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宽容种子,才有绿色植物的生机勃发。大海宽容溪流,才有不竭源泉的汇入。现实宽容梦想,人类才有非凡的创造力。时间宽容历史,才有知识与智慧的传承接力。
人与人之间本就应该和谐相处,多一点宽容,少一点嫉妒。前一段日子报道了复旦大学投毒事件,本是最好的舍友,大家从千里之外汇聚此地本就不容易,这是一种缘分。本应好好珍惜,可是因为别人无意之间的\'一句玩笑话,就向饮水机里投毒,让一个家庭承受着丧子之痛。供养一个大学生是何等艰辛,从一个人呱呱落地到长大成人这中间有多少肩膀支撑他。等到他年轻有为时本应让那些给他肩膀的人安心,而如今却让那些是时候依靠他的人何去何从?
而那个因冲动向别人饮水机里投毒的人又得到了什么?
那是一生的悔恨,是一辈子的阴影,这绝对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人。空有智慧与学历不为家庭考虑,不为后果考虑,待他该回报父母时,他在哪?等他报效祖国时,他又在哪?蹲在那个阴暗的牢房里去畅想未来吗?不想职责,不负责任,一味空想未来,也许其后果亦该如此,我无法去悲叹亦或是同情他。
宽容是一种忘却,忘记昨日的是与非,忘记别人先前对自己的谩骂,在岁月之流中,承接阳光的欢乐。
我无法猜测过程的是是非非,却已看到了结局。如果当初买饮水机时不去计较少了一个人的钱,结果会是怎样?如果当初两方说话语气委婉一些,互相体谅,结果又会怎样?如果再投药时不逞一时之快想想后果,想想自己应尽的责任还未完成,结果又会如何?
世上没有“如果”二字,亦无后悔药可吃。
宽容他人无疑于提升自己,事事都去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活得多累。生活道路多坎坷,尽尽自己的职责,付起自己的责任,多一点宽容,少一些计较,不要在小事上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善待自己,宽容他人,让世界多一份爱!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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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薄而出的海啸蓄势在大海的深处,震烁天地的雷电酝酿在云层的深处,参天屹立的大树扎根在泥土的深处。自然的力量大都来自于自然的深处,而我们人生的力量又源于何处呢?
毋庸置疑,它来源于我们人生沉潜的深度。换句话说,我们沉潜的深度给了我们人生中最关键的力量,而关键的力量决定了我们人生的高度。
沉潜深度源自持之以恒的毅力。水滴的力量来源于它们将自己沉潜在时间的长河中,日复一日,终成穿石壮举;细绳的力量来自于它们将自己捆绑在岁月的车轮上,一次又一次,终成断木伟业。俄国著名画家列宾为了画好那幅《涅瓦河边的普希金》,阅读了大量有关的历史书籍和诗作,进行了长时间的构思,画了数百张草图。他不断描绘,反复修改,为了完成一幅理想的画作,他竟花去了20年。20年的描描绘绘多么枯躁,可列宾坚持了下来;20年的涂涂抹抹多么耗费心血,可列宾沉潜了下来。列宾用20年的光阴展示了他人生沉潜的深度。
沉潜深度源自始终如一的专注。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专注才能将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有人偏偏不为之所动。著名昆虫学家洪式闾在杭大工作期间,潜心科研,身在西湖边,竟十多年不曾游览西湖。他说:“天下美的东西太多,而我的事情更多。”古人云:“性痴,则志凝。”而洪式闾正是用他的性痴去挖掘他人生的深度,这样的深度美足以让西子湖黯然失色。
沉潜深度源自不畏困难的勇气。人生的道路蜿蜒曲折,荆棘丛生,只有具备开拓进取的勇气才能无往不前。居里夫人1899年2月6日的工作上记下了室温:摄氏六度,然后在旁边一连打了十个惊叹号,表示了她征服任何困难的决心。玛丽。居里夫人,一个女子,一个科学家,更是一个勇者。她的人生深度在她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后,在打下的一个又一个惊叹号中延伸。
没有深潜入水,企鹅就不会有破水而出、登上陆地的力量,也就没有了那一道优美的经线;同样,如果没有深潜的功夫,一个人就只能永远漂浮在人生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永远无法登上属于自己的陆地,更无法飞上属于自己的天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江万丈,非一川之功。我们的深潜需要我们的毅力,我们的专注,我们的勇气。有了这些,那么就让时间去蓄积我们的能量,让生活去酝酿我们的爆发。只有冲天而起的那一刻,才是我们创造人生新高度的时刻,才是显示“沉潜”巨大力量的时刻。
泰勒斯与常人一同行走,泰勒斯走高地,常人走低地。泰勒斯不小心从高处滑落下来,常人耻笑他。泰勒斯却说:“你无需笑我,你连想掉下来的机会都没有,你是悲哀的。”于是,泰勒斯又费力重新走在高地上。是啊!如果你只甘于现状,连从高处掉下来的机会也没有。伟大的人必能在掉下来后自省,通过继续奋斗,到达一个更高的高度。
美国西点军校有一句名言就是:“态度决定一切。”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关键是你的态度问题,事情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你就认为它不可能成功,那它当然也不会成功,或者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认真,那么事情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一切归结为态度,你对工作付出了多少,你对工作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三个工人在砌一面墙。有一个好管闲事的人过来问:“你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工人爱理不理地说:“没看见吗?我在砌墙。”
第二个工人抬头看了一眼好管闲事的人,说:“我们在盖一幢楼房。”
第三个工人真诚而又自信地说:“我们在建一座城市。”
十年后,第一个人在另一个工地上砌墙;第二个人坐在办公室中画图纸,他成了工程师;第三个人呢,成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裁,是前两个人的老板。
态度决定高度,仅仅十年的时间,三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是态度!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追求和目标。具有积极、乐观心态的人,其人生目标必然高远;有了高远的目标,必然会为之努力。有努力必有回报。第一个工人总在抱怨生活的不公,心情是郁闷的,想的都是一些令自己不愉快的事,回答别人的问题时都是满肚子怨气。第二个工人要比第一个工人心态好,尽管也是在砌墙,但他却把这堵墙当作一栋楼房来建,心里想的是如何将楼房建设得更好。第三个工人心态最好,工作那么辛苦,他还那么自信那么专注。人最可贵的就是?“认真”二字,第三个工人把砌墙这样的小事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来看待,十年后成为老板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待学习,我们每位同学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每次上课是按时到还是常有迟到早退缺课现象呢?上课时是认真听讲还是和同学交头接耳、埋头大睡、人在心不在呢?课后的作业是独立认真的完成还是等着其他同学完成后一把胡抄或干脆不交呢?课余是否保证了一定时间用于课堂知识的消化还是全部用在网络游戏、谈情说爱、成天无所事事呢?对于今后的工作问题,每位同学目前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是急着找寻单位并思量着接收单位给你的待遇好坏、是挑三拣四这山望到那山高还是根本就漠不关心呢?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下定决心,不怕吃苦,不怕劳累,只要你认真地去做了,事情总会有结果。也许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如果你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成功。世上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只有态度不好的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好的态度。有了好的态度,对学习、对工作、对他人、对自己都会表现出热情、激情和活力;有了好的态度,你就不怕失败,即使遇到挫折也不气馁,而是充满直面人生的勇气,这样的人一定更容易在学习、事业和生活中取得比别人更好的成绩,比别人更容易走向成功。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好的性格就是由好的态度一点一滴的培养而成的。你的心有多高你就会飞多高,如果你认为你行那你就行,如果你觉得不行那你就不行,成败往往在一念之间。我们每位同学,要想在学业上和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现在对待学习的态度以及以后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在学业上的成功与失败的区别就是:对待学习是采取主动的、积极的和向上的态度还是被动的、消极的和无所谓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也是一样。一个人会成功,关键在于你始终用最积极的思考、最乐观的精神支配和控制自己的人生;而失败者刚好相反,他们的人生是受过去的种种失败与疑虑所引导和支配的。一个人是不是幸福,就看他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幸福的人总会向希望、向光明看齐,而不幸福的人总是抱怨自己比不上别人。好的态度应该是,努力的付出,努力的追求,至于结果就不要强求了,毕竟还有很多因素制约着结果。有着这样心态的人往往容易获得幸福感。
对于现在在读的每位同学,要想取得成功,只有时刻摆正自己的态度,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先努力学好课堂知识,掌握好一门专业技术,之后再去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工作,并在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努力奋斗的干劲,成功将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再让我们来看一个永远坐前排的事例。20世纪30年代,英国一个不出名的小镇里,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小姑娘,自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经常向她灌输这样的观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力争一流,永远做在别人前面,而不能落后于人。即使是坐公共汽车,你也要永远坐在前排。”父亲从来不允许她说“我不能”或者“太难了”之类的话。对年幼的孩子来说,他的要求可能太高了,但他的教育在以后的年代里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正因为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残酷”教育,才培养了玛格丽特积极向上的决心和信心。在以后的学习、生活或工作中,她时时牢记父亲的教导,总是抱着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事事必争一流,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永远坐前排”的教导。玛格丽特上大学时,学校要求学五年的拉丁文课程。她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硬是在一年内就全部学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的考试成绩竟然名列前茅。其实,玛格丽特不仅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她在体育、音乐以及学校的其他活动方面也都一直走在前列,是学生中凤毛麟角的佼佼者之一。当年她所在的学校的校长评价她说:“她无疑是我们建校以来最优秀的学生,她总是雄心勃勃,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出色。”正因为如此,44年以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才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她就是保守党领袖,并于1979年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雄踞政坛长达11年之久,被世界政坛誉为“铁娘子”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永远都要坐前排”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激发你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争创一流的精神。一位哲人说过:无论做什么事情,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撒切尔夫人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是否给了我们每位同学以深刻的启示呢?
有人会问,人一生中怎样才最有意义呢?我会坚定地回答:“爬上自己人生的高度。”“人生的高度是怎样的呢?”“尽力就行”
当我来到南昌教育网站是,看到了一篇富含哲理的文章-《悠然下山》。
本文记叙了在珠穆朗玛峰的一位登山队员爬上6400米时,却放弃了跨越“死亡地带”意念,而悠然下山。许多人对此不解,对他进行访问,结果回答:“6400米是我人生中的最高点。”
是的在人生的高峰上,只要尽力,就算只有1米,那也是你跨越世纪的最高的山峰!
大鹏从一出生就努力向天空中腾翔,高度虽不可观,可其一直不愿放弃。斥晏讥笑说:“你何必费如此大的力气?我们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了下来,何不在杂草间嬉戏游玩?”然而,结果是大鹏从东海飞往南海,在更广阔的海面上自由翱翔,斥晏只能在杂草间荒度一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斥晏不愿追求高度,一生只会碌碌无为。大鹏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我很喜欢听汪苏泷的《风度》,每次旋律一响起,总能带动我伤感的小情绪,有时候听着听着会心酸,会心痛。他的初衷是描绘爱情的,但是我对友情的一切回忆总会伴随着音乐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最喜欢歌词中的一句“故事可以重来,时光却已不再,感情需要一点点的空白,来整理遗憾”写得很风度,唱得很风度,唤起了我风度的回忆。我陪着歌词“嘲笑命运这幽默的安排”想起了我跟你被命运捉弄的友情。
刚开学的那天,我们就成了彼此在这个新环境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身高,身材,相貌,家境,成绩都差不多两个人,应该可以相处得很好——至少我一开始是这么认为的。可没想到正是这么多的相似,让我们之间的那层膜在时间的催化下,一点点变得空洞,怎么也修补不了。
今天老师又表扬你了,当着全班表扬的,我很难过,我知道我不该难过,我的好朋友进步了,被表扬了,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可是偏偏老师在一开始就把我们两个认作对手,我不否认在我的心里,比起朋友,我更把你当做对手,跟你攀比一切能比的东西。渐渐地,你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高分都幻化成了一层层仇恨堆积在我的脑海里,像歌词写的那样“看你脸上的酒窝,唱着背叛的情歌,情绪不由我”我开始讨厌你,讨厌这个甚至可以照出我自己影子的你。
我们是如此的相像,以至于连这种嫉妒之心都像是复制的。那次我们被老师叫到讲台上一起改数学作业,我很争气地拿了满分,可是你却没发挥好,我受到了表扬,尤其是在你的难过的衬托下,我感觉天格外晴朗。我的性格直爽,满脸遮不住的春风脚印,你一样的性格,不开心的情绪全写在脸上。课后,我们虽然还是一起出教室,却不像以前那样肩并肩,你刻意地远离我,我顿时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好远,远得我都望不到你,看不到你的心。我知道,我们之间开始出现裂痕,一不小心就会破裂,需要像花瓶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于是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客气,越来越不自然,甚至还不如普通朋友。
想起这些,《风度》的歌词与旋律似乎又在我的脑海过滤了一遍,把快乐的部分都过滤走,只剩下悲凉的情绪,像利剑一样刺痛着我,我们最后还是隔着裂痕相处着,谁也不把它撕破。就像歌词中写的“我知道你的眼泪只是一种无奈,我能给的风度是微笑着默默放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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