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从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今天的“国家兴,我兴”。我们与中国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更是亲身经历了祖国的\'成长。
回首过去,中国遭遇了许多灾难,也抓住了许多发展机遇。古人云:患难见真情。这朴素的哲理在一次灾难中得以体现,2008年汶川地震突然爆发,造成了百万人流离失所丧失生命,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展开紧急救援,政府派出武装部队前去营救,各地单位学校组织捐赠活动支持,这就是中国的团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团结的力量战胜了天灾。同在2008年,中国如期举行了北京奥运会,向各国展现着中国健儿的雄姿,更是一个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中国,中国在天灾中成长,在世界武林中做着高视阔步的王者。
拿破仑曾经将中国比作沉睡中的雄狮,如果在拿破仑时期中国是一头沉睡中的雄狮,那么在今天以及以后便是以王者的英姿屹立在世界的舞台中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社会的发展道路,展望未来,机遇和挑战并存,******曾经在十九大中强调:“21世纪是充满机遇的时代,也是充满挑战的时代。”诚其所言,我国在21世纪完成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完成了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扶贫工作也在大力实施,这些工程的完成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在机遇的背后也有更多的挑战,人工智能领域在我国蓬勃发展,人们在惊叹其发展迅速之快的同时,也担心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人类产生影响,这样的担忧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而作为新一代的世纪宝宝,我们要努力学习知识,为国奋斗。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们要有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品质,要有以国家为荣,以危害国家为耻的内心,回首过去,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谋发展,谋富强,谋幸福,而在今天则是到了一个新高度,中国站起来了,能够自力更生了,不用再受外国的侵略了,有更多的国家选择与中国肩并肩一起共同发展。
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要以不畏艰难,敢于拼搏,勇于创造的精神品质去面对,为国争光,人人有责。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凝望着荒凉的戈壁边际,他仿佛看到了故乡万家灯火正映照着自己的信念之光。他就是苏武,他出使匈奴而被单于扣留,单于让他饱受酷刑,亲自威逼利诱都改变不了他的坚持。被流放到贝尔加湖的苏武在一片荒凉无人的戈壁中从未想过放弃生还的希望或是重归故土的信念。饥食野草,渴饮雪水,手中旌旗始终指向天边的.一角,每每想到他的妻儿、他的故乡,他的希望之火重燃。旌旗晃,战歌亡,十九年的苦苦等待源于他对信念的坚持,此时两鬓苍苍的他也终于见到故土的一片光明。
漫长的中世纪,神学宗教禁锢了世人的思想。十八世纪的生物学者达尔文一心想证明《圣经》中“万物是上帝创造”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陆地内部甚至荒无人烟的原始地带。不论前方有多少困难险阻,他都始终坚守信念,坚持着进行实地考察,采集样本,寻找化石。无论人山人海的宗教狂热者怎样攻击进化论,人们是如何质疑他排斥他的思想,他仍抱有对未来的希望,相信着等待着黎明照亮人们的心灵。同时他还著书立说,依旧坚定着他的理想信念。当人们在达尔文默默的等待中渐渐被真理唤醒时,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一定见识到了理想信念之花绽放时的光彩。
放眼当下,综艺节目广受人民的喜爱,《经典咏流传》里那一曲感人的“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向我们诠释着纵然是那些山区的贫困学生,即使他们的生活充满着困境,他们也能够始终坚持梦想,坚持希望,去追寻生命之花绽放的那片光明。
放眼古今中外,我们能发现那位时刻拥抱希望,时刻坚持着的自己终能摆脱困境,走向光明。
当我们对别人的成功羡慕不已而对自己的失败沮丧无比时,我们往往会认为机遇很不公平,降临到了别人而不是自己的身上。
其实,机遇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有时候,我们苦苦寻求机遇,总以为它还远在天边,实际上它已来到了面前,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直到与它擦肩而过,才发现它已远去,可此时,什么都迟了。
同很多失败者一样,我也错过了很多宝贵的机遇。初一的时候,学校办了一个竞赛班,经过一次考试,我有幸进入。可是,进去之后我发现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顺利。每周要花费几节自习去上竞赛课,上完课后还有不少的作业要做。本来平时的作业就不轻松,这样一来,时间少了,作业多了。忙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快忙不过来了,于是打算退出来。老师和家长都劝阻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可我满以为机遇还在后头,现在还早,不努力没关系。于是,一个月后,怕苦怕累的我退出了竞赛班。竞赛班办了一年后也停办了。
到了初三,又重新开始办了。开始我也侥幸参加了培训,我也打算好好地学。可没过多久,发现比以前更忙。本来初三学习上的压力增大了,再加上竞赛班的作业太多,花时间太长,我都快喘不过气。于是没多久,我又想着退出来。虽然老师提醒我这是最后一次机遇,失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可我不以为然,觉得现在不努力没有太大的关系。于是,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又退去了。
几个月后,我变得十分后悔。因为那些坚持留在竞赛班的同学都参加了三科联赛,获得了很多奖项,可我却是一片空白。一次又一次地与机遇擦肩而过之后,我走向了失败。我这才明白,机遇其实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
它对于每一个人都很公平,善于捕捉它的人就会借助它的力量走向成功,而不善于把握它的人就会与它擦肩而过,最终只有失败的结果。机遇有很多,只是太容易错过。除了好好地把握它,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上帝一觉醒来,好像听到有人在抱怨:“仁慈的主呀!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艰险了,你创造了我们,可为什么不给我们更多生存的机遇,还是让我们再回伊甸园罢”。上帝想,他们已经偷食了禁果,再回伊甸园是不可能了,让机遇老人下去给他们机遇吧。于是机遇老人来到人间,他把打开机遇之门的钥匙挂在树上,只要走过的人,都可以向他索取,第一个人来了,他看见树上挂着满世界的钥匙,有点奇怪,于是问:“老人家,你是卖钥匙的吗?”“不,上帝的孩子,这是上帝施给你的开启机遇之门的钥匙,你的机遇来了”,“我可以随便取吗?”“是的,你可以”。此人想,世界上,那有这样便宜的事,肯定是个圈套,不要上当,于是他走了。第二个人来了,机遇老人重复了刚才的话,“机遇之门在那里”,第二人问,“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第二个人想,还得翻座山,太辛苦了,于是也走过去了。第三个人匆匆过来,他根本就没注意树上挂着的钥匙,机遇老人叫住了他:“年轻人,上帝施给你机遇你不想要吗?”“噢,对不起,我正有急事”,他说着话,却并没有放慢他依然匆忙的脚步。第四人走了过来,“你的钥匙好漂亮,能打开我家房门吗?”“这是机遇之门的钥匙,什么门都能打开”,“谢谢我要了”,“愿上帝保佑你”。机遇老人送出了第一把钥匙,可这个人,只是用它打开了自家房门,而并未用它去开启机遇之门。第五个人来了,他考虑了一会,想这钥匙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也不需化钱,何不先取一把,于是就取了一把,回去后他马上卖给了别人,赚了一笔钱,他觉得很开心。
人们总是抱怨自己没有机遇,可当机遇来临时,又未必都能把握,致使机遇擦肩而过。第一种人是怀疑论者,他优柔寡断,怀疑一切,机遇不会关注这类人;第二类人是懒汉,他们始终与机遇无缘;第三类人,是社会的匆匆过客,机遇来到面前也不一定看得见;第四类人,是傻子,机遇对他来讲,也就是一把开启自家房门的钥匙,无关紧要;第五类人,是精明人,可他精明而不聪明,所以他也未必能把握得住机遇。
除了上面的五类人外,也有许多人拿到了钥匙,都按着机遇老人的`线路去寻找上帝施给他们的机遇,当他们打开机遇之门后,发现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大河,河对面是一座金矿,上帝没有欺骗他们,他们只要渡过大河,到达对面,就能获得巨大财富,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当他们在冥思苦想,如何渡河时,有一个人悄悄走了,他想为什么非得一起去竞争开矿呢?第二天他搞来了一条船,他在河边干起了摆渡的营生,一拨一拨开矿的人,从他的船上来来去去,当别人的黄金梦还只孕育在矿石中时,他已经是一个拥有几十条渡船的富翁了。
机遇对每个人来说是平等的,可机遇也仅是一把钥匙,能否把握,如何把握还要靠各人的智慧,上帝给于大家同样的机遇,可有的人怀疑,有的人懒惰,有的人放弃,有的人选择开矿,有的人选择摆渡,一样的机遇不同的结果,我们难道不能从中得到一点启示吗。
面对机遇,你准备好了吗?有两种答案:一是准备好了,二是匆忙应和。
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杰出的栋梁之才不可胜数。我认为栋梁之才是勤奋的,不是靠的天赋。这些人在机遇面前,是早已准备好了的人。
可有些人大言不惭地说:“栋梁之才只是运气好罢了”。
有些人还说,栋梁之才只是受到老天的眷顾才成功的,那些成功的人如果没有机会,也未必怎样。
他们可以给你举出很多个例子。
姜子牙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是遇到周文王,他也只是个渭水河边上的钓翁。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智慧的象征。在人们眼里天资聪颖、满腹经纶。如果不是刘备三顾茅庐,他也就是一个农夫而已。
魏征是唐朝李世民手下的重臣。要不是李世民找他,他也只是一个秀才。
难道胸无大志、性情懒惰的人,真的会遇到机会吗?
我说不是的,请听我的理由。
朝歌是商王朝的首都,姜子牙就是住在朝歌。可他认为商纣王不行,所以奔波千里到周王住所西岐。姜子牙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人,怎样能引起周文王的注意呢?事先他在周文王必经的路上做了准备,垂钓与渭水河边等待周文王。
周文王要讨伐昏庸无道的殷纣王夺取天下,解救黎民百姓与苦难之中,招兵买马,遍访能人。二人渭水河边相遇,畅谈天下。姜子牙是韬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儒、道、法、兵、纵横等诸家皆尊崇为“宗师”,难道姜子牙是没有准备吗?
而诸葛亮呢?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他在游山游水之中,熟悉和掌握天文地理知识,记住当地风俗民情。他还娶了阿丑黄月英。他的岳父教他各种兵法。能说诸葛亮没有准备吗?
魏征少年贫困,但喜爱读书,积攒了不少知识,后来成为唐朝政治家。辅佐李世民治国,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晋封郑国公。在治国方面十分成功,也是名标青史之人。可以说这三位都是有准备之人。
成功是美好的代名词,但事先心须做好准备。成功当然有机遇的成分,但是准备不足的人,一旦有机会,也只是匆忙迎合,手忙脚乱,诸多机会,只能是从他身边悄然溜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机遇,而这些机遇与个人的眼界、人际、信誉画上等号。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能抓住机会的往往是有所准备的人。”要不然机会来临,无份“相见”正所谓有缘无分。
我们现在对未来充满了迷茫,而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是挑战而战居多,是被动之举。我们总是说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这本身没有错,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有人为梦想奋斗是在前进,有人为梦想奋斗是却迷失了人生方向,有人为梦想奋斗变得堕落。而我们现在能做的是把握好现在的自己,以现在的实际情况而定自己的未来,而谋划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这也是与机遇“相遇”的一个重要一步。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生就是这样其妙,你与我只是这千千万万的人之一,普普通通的人,没有特权、没有优惠。只有将心比心!过分的交流是一种错误的信息;过分的接触是悲伤的哭诉;过分的了解是情感的迷离;过分的开始是青春的结束。
我们要好好的学会运用自己的人际来为自己的未来打开一扇门,要用眼界的长远告诉别人你有这份能力,用你的信誉来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份“保险”使你人生变得更加有所保障。
如果我对你生气,请你不要说什么,因为这就是我;如果我对你有怀疑,请你不要怨什么,因为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我不想和你一起玩,请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你有你的朋友圈我也有;如果我不原谅你,请你不要怪我,因为这就是理性主义;如果我不想陪你聊天,请你不要失望,因为我只是你人生的过客;如果以后不会相遇、相知,请你不要讲什么,因为有缘无分。
我们要追求实的东西,当然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当然这是一个例外。实还是以真为准。做一个理智的现代人,可以抓住机遇的聪明人。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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