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掩盖阶级本质进行更好的统治则是每本政治学著作的最大功效,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不例外。即使亚氏的理论站在了剥削阶级一方,即使亚氏的理论在当时也已落后在了政治现实之后,当更应看重的是他开创了剥削阶级政治学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与意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对城邦的讨论引出了对公民探讨与要求。而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关注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基本大致勾勒出了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任何政体都自然地倾向于尚慕“平等”的民主政体。但是,这种平等只是政体内的一种政治状态,这种状态需要一种超出这种状态之外的力量来予以守护。因此,构建民主政体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谋求平等,不如说是谋求平等的保卫者。而这种平等的保卫者存在于平等的政治状态之外,它的存在与政体内的平等的政治状态构成极端但却必要的不平等。而在探讨保卫这样一种民主政体的同时,政治家又往往陷入了辩护民主政体同时又对君主政体保持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亚氏向后人在民主进程中提出的一大难题。
在之后亚氏对“政体类型学”的论述中。他大致沿袭了柏拉图的分类理论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体类型学”。而其影响之深,诸如当前屡屡见诸报端、新闻的“左”、“右”、“共和”、“民主”、“宪政”等等政治论说之争论在本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政治作家们的“政体类型学”。
而在最后亚里士多德却将笔锋转向了政体与立法。“我们的前辈把关于立法的研究任务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开展这项研究,去搞清楚使得一个政体兴盛和衰亡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妥善地维系一个政体”,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道。
回顾亚氏的政治哲学,我们不难看出人类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何为美好生活的不断思考。而对于还处于“前近代”社会,和并未落实宪政和民主诉求的现今中国来说,亚氏仍具有其积极意义和塑造公民人格的力量。自由主义足以清除近代史上对于粗暴的历史单线论的盲目崇拜和对于国家主义的狂热拥抱,但对于破除之后何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和民治体制似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和规划。回顾以亚氏为源头的共和主义,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点点答案。共和主义的热烈和令人沉思的力量与自由主义的清冽想调和,则可以建构一条通往开放、自由社会的小道。
经过13天的时间终于把王浦劬老师的《政治学基础》第二版看完了,而且是看了两遍,作为考研复习的重要参考书,多看几遍是十分必要的,以后还得再看一下。就此书的内容上讲,也很有看的必要,据说这本书是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集大成者,起码与我读过的政治学教材进行比较,这是个当之无愧的评价,这本书无论是在内容的翔实程度,还是在论证的严密程度上都可算是最好的。
第一篇讲政治和政治学的概念和发展问题,和其他同类著作差不多,不过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即认为政治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作者突出了利益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后各章中,作者也会用利益分析法对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分析。
政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社会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以政治的强制力量和政治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而其他政治现象则是它的外化和具体形态表现。它包括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这三者又互相影响,其中利益关系居于三者的核心地位。
利益来源于人们的需要,但需要转化为利益则要发生于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利益具有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四类矛盾,其中犹以利益的二重性即利益实现要求的主体性和实现途径的社会性二者的矛盾最为重要,它影响甚至决定了接下来所要论述的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利益关系表现为共同利益和利益的矛盾,实际上,就每一个利益主体而言,这两类利益只不过是其利益的两种形式,尽管共同利益成为其上一级组织或团体的利益并表现出独立性,但仍然是原利益主体利益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分析利益矛盾特别是分析纵向利益矛盾的时候,如何合理分割这两类利益成为处理利益矛盾的关键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划分共同利益和个别利益(也即利益主体除共同利益以外的利益),成为解决矛盾的关键。另外,共同利益所表现出来的五大特性,即公共性、非市场实现性、单一性、相对独立支配性、多重价值复合性,将会对政治权力特性和政治权利特性产生重要影响,三种是对应的关系。利益是人们构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这就决定了利益和利益关系对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特别表现在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影响上,并进而影响到了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等多个层面。
政治权力是不同利益主体结成利益关系后,基于共同利益以力量凝聚的方式形成共同的力量,并于不同利益要求的力量进行力量角逐和力量制约,在力量对比过程中相对强大的一方政治力量将成为政治权力。从纵向上看,群体力量天然大于个体力量,高一级群体力量大于低一级群体力量,最终可以发现社会力量成为政治权力。从纵横向两个角度可以找到它们的交汇点,也即公共权力,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它通常由执政党来执掌,在阶级社会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因为虽然社会力量成为政治权力,但社会不会成为有效的权力主体,它需要人作为具体的权力主体承担者,而人本身又是属于特定群体的,一般而言,属于在横向上最强势的那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掌握了对社会力量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政治权力。在这里,作为公共权力的社会力量其实是与执掌公共权力的社会群体政治力量合二为一,这在后面要讲到的公共权力和执政党权力的关系时还会详细论述,两者其实是后者对前者的执掌和领导。
政治权利是政治权力确认和保障的社会成员主张共同利益的法定资格,也来源于社会利益关系及其内在矛盾。可以看出,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基础都是共同利益,这也显出政治的公共性。政治权利以政治权力为保障,也发挥着维护实现政治权力主体利益的作用,而政治权力的特性连同共同利益的特性,也在单个社会成员主张共同利益和集中的政治权力确认分散的政治成员权利的矛盾运动中,转化成政治权利的特性,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利益性转化为政治权利主体的相对个体性,权力的强制制约性转化为后者的法定规范性,前者的专属排他性转化为后者的自主性,前者的扩张延展性转化为后者的权利义务统一性,前者的多重职能性转化为后者的自由价值性。
政治行为是政治关系的直接动态表现,包括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前两者属于政治权力行为,政治参与属于政治权利行为。前两者都来源于权力制约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运动,不同的是前者本质在于政治权力主体通过维护自己权力地位和既有权力制约关系来实现利益和要求,功能在于对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进行控制和约束,内容上则表现为建立政治权威和服从关系;后者本质则在于实现公共利益和协调利益矛盾,功能就在于解决这些矛盾,内容上表现为承担公共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简单说,两者区别就在于前者以保护权力地位来实现权力目的,并且着重对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利益矛盾进行规制,但仅仅是将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具体的解决则交由后者来负责,两者最终都统一于对政治权力主体利益的维护上。政治参与是政治权利行为,离不开政治统治的资格确认和政治管理行为的保障。
政治体系是政治关系的组织实体和制度的体现,具体表现形式有国家、政党及其制度、政治社团及其制度。国家和执政党与政治权力联系最为紧密,而非执政党和政治社团则更多的表现为政治权利行为。而政治文化则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可分为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前者是浅层和感性的部分,但却表现为潜在形式,后者是深层和理性的部分,却可通过显在形式来表现。政治心理多体现在个体层面,因此属于政治权利的作用范畴,而作为统治思想的政治思想则与政治权力联系密切,当然,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主要和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作为政治关系的深层因素,政治文化不一定随其他政治现象和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而表现出内在稳定性的特点,对政治及其发展产生巨大作用。政治社会化则是政治文化的传播、变迁过程。
政治发展本质上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表现为政治革命、政治改革,而政治民主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革命与改革有所区别,前者是剧烈的社会变革,是质变,并引起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而后者则强调渐进和稳定,是量变,不会产生社会制度根本变化的结果,最终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此外两者区别还在于前者多以自下而上的形式发生,而后者则通常是自上而下。
理解这本书关键是要理解这本书的逻辑结构,作者对此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也就是对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两重性展开分析,并以此为起点展开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关系的分析,而后两者也构成了本书的两条逻辑主线,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等都围绕这两大主线展开。
(一)努力培养公民民主意识,提升公民民主素质,使民主主体向基层拓展
报告提出,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最直接的实际体现。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二)改革党内民主制度,激发党员民主参与热情,以党内民主带动牡会民主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主建设进程,就会发现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坚持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党内民主紧密相关。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谈何民主建设?离开了党内民主,何来公民参与?党的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
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掩盖阶级本质进行更好的统治则是每本政治学著作的最大功效,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不例外。即使亚氏的理论站在了剥削阶级一方,即使亚氏的理论在当时也已落后在了政治现实之后,当更应看重的是他开创了剥削阶级政治学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与意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对城邦的讨论引出了对公民探讨与要求。而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关注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基本大致勾勒出了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任何政体都自然地倾向于尚慕“平等”的民主政体。但是,这种平等只是政体内的一种政治状态,这种状态需要一种超出这种状态之外的力量来予以守护。因此,构建民主政体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谋求平等,不如说是谋求平等的保卫者。而这种平等的保卫者存在于平等的政治状态之外,它的存在与政体内的平等的政治状态构成极端但却必要的不平等。而在探讨保卫这样一种民主政体的同时,政治家又往往陷入了辩护民主政体同时又对君主政体保持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亚氏向后人在民主进程中提出的一大难题。
在之后亚氏对“政体类型学”的论述中。他大致沿袭了柏拉图的分类理论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体类型学”。而其影响之深,诸如当前屡屡见诸报端、新闻的“左”、“右”、“共和”、“民主”、“宪政”等等政治论说之争论在本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政治作家们的“政体类型学”。
而在最后亚里士多德却将笔锋转向了政体与立法。“我们的前辈把关于立法的研究任务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开展这项研究,去搞清楚使得一个政体兴盛和衰亡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妥善地维系一个政体”,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道。
回顾亚氏的政治哲学,我们不难看出人类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何为美好生活的不断思考。而对于还处于“前近代”社会,和并未落实宪政和民主诉求的现今中国来说,亚氏仍具有其积极意义和塑造公民人格的\'力量。自由主义足以清除近代史上对于粗暴的历史单线论的盲目崇拜和对于国家主义的狂热拥抱,但对于破除之后何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和民治体制似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和规划。回顾以亚氏为源头的共和主义,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点点答案。共和主义的热烈和令人沉思的力量与自由主义的清冽想调和,则可以建构一条通往开放、自由社会的小道。
本学期突然有冲动想阅读亚氏的《政治学》,本来想作为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即是苦涩地阐述严谨理论又是抽象的逻辑表达美好的制度,但是读着读着觉得蛮有意思,在那么遥远的世纪,在那么古老的年代、在那么物质贫乏的岁月中,人类对于现实的思考和对于未来的期望以及对于知识的渴望是那么的强烈,而这种强烈的***不是通过暴力途径获取的,而是试图在一个民主公平和平的法治社会中寻求解决之道。历经千年的发展,到近代才将理性以及民主法治自由等当才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观念,尽管与现当代的内涵有所不同却在古代希腊人那里在早就不但广为人知,而且在多数城邦里实践过和其公民早就享受它,到此想想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只是物质世界不断更新和历史年轮的自然走过而已,其实人类内心的世界还是和当初的人类差不多。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化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本人在此主要谈谈这个书的内容和自己读完它后的感想,本人浅薄的认为可以把整本书的内容大概分为三个部分来理解,作为一个生活在城邦时代的著名学者,更是作为一个在城邦中生活的公民,受其实际生活和生存的环境的影响,书主要是在一个城邦的范围内表达作者的思想和以此作为作者考虑各种问题的基础,还有受其当时的观念的影响所有的问题的讨论都是在一个公民的角度来讨论,换句话说就是作者的问题处理是排除了努力和外邦人的意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者第一卷即首先通过分析法和追溯法描述的是城邦的本质、城邦目的和形成。亚里士多德的在论证城邦的本质的时候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城邦的构成因素并在“公民”这个要素上广泛的论述,在公民构成的城邦里,亚是对“公民“的定义是:“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物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和今天以年龄分界不同,而这部分的人民参加和决定是城邦的最高权利和最重要的事情,这种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人组成的就是城邦,所以城邦的本质就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下的公民组成的共同体。
关于城邦的目的和形成,作者是在把人类社会要达到三种“善业即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这中间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事本质性的,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与动物的的关键,而这三种的“善”的实现只有城邦能做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城邦就是为了达到“至善”的目的“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过程首先,世间有着必须存在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分离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与女人,是为着繁衍、类的延续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为了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能够运筹帷幄的人天生就适于作统治者和主人,那些能够用身体去劳作的人是被统治者,而且是天生的奴隶,所以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这样两种结合体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接着,一个家庭通过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而高级的村落就是由多个家庭为着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而联合形成的最后,多个村落为了美好生活联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时,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目的。事物的本性(自然就是目的“得出了城邦就是一个自然地形成的!还有论述证城邦作为整体必然优先于家庭和个人。当个人被隔离开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像部分之于整体一样等,还大篇章的讨论“致富术”认为政治家需要熟悉这些知识(如何致富的知识,“因为一个国家常常比家庭更需要金钱,更需要获得金钱的妙方,所以有些政治家致全力于理财。卷三至卷六主要讨论的是各种政体,包括现实的政体和过去未来的政体等,亚氏对政体的定义:“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同时订立城邦即全体个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划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不同的政体,一种是政体是只顾及统治者目的还是全城公民的目的地化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另一种是按照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人数的多寡划分:一人同志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还有以上两个标准综合起来划分:君主制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这三个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的正宗政体另外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这三个把执政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主要的变态政体。尽管亚氏讨论和论述各种政体,但是他自己没有认为那个一定就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在都是有问题的前提下通过坚持“中庸”的原则选择问题最少最适合你城邦的政体才是最好的!卷二和卷七卷八主要讨论的是理想城邦如何建设。
从批判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仅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整体幸福”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幸福应该是全体人或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应该排斥一些人如工匠庶民卫士等的世俗幸福。再他到理想城邦的建设离不开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首先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他主张对儿童的体育训练应该适度,因为过度的训练和不足的训练都会损坏儿童的健康。因此他反对斯巴达式的操练,主张“在体育训练中应把高贵的东西,而不是什么野性的东西,放在第一位”。他还认为,为了儿童的健康,不仅要进行体育训练,还要注意适当的饮食。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就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例如在莽撞与怯懦之间有勇敢,在吝啬与浪费之间有慷慨,在怕羞与无耻之间有谦虚,等等,其中勇敢、慷慨、谦虚就是“中庸之道”,就是美德。他认为,为了培养美德,不仅要认识美德的意义,而且要从小培养良好的习惯,就是说要通过实践来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音乐和绘画在培养美德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样亚里士多德把美育和德育联系起来了。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文雅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这个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颇像,就是一种不为功力实用的原则的自然发展状态的追求。
写到这里,任然对他的一些话还是有感想“凡是属于最大多数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关注的事物”这句话怎么写的那么准确而深刻,人类从那时到现在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年轮也深深打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了,但是这样一个思想的现象在当代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的,人类的一个观念的转变的真实渐进是转变,但一定不是到最后完全的.没有以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想象一下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一个习惯,就被一个智者不仅发现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产生影响都给准备的把握到了。看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从内心佩服、更是从心里尊重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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