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先生是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他撰写的《金融的逻辑》一书虽然讲解了很多东西方的金融发展事件,但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金融究竟是什么逻辑?通读全书,我突出的感受有以下几点:
一是资本的逻辑。作者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中国明朝国库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400年过去了,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变命运外,其他国家迄今仍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作者据此得出一个结论:资本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他提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资本化就是把未来的钱通过证券化的方式转化为今天的资本,用于当前的生产生活开支。陈教授认为,从英美等国家的发展历史看,的原因主要不是对外掠夺,而是资本化发展与金融创新的结果。这是一个与国内传统认识有较大出入的观点。
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之所以“钱”越来越多,主要也是资本化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一种现象:西方国家往往是政府穷得很,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滋润;而当前的中国恰恰是政府手上很有钱,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子却是过得紧巴巴。因此,中国还需要很多的资本化和资本深化的改革。
二是市场的逻辑。资本化与市场化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之所以单列“市场化”,源于陈教授在书中对儒家思想的分析让我印象深刻。几千年来,中国人接受的都是儒家教育,儒家主张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实现人际金融交易,但它不能每个人奋发向上。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都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买房子缺钱了,首先想到的是向亲戚朋友借钱,而不是向银行贷款。因为亲戚朋友的钱是“软约束”,没钱可以赖账不还;而银行的钱是“硬约束”,是需要房产作抵押的,一般赖不得。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了基础。
从本质上讲,市场在中国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压制。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各种金融市场出现后,中国人的个人空间终于出现并正在扩大。国内社会各界普遍觉得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不重视家庭,或者说西方人对家庭情感看得比中国人淡,陈教授认为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而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当然,传统儒家文化的转型是正在进行时,而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但不管怎么说,一种基于金融市场和法治的体系最终取代传统家庭和儒家文化的体系,则是历史的必然。
三是创新的逻辑。作者在书中花很大篇幅分析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似乎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已进入“水深火热”之中,但从实际的美国社会生活看,都难以感受到或者看到这种危机。也就是说,危机主要还是集中在金融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对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影响有限。在分析金融危机的起因时,多数人都将矛头指向了金融创新。作者承认层出不穷的创新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但这是金融创新的过错吗?作者给予了否定,并认为危机之后美国的消费驱动模式不会终结,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要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关于金融创新,作者认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恰恰是通过出现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千万不要因为美国金融创新出了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如果说,美国金融的问题是创新过度带来的,那么中国金融可能恰恰是创新不足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躲过了一次金融危机而暗自高兴。
说明文的顺序主要取决于对象的特点,由于说明的对象特点各异,顺序也就不同。说明顺序常见的有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逻辑顺序主要有以下几种特点:
由一般到特殊。如《中国石拱桥》先说世界上石拱桥的特点,然后说中国石拱桥的特点,再说中国石拱桥的杰作——赵州桥和卢沟桥,就是按由一般到特殊的顺序,使读者对中国石拱桥的了解由浅入深,从总貌到具体。
由具体到抽象。如《看云识天气》为了说明根据云的变化来推测天气的阴晴风雨这一抽象道理,先描绘各种云的形态特点和云层的厚薄、位置变化,从而说明云的形态和天气变化的关系。
由主要到次要。如《苏州园林》先用高度概括的语言综合说明苏州园林的共同特征,再用较多的笔墨主要说明苏州园林在四大方面的具体特征,接下来用简洁的'语言点明苏州园林的细部特征,就是按照由主到次的顺序说明的。
由抽象到本质。人们认识事物往往是从表象入手,由表及里地去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死海不死》先说“即使是不会游泳的人,也总是浮在水面上,不用担心会被淹死”,又用两千年前罗马统帅狄杜进兵耶路撒冷、处决俘虏的传说,形象地说明死海浮力大,课文接着对浮力大做了科学说明,是因为死海的咸度高。
由原因到结果。《向沙漠进军》先说明沙漠对人类的严重危害,揭示了向沙漠进军的原因,再介绍人类向沙漠进军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这一说明顺序既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又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使文章有很强的逻辑性。
由概念到应用。如《统筹方法》一开头便下定义:“统筹方法,是一种安排工作进程的数学方法。”接着指出它实用范围的广泛性,然后重点说明统筹方法的应用问题。这种先概念后应用,先理论后实践的顺序也属逻辑顺序。
大学时在学校附近的图书超市看到了一本书,《读大学,究竟读什么》阅读之后感觉作者实在是非常优秀,作者在书中推荐了一些书籍,我就按着作者的推荐,开始了阅读,作者推荐了一本金融类书籍《金融的逻辑》,我就在当当网上买了这本书开始看,因为图书超市当时找不到这本书。阅读之后感觉作者的一些观点非常有见地,深受启发。
在分析英国崛起的原因时作者指出英国之所以在18世纪开始远远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战胜法国,其关键之一就在于英国有更发达的金融技术让它更能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正因为英国有着比法国远为发达的证券市场,是英国不仅能以未来收入为基础融到更多国债资金发展国力,而且需要支付的融资成本也比法国低一半。更强的证券化能力使英国可以筹到更多的钱用于发展国家实力,使英国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都一直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让不到两千万人口的英国主宰世界两个世纪。正是由于金融的发达,导致了西方的崛起,而反观中国,当时落后的金融也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分析的很深刻。
作者另外说中国的儒家文化其实是一种保险,因为在古代社会个人经济风险交易功能主要由家庭来承担,那就对家庭文化有相应的要求,在中国就有了儒家文化;如果这种功能主要由市场来承担,那么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必须有相应的内容,在此背景下西方发展出自由、民主与法制,与此同时,西方的“家”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以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的感情交流为基础。因为西方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保险就可以用市场来取代,市场使个人更加自由,不再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父母在退休后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选择自愿去照顾父母。但是没有了压力,人会更加的轻松。
作者在分析公司时提出,公司不举,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西方之所以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方式,亦即公司。因为公司的强大,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繁荣。作者从经济角度对于国家发展的分析非常到位。
在谈到创新创业时,作者说到创新、创业成就的实现是由于资本市场培植、催化的结果。尤其是股市,股市给社会提供的不只是表面上的融资,更重要的是提前估价创业者的成功,并加速实现创新者的成果,给社会贡献活生生的创新榜样。没有金融市场,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就没有风投、PE投资,那么创业、创新风险就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分散,也就不会有国家的强盛。
这本书使我对于金融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我就是个金融小白,这本书算是金融的启蒙教材,其中的以上观点使我深受启发,影响了我以后的决策,也许一本好书的作用就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往好的方向改变,而这本《金融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
集团是与具有相同利益的人构成的,而这里所说的利益是只针对他们个人的,那么我们如果说追求集团的利益也就能推出我们是在追求个人里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把追求个人利益为前提,是不能推出个人是自愿实现共同利益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严格坚持经济学,承认经济人和理性人存在的情况下。就如奥尔森所说“除非在强制或者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共同利益行事,以实现他们共同的组织或集团的利益。”而不去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往往会消亡。而又由于我们都存在的利己性,(集团的群体成员对获得某一集体利益有着相同的兴趣,但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代价却没有者共同的兴趣)
而这就导致了一些组织因此止步不前达到瓶颈。而这我觉得才是“集体行动的困境”。
沃尔森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便开始思考各种因素与成员为共同利益的出力程度关系,他觉的存在着一种选择性激励——赏罚分明机制可以让集团成员在想获得集体利益的.成果的同时也同时付出努力,而我觉得这必须建立在一种各成员都通过的预定,而我认为这便是一种契约。将此种思想放入一个企业之中,这种机制我认为便是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的好坏绝对是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志。有效的绩效考核能帮助企业达成目标,而这种考核是与利益相关联的这便是绩效工资。但是再好激励方法和游说都是需要花费的,就如书中所说“让个体生产者承担任何费用都是违背其利益的。而我们会发现绩效管理时出现于相对较大的公司和企业。确实,上述的观点有很多事不适用于小集团的。
在研究时沃尔森便发现企业趋近于大则那么成员就越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组织成本也会水涨船高,而他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最有数量,也就是说,集团越大就与不可能去增进他的共同利益。
而沃尔森提出另一个新的观点——以上观点并不适合于小集团,集团变小,我们会发现不仅其规模在变小,与之匹配的,为了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成本也在变小,这是成员便发现他获得的收益会比他为之付出的成本要多,而如果他不行动,他对其集团的影响也会更大
但是小集团又出现了很大的弊端,那即是小集团中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一旦少数免费获得共同利益,而他便会丧失激励来提供另外的物品。
而对此我们又有很多方法可以借鉴,例如大国要不成比例的分担多国任务,并且联合国的经费其中各国的会费主要是依照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来决定的,联合国会费缴纳比例每三年修改一次。
而这我又想到如果大集团有如此弊端为何不将大集团分为若干小集团个集团,,当然过多个小集团会增加更多的组织费用,但如果适中又何尝不是一种办法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解决也可以另辟蹊径
上文中提到,在“特殊手段”下成员会自愿付出努力。我认为其中包括暴力强制,盲目崇拜,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等。而我觉得企业文化也可算作一种手段促进一些集团成员为了共同利益做出努力,这种文化管制并不适用于国家间的组织,更适用于经济范畴的企业例如品牌公司或者跨国公司。这种手段不是说成员放弃个人利益而是说促进人们更好的为集体利益出力。这何尝不是解决大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的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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