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写到家乡,总觉没什么可写的。
一切都那么平常,又是穷乡僻壤。
家乡的东西也都常见,没什么稀奇。
莫说景象,连像样的地方也没有,这样的地方,到底可以写些什么呢?
思来想去,惟有附近的山还可以写两笔,说是山,实际上不过是个小土丘子,或者说是小石岗,用书面语说就是培嵝。
但是,那山是我的灯塔,一看到山,我就明白自己离家不远了,望着山,也望着家,一股暖流就涌上了心头。
那山矮矮的,是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小不点儿,我们叫它“旗山”,听说有几十米高,可我觉得只有几层楼的\'高度。
旗山本来并不小,连绵一大片,可人为的开山采石挖空了它,如今它只剩了一副空架子,中心的洞像怒目而视的眼睛,直直地瞪着苍穹。
从北边看,旗山倒还中看些,像一个标准的三角形,可当你登上这三角形的顶点时,你会发现,另一侧是切削整齐的石壁,削壁百仞,形容它还算合适。
旗山上很少有树。
山脚下有很多桃树,还有一些柳树,那是种在坟堆旁边的。
山脚往上也有坟堆,但由于土壤贫瘠,所以无法种树。
现在往山上看,坟包一个连一个,十分有趣。
山上没有树,所以山显得更加矮。
春天,山上有的地方冒出了绿芽,有的还是不毛之地,到了夏天,山下一片青,一片黄,青黄相交,错综复杂,就像《白杨礼赞》中描写的黄土高原一样。
秋冬时节,那仅有的草也枯萎了。
说“衰草连天”吧,它没有那么大面积,说“草木凋零”吧,它上面并没有树。
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现成的词语来形容它。
只记得那枯萎的草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有些不屈的还站立着。
早上,有时还有霜结在草上,显得山也有了几分白了。
跑到山上,看着那凝霜挂露的草,也算一种悠闲的方式。
冬天,一场小雪过去,山更显得白净了。
走在盖着草的枯草上,那声音是与普通雪地上不同的。
当然,肯在冬天跑到山上喝风的人并不多,所以雪在山上能待很长时间,那是山最长也最好的妆束了。
等到雪化了,露出红褐色的土壤(平时是很难看出来的,因为那时大多是灰褐色),那柔软疏松的土壤是很有意思的,以前我们常用红色的细土捏泥巴玩,晒干了很硬,不易变形。
不过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
以前读赞美故乡的文章,总觉做作,自己写来,也不免同样做作。
其实,故乡是那种你不觉得美但又任何美景都比不上的地方。
生在苏杭的人未必认为苏杭美,生在大漠的也未必割舍得掉大漠。
故乡的胸怀像山一样广阔,它能包容你的全部情感。
早春时节,正是赏梅的\'最好时候。今天下午,我和妈妈步行去齐山植物园赏梅。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远处有一堵“红墙”,快步走近这堵“红墙”,原来是一大片红梅。我迫不及待地走进梅林观赏起来。一棵棵红梅树就像一个个阳刚的士兵,摸一摸它的树干,是那么粗糙,那么坚硬,连细小的树枝都直挺挺地周围伸展,真是一身傲骨啊!
最引人注目的是树枝上的那些小红点了。你别小瞧它们哦,这些可是红梅的花骨朵呢!有些花骨朵像蚕豆那么大,含苞欲放;有些花骨朵像赤豆那么大,挺有精神地吸在树枝上。盛开着的红梅花散发着阵阵清香,花朵颜色红得真好看,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梅红”,我劲头十足地欣赏着红梅,妈妈的相机对着美景拍个不停,我们都陶醉在美景之中。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红梅不愧是家乡美景之一。
在人类已走过的21世纪历史进程中,要论及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事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无疑可以重重写上一笔。这场2007年肇端于美国华尔街的危机,至今仍然阴云不散,使得世界经济增长步履蹒跚、前景不明。与此同时,一直热衷于向世界推销其“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猛然发现,自己已陷入“后院失火”的尴尬境地:“华尔街运动”轮番在美欧上演姊妹篇,“收入鸿沟”引发众怒;“棱镜门”“邮件门”事件接续曝光,自诩“政治正确”的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光环尽失;难民潮不断涌向欧洲,暴恐事件在德、法等国此起彼伏,英国“脱欧”公投“意外”通过,欧盟一体化、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尖锐挑战,使得一个经典理论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资本主义是否已陷入系统性危机?
也许很多西方人士并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话题。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承认危机的存在,但又小心翼翼地将其严格限定在金融和经济的范围内,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世界上是否存在孤立的金融危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又是否只有金融领域和经济领域存在危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其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而后者则对前者起强大的反作用。依据这一基本原理来观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必然深刻影响其政治上层建筑,同时也是其政治上层建筑诸多危机在金融和经济层面的暴露。因此,仅仅从金融和经济层面来看待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事实上,近年来在欧美社会频繁出现的各类危机与乱象,也远非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能涵盖,而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的内涵与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这一科学论断穿透近170年的历史烟云,仍然可作为我们剖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锐利武器。在它的烛照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社会财富在大资本家、大财团手中的过度集聚,正是西方垄断资本在其本国甚至全球范围的无序扩张和增殖,正是资本与政治、文化的“联姻”与“合谋”,才使得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个链条中蔓延,成为一种系统性存在。与此同时,作为系统性危机的最大受害者,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众也在加强“革命性联合”,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再度觉醒,“华尔街运动”、巴黎“黑夜站立”运动等次第爆发就是明证。“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与所谓“历史终结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结论显然更有现实依据和说服力。
然而也要看到,“两个不可避免”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是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马克思同时作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判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近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以蒸汽机和电力为主导的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而且在当前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又抢得了先机。现在说资本主义生产力“气数已尽”,还为时过早。同时,尽管欧美的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众反垄断资本的意识在增强、行动在升级,但尚未从自发走向完全自觉,尚未形成科学组织,尤其是未能从掌握“批判的武器”上升到进行“武器的批判”。由此来判断,“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观察和剖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两个不可避免”和“两个决不会”都应成为认识基点,而不可有所偏废。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危机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提供了最新佐证。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个不可避免”还将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冷静地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将长期面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占优势的压力。风物长宜放眼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需要建立在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基础上,都需要经历时间的洗礼和检验。对此,我们应有足够耐心和历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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