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俗话说得好,"事物的本质不是显露在外而是隐藏在内的"。而韩非子要告诉世人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在生活中就常常会有那样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出现,我对那富人的想法厌恶至极,原来一番好意,劝其亡羊补牢,反而被他怀疑为窃贼,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是"好心人"窃的这种可能,但也不能夸其子聪慧而忘记了窃东西之人很可能就是离他最近的儿子。
所以,我要劝这位富人,"勿以亲疏定善恶调为亲疏只是感情的深浅,这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能说明且证明一个人的善恶美丑,定善恶靠事实,而不是感情。
包拯,包青天是妇孺皆知的清官,其为官之清不在于其断案是否详尽周密,明查秋毫,而在于其得到真相后敢***恶人,六亲不认,敢有大义灭亲之举,这也是我最欣赏的地方。而这六亲不认、大义灭亲的背后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f恶之人不是远于被害之人,而往往是被害之人的最亲之人。若是人人皆以亲巧定善恶,那么,这个世上就会让好人遭殃,而恶人猖狂,甚至得了便宜卖乖。
宋代大将岳飞,是万人景仰的好,每每提到他,人们心中首先泛起的伯是个忠宇,还有其母为其刺的"精忠报国"四个字。岳时刻记得为国而六忠,领导岳家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打得敌军如丧家之大而逃,金兵闻岳家军习胆失魂,然而,宋代皇帝不识忠善恶丑,听信小人秦侩的恶言,害死岳飞,而金去大快,所以宋代天下终沦人金人之手。可悲可恨的不只是秦侩,而是不识忠奸亲小人而远忠臣的宋代皇帝,因为他定善恶以亲疏。
勿以亲疏定善恶,不要认为朋友永远是朋友,朋友永远是善良的,忠诚的也不要认为和你疏远的人永远都是坏人、恶人,事情永远不可能和我们想的一样,忠恶善侯永远要用事实说话,因为事物的本质永远都不是显露在外的,而是隐藏在内的。
勿以亲疏定善恶,它还包括不要认为是亲人,就可以姑息养奸,亲人的手一样可以将亲人引上断头台,更要让亲人分清善恶,惩恶扬善,不时之时更要大义灭亲。
古语云:“易有三训,一训简易,二训变易,三训不易”,“易与天地准”,之于常识,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生活在常识中,“春暖花开”、“秋高气爽”,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它们,是为简易;同一事物不同时刻有不同的表现,变化无穷,是为变易;常识由生活而来,经久适用,是为不易。故庄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识,于生活,我们泰然。
老子云:“大象若希”。正是由于常识之于我们太过习惯了,时常,我们会无所察觉,如同时空之于我们过于静止与绝对,在爱氏之前,我们被蒙骗了千万年。于是我们在恍然后明白,常识虽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
所谓的对常识的知之,并非仅仅为热则却衣寒则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对自然存在的用心观察。没有这用心,何来常识?没有常识,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祸患。譬如之于人,了解交通拥挤之时间,于约会便不会误时;又譬如拿破仑不知俄国之地广与冬天之寒冷,便因俄国坚壁清野而为滑铁卢之役埋下伏笔。
理性与浪漫常作为两种基本的打量世界的方法论,充当我们价值观的梁木,支起人生的苍穹。
理性的求真与思辨本就是人之本性,无论是对浩瀚星辰、物理准则的追问,还是对人作为个体应处之位置的拷问,都是理性在人的精神中闪耀的凭证。无理性,十八世纪的启蒙家们无法为欧洲解除封建王权的束缚;无理性,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无法建造如此伟大的科学王国。可信的是,由人猿进化到当代,理性始终是人扎根的土壤。
而浪漫的审美与诗意则更关注人的情感,行事处世适心随意,最终“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熊培云“在时间的溪水边垂钓”,周国平“煮豆撒盐”的恬然淡泊,和东坡“朝嬉黄泥之白云,暮宿雪堂之青烟”,未尝不是中国士大夫对浪漫二字最生动的注脚。浪漫大抵可为川端康成所倾心的`生命的海棠,于无声处沁香。
诸如以上,二者立场看似对立,实则不然。便是如濠水之畔的那场传世辩论,惠施的理性逻辑,与庄生的人情宇亩,又何必分个高下,争个胜负?
理性不是美杜莎的眼睛,流云与霓虹不会因其存在而石化僵化;浪漫亦不是伊甸园的蛇,破坏世间的规则与秩序。恰恰相反,无理性,浪漫成为“驰于虚声、骛于空想”的不切实际;无浪漫,理性成为一板一眼、功利至上的不合时宜。因而最理想的方法论是糅此二者合一——于理性土壤之上,海棠花开!
卢梭想必是极有发言权的,他在推崇政治理性的同时,也重视生于浪漫的宽容与和谐。若说庄子不重理性只重浪漫,似乎也有失偏颇,其对“逍遥”的拷问与沉思不也绽放着理性的沉静的光辉。爱因斯坦在物理理性上的造诣可以说无人能及,但其秉持着一颗浪漫且搏爱的心,以实际行为述说人性的尚尚与和平的辉芒。
世界并不是偏狭的,它容许和谐与包容,为理性与浪漫都预留各自的位置。这也并不是二者必择其一的抉择,而是如何将其统一贯彻的思考。
或许我们只需在纸上写下一个函数,再仰首望一轮明月。在理性的土壤上耕耘,静待海棠花开。
所谓的对常识的行之,不仅是于知之之后的体证,还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为知易而行难。行难,故特以行之。常识的知之,是困则眠、疲则休息,是诸葛顺势三分天下,是刘邦知楚强汉弱而强赴鸿门。对常识的行之,是顺应自然、顺时而动,故可避害趋利,所以才有一觉醒来的精神,才有汉朝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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