别是元和八年(813年)他四十六岁之前,除短时期外,生活一直比较艰辛。众所周知,韩愈三岁丧父,养于兄韩会处。差不多十二岁时兄死,由嫂子抚养成人,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也正是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为了养家,韩愈遂西上长安,所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在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时,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这时直至二十九岁时入汴为董晋的观察推官止,十年间他中进士考宏词,四处求官不得,生活艰难,“终朝苦寒饥”。那么这一段他既然没有得到官,其生活来源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作一点推测:估计就像他后来经常资助朋友和找上门来的士子们一样,他也只能靠投靠权贵来求得一些帮助。从三次《上宰相书》中我们可见那求人的诚恳和迫切。后人往往以此讥笑韩愈,其实从韩愈当时的生活境况及当时的社会风气看,这都是完全正常的。韩愈求人资助留下来的唯一实例是他求到了北平王马燧头上。韩愈后来追述说:“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指韩愈兄韩弇)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唐代士子应进士举,在京师的生活总的说来比较艰难。他们长时间得不到官,没有俸禄,只好求人度日。
韩愈自贞元十二年(796年)为汴州董晋的观察推官,十五年(799年)为徐州张建封的节度推官,到十六年(800年)冬回京参选,这段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前引所谓“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讲的就是这段生活。他在《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中也说在徐州“箧中有馀衣,盎中有馀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心情悠闲,远非求官时的燥急可比。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在唐后期,同是地方官,做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官员如推官巡官之类,收入是比较丰厚的。卫中行的哥哥到岭南去炼黄金,“药贵不可得,以干容帅。帅且曰:若能从事于我,可一日具。许之”。只因为入了容管经略使的幕府,就有钱炼黄金了,可见幕府官员收入之丰。因此当时的许多著名处士,让他当县尉、参军他不干,却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像洛阳名士石洪、温造,江淮“四夔”之一的卢东美等就都是如此。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由此可知唐后期士人纷纷投靠幕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知道,幕府官员俸禄的高下,大约是由府主自己决定的。
韩愈自贞元十六年(800年)冬在京师待选,十八年(802年)为四门博士,十九年(803年)贬为连州阳山令,二十一年(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再拜国子博士,二年(807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年)三为国子博士,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也不富裕。在待选期间,韩愈已经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加上乳母奴婢,“家累三十口”。所以虽然很快得到了四门博士一官,但养家实为困难。不得已,他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曾经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写下了“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的词句。在连州为阳山令是“酸寒何足道”;在江陵府为法曹参军时是“掾俸之酸寒”。分司东都,日子依然不好过。这不仅因为国子博士的俸禄不高,而且因为韩愈这时又收留了堂兄韩俞死后留给他的子女。因此他“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以致于在送贾岛归范阳时,竟无东西可赠,自嘲说“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顑颔”。待到三为国子博士,生活仍不见好转,以至学生都嘲笑他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可见国子博士虽月有俸钱四十贯,但用它来应付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是捉襟见肘的。
从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为比部郎中后,直至晚年为兵部、吏部侍郎,虽中间曾被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但其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对这十年的生活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究其原因,这十年韩愈除了有较丰厚的俸禄外,还能靠写碑铭获得许多额外收入。当时的流氓文人刘义曾“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话虽有些无赖,所言恐怕也是事实。我们看韩愈留下的二通有关文字,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从中可知韩愈因写碑文,在前者那里得到“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在后者那里得到“绢五百匹”。当时物价,绢一匹“直钱八百”,则五百匹就是四十万即四百贯钱。“四百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斤盐仅卖四十文,一斗米五十文。四百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当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是七石二斗,则八百石米可供一百人吃一年。又,元和九年(814年)孟郊死,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一百贯为他营葬,“尚有馀资”,再加上郑余庆派人“所送二百七十千”,则“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即三百贯钱左右就可以使人过一辈子了。看来四百贯钱不是一个小数,而韩愈一次就得钱四百贯,由此可知韩愈的“润笔费”之多。当然,由于“争为碑志”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以致有“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的说法,因此靠写碑志挣钱补贴家用似乎也无可厚非。元和十四、十五年(819、820年)韩愈在做潮州刺史和袁州刺史时,虽然心情不好,生活却并不坏。刺史的俸钱,据《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在元和十四年(819年),紧州为一百八十贯,中州为一百五十贯。潮州为下州,估计月俸应在一百贯上下。按说这已经不少了,但观察使仍“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由此可知节度使观察使手中掌握的这一笔“送使钱”,可以自由支配,其中一项开支就是能够酌情给手下的属官加俸。这五十贯加上后,韩愈的俸钱就达一百五十贯左右,是国子博士俸钱的四倍。因此他在潮州时,可以“出己俸百千(即一百贯)以为举本,收其赢馀”用作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同样,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万”助修湘君夫人神庙。从这种出手之大方,亦可见韩愈生活水平的提高。
纵观韩愈从官近四十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贞元长庆年间,韩愈以及与他相似的阶层的官员,如果没有田产只靠俸禄生活,又如果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的话,不论他是正七品下的法曹参军事、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还是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其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较艰难的。差不多是同一阶层的官员如县丞崔斯立,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国子助教薛公达,是“禄又不足以活身”;县尉毕坰,“既卒,家无一钱”;太原府参军苗藩,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时“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如此等等,生活都很艰辛。相反,如果是做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从事(特别是盐铁使、水陆运使的佐官),或者升到朝官中郎中侍郎、地方官刺史一级,生活状况就比较好了。要是再有些额外收入如润笔钱之类,生活就会更好。当然,如果成了宰相功臣如裴度、马燧,或节度使观察使如韩弘、于頔,其生活就说得上是奢侈是豪富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又远在一般官员之上。明白唐代官员中不同阶层的不同生活水平,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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