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几天,和F总交谈后,我以为我已经足够好地控制了我的情绪,并积极乐观地寻求事情的发展,但事实上,尽管我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改变,可是,如果哪怕就这一天,就眼前这一刻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只要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足以触痛你因为太多的不情愿而疲惫异常的神经。
人是很会自欺欺人的动物,可是,我们总不能在过往和现在不够好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们要活在未来,或者在现在和未来不够好的时候活在记忆里,过往不可追,未来不可知,就算许诺(实际上,我并没有这样的能力)给自己再美好的未来,我依然不希望要牺牲当前的感受,我希望此时此刻面对的,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实际上,我对自己想要的生活并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要求,我记得自己曾经在一本书中看到过,说中华民族为什么是一个趋向中庸的民族,因为你太喜欢的得不到,或者你太讨厌的无法排除,你都会感受到强烈的`痛苦(这应该属于佛家所讲人生八苦中的求不得和怨憎会),所以中国人趋向平稳趋向中庸,既不会强烈地热爱什么,也不会强烈地憎恶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个灰常典型的中国人。
于是,我的生活出现了当前的局面,当我的工作需要等待的时候,当和H主任打交道的时候,当我中午下班后看着热毒的太阳无处可的时候,当下午下班后我需要回宿舍的时候,当回到宿舍小区没有钥匙的时候,当敲开宿舍门看到脏乱的环境、陌生的舍友、吱吱作响的床、不能冲水的马桶、把手随时会掉的洗手盆水龙头的时候……我的郁闷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冲击考验我忍耐的极限。
是的,我可以选择离开,但绝对不是现在。就像朋友劝告的:结婚之前,稳定压倒一切。
影片中的乔治贝利,他一次次地想离开,离开邋遢的小镇环游世界,可是,他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来,为了弟弟,为了父亲,为了婚姻,为了小镇上的穷人……直到总是丢三落四的比利叔叔丢失的8000美元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他……
It can't be worse .
圣诞节的风雪如此猛烈,以至于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大雪覆盖下的家里的温暖。
事情当然可以更糟,比如,假如他不曾来到这个世上。我的生活也可以更糟,如果我现在就辞我的工作,你想排弃的和你想得到的东西之间并非只有直线可走,迂回救国有时是必须的。
不要用创造新的问题的方式来解决你面对的问题。
快看完电影的时候,他打来电话:还回家吗?我送你汽车站。
好像是《潜伏》中的吴敬中说过,二战中美国人之所以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观念更强烈。
如同乔治贝利有个好妻子,我得承认,我家先生,很多时候,确实很好。
亦舒说过:我们应该细数我们目前所得到拥有的一切。
我告诉他:不回家了。就算是最后一班岗,就算我只能等待,那么,我也要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是我的工作,哪怕这工作的内容只能是等待。当然,我该尽力做点什么,把我的任务完成。有些模范工作者之所以会得到我们的敬佩,是因为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依然坚持工作”,而不是一味地郁闷、抱怨或痛苦。
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我们总是过分夸大眼前的痛苦。心灵的空间是有限的,当痛苦过大的时候,幸福的比例便一再被压缩。坚持,或者改变,心怀梦想,坚持成长,更重要的,相信生活,纵然在你认为眼前的一切不能再坏的时候,依然告诉自己:生活多美好。
对金先生这番话,笔者起初不大以为然,甚至有些愤愤然——世界上没有跟钱有仇的人,谁不爱钱?谁离开钱能活命?如果说老外艺术家不爱钱,那些天价艺术品,那些五花八门的画商、画廊、经纪人、拍卖公司……是谁发明的?如果画家都不要钱不卖画,那些画廊、拍卖公司岂不早就关门了?那些画商、经纪人岂不早就饿死了?再说了,外国即便有不爱钱的画家,也是因为他们不缺钱,别墅住着,汽车开着……中国画家爱钱,是因为我们穷怕了,穷够了。穷则思变,穷则思富,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当冷静下来再仔细咂摸金先生的“逆耳之言”时,笔者的愤怒渐渐消退了——人家批评的没错啊!罗列的现象也完全是我们美术界的事实。再细想想,其实金先生还没说全,当代某些中国书画家早已经拥有了票子、房子、车子,但仍然“疯狂地追逐金钱”,甚至不惜“流水作业”“批量生产”,丢人啊!
毋庸讳言,我们的确是穷人乍富,好不容易有了发财的机会,心态失衡可以理解,爱钱也没有错,但是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成为大师,确实就不应按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仅仅把攫取金钱、获得物质享受作为“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因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追求,思想境界庸俗,人格低下,其作品必定很难达到陶冶心灵、美化生活、匡正世风、流传后世的高度和水平;而一个国家的艺术界,如果整体沉溺在追逐金钱、满足物欲、铜臭弥漫的状况里,就确实是严重的病态了,如不痛下决心根治,最终必然要遭到国际社会以及子孙后代的鄙夷、嘲笑、批判和唾弃。
一方面,艺术家也是肉身凡胎,不可能完全抵御金钱物质的诱惑;另一方面,纯粹的艺术创作又天然排斥“唯利是图”“金钱挂帅”。那么,艺术家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妥善地处理艺术与金钱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无论在何种背景、何种条件下,要求艺术家人人做到“重义轻利”或“重艺轻利”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在艺术界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提倡“重利重义”“重利重艺”,号召艺术家“爱钱不忘爱艺术”“爱钱更要爱艺术”,应该是既符合人性又切实可行的措施。
“重利重义”“重利重艺”,即是对待金钱与艺术二者并重,互不矛盾,互不排斥。具体到书画家个人,可以聪明,但不可以精明;可以经商,但不可以做商人。书画家与购藏者是特殊的买卖关系,出售的作品一定要物有所值,性价比合理,即让顾客花钱买到好东西。在这方面,许多中国古代艺术家做出了正面榜样,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他痴迷艺术,甚至弃官从艺,作书作画精益求精,水平登峰造极,但他也绝不讳言自己爱钱。在那篇著名的《润格》中,郑板桥不仅开列出真金白银的书画价码,还特别强调“要现钱”。实践证明,顾客掏钱买了郑板桥的书画,无论在当时,还是留传给子孙后代,没有一个人是吃亏上当的。
郑板桥重利,但更重义。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郑板桥毅然选择“舍利取义”——他曾郑重宣布自己的画是“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农夫乃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普通劳动阶层的朋友虽然少钱或没钱,但如果真心喜欢他的字画,他不仅绝不再坚持“大幅×两、小幅×两”,还经常无偿赠送。
当代画家吴冠中先生是爱艺术胜过爱金钱的典型——他在物质享受面前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清高和淡泊,尽管作品价值连城,名声如日中天,却甘愿终生布衣蔬食,居旧屋陋室,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画画、写文章,绝对堪称金兑庭先生所说的“对艺术无比虔诚敬畏”“一心一意在做自己内心里的事情”的“纯粹”艺术家。
但愿我们中国艺术界里少一些“疯狂地丢了魂一样地追逐金钱、房子、名车”的人,多一些郑板桥、吴冠中这样“爱钱更爱艺术”或“爱艺术胜过爱金钱”的艺术家。
落日像喝醉酒的红脸醉汉,跌倒在乡村的山那里,把水和天映得一半通红,一半金黄。
乡村的黄昏是秀美、恬静的。
路边的花呀、草呀,都在徐徐晚风的抚摸下,安静地睡了,夜来香们却精神十足地梳妆打扮,准备迎接“黄昏音乐会”,她们用绚丽的晚霞做胭脂,涂红娇美的脸蛋;用金黄的阳光做长裙,套上柔韧的腰肢,向小河哥哥要一朵浪花,插上自己五彩的秀发……河边的垂柳散开高高的发髻,取下美艳的蝴蝶结,俯下身去,让长发垂进潺潺的流水,静静梳洗着。顽皮的小河也不再跳跃,安分地淌着。河里的睡莲闭起了眼睑,弯弯的长睫毛上还挂着水珠。河里的小鱼和小虾们都回家了,想必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召唤着他们吃晚饭吧!
乡村的黄昏又是忙碌、热闹的。
“日落西山鸟归林。”形形色色的鸟儿都急急忙忙地往屋里赶。鸟爸爸要把找到的食物带回家,鸟妈妈要回去做饭,只有一些贪玩的小鸟还在不紧不慢地往家里赶。
河边的洗衣妇提着水桶三三两两地回来了,边走边谈论着村里的新鲜事,放牛的牧童横坐在牛背上归来了,口袋里塞满了酸极甜极的野果。到地里做活的壮劳力也都回来了,个个扛着农具,汗流浃背。不一会儿,各家各户的烟囱都冒出了缕缕炊烟,厨房的响起了锅碗瓢盆的交响乐,吃过晚饭,一些老头儿叼着烟斗蹲在一起谈古论今,谈三国,谈刘备……
这时,一弯新月已隐隐约约挂在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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