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普通的一天,和往日没什么区别,这是一辆普通的公交车,和一般的公交车完全没有两样,车上是一群普通的乘客,男女老少、妇孺学生都有。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在车箱的中段坐了一对蓝眼睛、白皮肤的外国友人。
车还是像平常一样行驶,该堵车的地段堵车,要停车的车站停车。这一站,上来几个人,他们长什么样已经没人记得了,反正智商上不会是傻子,身体上不会有残疾,年龄上不会是老人、孩子——完全是几个青壮年人,能够自食其力的青壮年人,能够自食其力的青壮年中国人!
不知为了什么,这几个人和乘务人员争吵了起来,起初声音还很小,不一会功夫,他们争吵的声音就变得很大,以至于几乎整辆车上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吵什么。原来,他们在争一元钱,一元钱民币。这是一辆无人售票车,乘务人员说他们少投了一元币,而这几个人坚持说没有。就是为了这一元钱,就是为了这一元钱人民币,双方互不退让,战火迅速升级,眼看就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程度。
就在这时,让中国人揪心、让中华民族汗颜的一幕发生了:坐在车厢中部的那位外国友人站起来,直接走到最前面,轻轻地在投币箱里投了一元人民币。然后径自走回自己的座位,对自己的女伴微微一笑,轻轻摇了摇头坐下了。
我相信,这一幕在车上的每一位中国人都看到了,那两位外国友人能看到,一车箱的中国人没有理由没看到。
我也相信,事情发生的原因在车上的每一位中国人都明白了,那两位外国友人都能明白,一车箱的中国人没有道理会不明白。
但最终站起来解决争端的却是那车上仅有的两位外国友人!而解决争端的`方法也只不过是投了一元人民币而已。
听到这里,我真是感到痛,揪心的痛,这一元钱人民币买走的不是一张普通的车票,在我眼里,这一元钱人民币,买走的是中国人的尊严!
我相信,这一车箱的中国人完全都有能力掏得起这一元钱,我也相信,这一车的中国人都有机会在这位外国友人之前投这一元钱。但为什么就是没有人这么做呢?
外国友人的这一举动,最终刺激了部分更具民族荣誉感的中国人的神经,坐在两位外国友人旁边的一位女士拿出一元钱纸币要还给他们,可被那外国友人微笑着拒绝了。再伸过去,还是拒绝了,如此反复几次,这位女士最后只有无奈地放弃了。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多有几个人像这位女士一样的人站出来,我想在众人的坚持和合理解释下,这位外国友人会收下那一元钱的。
可事情的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了,又一次打击了中国人那颗脆弱的民族心!在说起XX国在中国干过什么坏事,XX国又怎样在中国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时候,每一位略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咬牙切齿,显得义愤填膺!动不动就是一句:XX国,他X的!我X你老母!但在这只要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显示你的中华民族心时候,似乎大家都忘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自己曾经说过豪言壮语!
这事情终被深圳的一家报纸(8月15日左右,好像是深圳特区报),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版面用了一个豆腐块大的篇幅报道了出来。可对于这样一篇报道又有多少人会去关心呢?
后来,我也亲眼看到了这篇报道,据报道中所说,那两个外国友人说他们是加拿大人,他认为这种事情在他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而在他的祖国加拿大,是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我想,这样的情形就成了这位加拿大友人对中国的印象,这就是一位加拿大人眼里的中国!
这件事我自己把他叫做“一元钱事件”,“一元钱事件”过去差不多二十天了,可我还是感觉余音在耳,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郁闷。
社会上大大小小媒体报道的“一元钱事件”很多,比如,金老一元钱把《笑傲江湖》版权卖给央视。姚明肖像权的“一元钱官司”等等都造成了一时的轰动。可这个最需要让中国人关心、最值得让中国人重视的“一元钱事件”却成了最不起眼、最不受关注的了。
或许,现在的很多国人都像鲁迅先生小说中写的那样,在习惯了像鸭子一样伸着长长的脖子看别人砍头后,对这一类的事情都已经变得赿来赿麻木了!
只是我想问一问还略有良知的每一位中国人:听到这样的故事,看到这样的报道,碰到这样的情景,你的心还会痛吗?
人生是一次又一次自我重塑的过程,让我们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前进。如果说人生是窗子外的一畦风景,那么当铅华散尽,有人看到的是雅,有人看到的是静,人生多姿,亦有芳华。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拥有一场“闹”的人生。他本可以在朝廷中安心做他的卿士大夫,平静地钻研古文之学。然而,国家的弊端和民生的疾苦却充斥着他的内心。忧国忧民的性格不仅断送了大好的仕途,还亲手葬送了小女儿的性命。可是,若没有忧心大唐社稷而冒死直谏的《论佛骨表》,若没有“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落魄与凄凉,若没有“大兵将至,驱尔远离”的《祭鳄文》,那么这还是我们所尊敬的那位“妙著文章济天下,承继道统弘古今”的昌黎先生吗?他从窗框中看到了纷乱嘈杂的“闹”的人生,虽颠沛流离,却也无悔一生。
负箧曳屣,穷冬烈风行于深山巨谷中的宋濂拥有一场“拼”的人生。他少年立志,渴望弘扬学问道法。在“家贫无从致书以观”的困境中,他手写抄录;在“门人弟子填其室”的先达斥责之时,他色恭礼至;在“无鲜肥滋味之享”的旅舍中,他勤俭苦读。一句“以中有足乐者,不觉口体之奉不若人也”是对他最中肯的评价。他让生命成为了一种姿态,让奔跑成为了一种习惯,虽劳心累身,却也享受了成功的乐趣。
删述六经,复振礼乐的孔子拥有一场“雅”的人生。他在礼崩乐坏的先秦坚守“非礼勿听”的礼法准则;在战乱频仍之时倡导“为政以德”的责任与担当;在“圣人之言不著,先贤之行堕灭”的混战年代高举“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胸怀与宽容,为芸芸众生,浩浩乾坤筑起了一座精神家园,若没有他在道统沉寂之时振兴古制,又怎么会有后世“大成至圣先师”的尊称?他度过了文雅的一生,即使郁郁不得志,却也光泽后世。
文济天下,道弘古今是韩愈的人生;缊袍敝衣,刻苦奋斗是宋濂的人生;振兴礼乐,以仁育人是孔子的人生。
人生本是一幅多姿多彩的画框,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多姿人生亦芳华,人生百态,各有其味,又何必强求统一,反而丧失了本真的色彩呢?
父爱如山,母爱如水,都说父母的爱是等量的,只不过是爱的方式不同。我觉的是有些不准确的,父亲确实比较严厉,母亲也总是很温柔,但是那只是父亲的温柔不能直接传达给我们而已。当我们成为他们的孩子依偎在他们的怀抱中的时候,他们都是一样的温柔的,谁的爱都不比谁少。但是如果大家都爱这个孩子,那就变成了溺爱,大家都知道这样并不好,这种时候,的办法就是在父母中必须有一个人“唱黑脸”,严厉的教导这个孩子,将他带往正确的方向。但是这个“唱黑脸”的人一定会招来孩子的不理解,孩子还没了解他们的温柔前就得一直忍受孩子的疏远。但是父亲是一家之主,不用多言,大部分的父亲都是主动的就带上了这个“黑面具”。我的父亲也是如此。
我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很爱带着我玩,不管我想要什么总会尽力满足我的要求,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当时的我粘父亲比母亲更亲。但是“好景不长”,等到我上学的时候,爱带我玩的的父亲突然变了个人。在我眼里,他变得严厉,变得“不讲理”,不再随意的答应我的要求,只是一味的让我努力学习。
记得在一次我因为贪玩,我翘掉了一天的课,偷偷的跑到校外玩游戏。父亲知道后,放下了手头的事情,走遍学校周围亲自把我找了回来,严厉的教育了我半个小时之后,还亲自带着我回到了学校,并向老师道歉。那时的我还没能理解父亲的苦心,只是跟在父亲的背后,看着他宽阔的背影一言不发。但现在看来,父亲当时虽然非常严厉,也很生气,但是却在这么忙的时候还亲自来把我拉回正道,并且因为他的道歉,我并没有受到老师太多的责难。他总是这么为我们着想,在自己教育我们的同时却又不忘为我们遮风挡雨。
如今的`母亲节是多么的热闹,人人都买了康乃馨送给母亲,但是在这不远的父亲节,又该用什么花来表达我对父亲的感恩呢?父母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却总是忘记了那张“黑脸”下的温柔。那么多年的疏远,他会有多寂寞?在今年的父亲节,我要把自己错过的这么久的感谢都告诉他,感谢他的陪伴,感谢他的严厉,感谢他牵着我的手带我走了这么远。
真诚,能使人感到阳光般的温暖;真诚,能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真诚,是大万笔财富;真诚,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格;真诚,是奏响人生乐章的指挥者。人人都应该真诚,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有真诚的人,你发现了吗?
在这骄阳似火的夏日,一轮火辣辣的太阳挂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上。小狗伸着长又红的舌头,农田裂开了嘴……在我看来,这轮太阳仿佛贴在我的头上似的,一秒也不肯离去,把我热的汗流浃背,眼冒金星,使我忍无可忍。
于是,我到商店里买了一瓶可口可乐,坐在绿树成荫的大树下。这大树高大挺拔,根深叶茂。我津津有味的喝着手里的可乐,喝了少半瓶,忽然想去方便一下。就急忙跑回家,方便完后,洗了把手,就有坐在我们家客厅里继续喝。
不久,我想到一个主意,把可乐倒进碗里喝,我就兴冲冲地跑进厨房,拿了一个碗,咕咚咕咚得到了进去。正在这时,我听到门外有咚咚咚的敲门声,就打开门笑脸迎接,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小妹妹。她脸圆圆的,像个西瓜,蚕眉下,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水灵灵的,头上两边各扎着小辫子,显得特别可爱。她一进来就用那双洁净的小手直擦汗。
不过,她好像看到了那晚可乐,满带怀疑的问:“姐姐,你在家干什么呀?”“没干啥呀。”我坦然的回答。“那你碗里是啥东西呀?”她又接着问。我刚准备吱声,可又在犹豫——如果我告诉她那是可乐的话,她一定会喝光的,那我喝什么呢?我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就说:“姐姐有点生病了,我妈给我到医院开了点中药,可是很苦的。”听了我的话,小妹妹转身就跑,我以为她被我吓跑了呢,心里得意洋洋。
不久,她又跑回来了,不同的是,这回她手里还拿了几颗糖果呢,我还真不知道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可她的话却出乎我意料:“姐姐,你说你喝的药很苦,那你吃几颗糖就不苦了。”这话使我震惊万分。
我真后悔自己隐瞒真相,她是如此的信任我,而我却骗她,我真惭愧。
从这件事我明白:人与人之间应之间应真诚相待,让我们彼此多一份信任,少一些怀疑,愿我们的生活多一份欢乐,少一些悲伤。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著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著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在孤零的灯下,我静静地坐在教室里。拿起笔又在勾画一些文字,而这次有所不同的是,这篇文章是献给我最亲最爱的却又非常陌生的一个人—母亲。我不知道,记忆里母亲究竟是什么样的?更不知道母亲该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一直在思考——可得不到答案。
当我看着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发呆了,“献给母亲的歌”该怎么去写,是歌颂她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还是歌颂她给了我生命……我想用脑中的言语来歌颂母亲,但却是一片空白。我已度过了十七个春秋,可这十七个春节里,却没有母亲的存在,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想太透露的,我的记忆中,母亲那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一场病患,让我与妈妈再没有一句对话,她不会再叫我一声“儿子”,也不会再去吵我去骂我,我的妈妈不会说话,没有语言能力。直到现在我仍没能接受这个现实,每当看到别人妈妈喊孩子回家吃饭时,心里羡慕的同时又多了一份心痛;看到别人写给妈妈的文章时,我再想我的母亲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母爱是什么感觉,有人说很温暖,很安全,而我却没有体会过。母亲的爱如涓涓细流,流过孩子的心田,我的心田却是干涸的……
也许现实就是如此,现实永远改变不了,虽然我不晓得什么是母爱,但我却明白什么是感恩,我没有母爱,是上天的不公,我有生命,却是我的母亲赋予的。我不再奢求母亲能给我什么,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个身躯,这一点也许是我永远应该铭记的。
如果非要歌颂母亲什么,我想大声告诉全世界:感谢母亲给了我生命,感谢母亲给了我一切。不论母亲将来会是什么样,但她永远是我的妈妈,我亲爱的母亲。她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为零,但我的一切记忆都是母亲所给我的,我的生命没有母爱,却有母亲。
献给我母亲最感动的歌,我想那是发自心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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