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但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掌握却相对滞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研究所都开设了国际经济法课程,但由于该课程内容的庞杂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国际性,使得我国在开展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往往差强人意。
实际上,国际经济法教学不同于其他国内法法学学科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由于国际经济法是调整不同国家当事人开展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时的行为规范,因此,国际经济法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国家基于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因素产生的不同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在当今全球化时代, 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之间因经济上的一体性而不断进行交流、沟通、碰撞、竞争、排斥、渗透、融合,多元法律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广泛和深入。尽管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法律的国际化趋向,即法律的“非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缔结全球的多边贸易协定来统一国际经贸游戏规则,但各国法律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得经济法律的国际化始终是有限的。
在上述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中,西方法律文化又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长时间,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演变和发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创造出了一整套能够有力支持市场经济、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发展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而这些内容是很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或其他法律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我国的学生在学习国际经济法的相关规则时,往往因为缺乏文化背景而对相关规则不能透彻理解,并将之应用于国际经贸实践。
可以说,我的成长是与红色文化密不可分的,甚至我到目前为止成长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在红色的文化里熏陶的。
我常在自己的个人简介里写下这样的话:“祖籍在井冈脚下,生长于赣南山区,蜷居南昌某高校”。这么一说,也便把我和红色文化中的三个摇篮联系在了一起。我们都知道,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赣南是中央苏区的摇篮,而南昌又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摇篮。
我的祖籍是在井冈脚下的永新县,用祖父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抬头见井冈的地方。于是我从小就在祖辈的教导中,了解着关于故土,关于井冈,关于中国革命的过去。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课本里,在课外书中,又读到更多关于故乡的字词,关于那段属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记述。
我清楚地记得,“三湾改编”在永新,“龙源口大捷”在永新,我清楚地知道,我从永新登井冈的路,是红军曾经走过的路,踩着的是革命的足迹。提到我的故乡,我是自豪的,因为它记录着中国革命的最初,记录着一个伟大祖国的前行足迹。从小到现在,我多次登上井冈,每一次,都有新的感触,每一次,都对生活多一点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强盛,更叫人记住曾经抛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我出生在赣南山区,在很小的时候,便知道赣南有个叫瑞金的地方,那是曾经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被称为“红都”。慢慢长大,知道赣南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红土地”。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赣南的大部分土壤都是呈红色,还是因为赣南几乎所有的县区都与红色文化密不可分。就拿我所在的小县崇义来看,历史中也曾有过“上堡整训”这样的记录,当时的我党高级军官王尔琢就牺牲在崇义,纪念碑名还是由肖克将军亲笔题写的。
我们无法忘记,那段属于赣南的红色传播,那段属于中央苏区的历史。写东西的我,偶尔捕捉了一些关于赣南的文化信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民谣,是当地人民对苏区干部的最高评价,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记录了南方游击战争的艰难,抒发了我军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念。
再说说南昌,上大学来到这座城市,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不能说很熟悉这样一座城市,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走了那些革命的遗迹。寻访了那些纪念着红色文化的标志。去过了八一起义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走过了八一起义纪念馆、朱德训练团。每一次出行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玩,多了一层历史的洗礼,多了几分心情的凝重和深沉,每次回来却也是收获不少。
我们不能忽略,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南昌城里的那一声枪响,它划破了原本宁静的夜空,写下一段历史。这一枪,是武装斗争打响的第一枪,自然也具有非常的意义,而江泽民同志题写的“军旗升起的地方”,更是把南昌这座英雄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参加征文活动的人,因为我通常以为征文大多是应景之作,写不出什么真情实感。而这一次,不能不说有些机缘,无意间在办公室看到这本《红色江西》的读本和这样一个活动启事,一下子有种热情涌动,于是写下了上面的文字。也许往往是饱含了太多的情感,才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去表达,因为再多的文字,都无法合适的记录自己的满腔衷肠。
有一句话叫,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而红色江西就是这样一段属于江西的,属于那个革命战火年代的过去。它是一段让老一辈革命先辈怀念起来都倍感艰辛的历史,更是一段值得每一个在这个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心里铭记的历史。读着《红色江西》里的每一段文字,就是在回顾那一段过去,那些往事历历在目,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而每一段都是那么牵动人心,每一次的革命进程都是今天幸福生活的铺垫,是前辈的鲜血换来的。
有时候这样的话说多了反而显得有些虚情假意,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常常写下这样的词句,读着这本书里的文字,我越发怀念那个属于记忆里的岁月,记得作业本上写下,红领巾是革命志士的鲜血染成的。而现在社会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只看到了金钱和地位,只看到了利益和权力,忘了今天的生活是有着怎样的历史,忘了今天的幸福是建立在怎样的奋斗基础上。
学习红色江西的历史,真正的意义就在于让更多的人回顾这么一段过往,回顾属于井冈,红米饭南瓜汤的生活,回顾属于瑞金,苏区干部艰苦朴素的传统,回顾属于南昌,血雨腥风斗争的场景。再想想现在,饭饱衣暖、生活富足、平安和谐,还有什么不满足,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贪婪和谋取。
当然,不是我要去标榜自己什么,也不是我能改变怎样的现状,只是作为一个在红色文化里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我觉得我有必要写下这么一段文字,不管它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能让多少人产生一点点触动。
只因为我觉得有那么一段历史,是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的,只因为我是一个江西人,一个在红色文化里成长的青年人。
邻居们帮桑娜找了一份收入不低的杂工,上班之余她就在家里照顾照顾孩子,其余时间就由两个较大的姐姐照管这些小家伙。渔夫还是整天起早贪黑地去打鱼,以养家糊口。
这样平静的生活持续了很久,直到那些小家伙都渐渐长大。懂事了。
几年后的一天清晨,又一个狂风呼啸。电闪雷鸣的一天,这个温暖的九口之家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渔夫早早的带着五个小男孩去海上“体验生活”,两个大姐姐在家里干家务。只有桑娜,她望着窗外的大雨,倾听着波涛的'轰鸣和狂风的怒吼,感到心惊肉跳。
桑娜早早的回到家,在门外徘徊着,焦急的等待丈夫的回来。
“嗨!桑娜,我们回来了!”只见在远处水天相接的地方,丈夫的小船正在驶来。只见他满脸笑容,几个小家伙在船上嬉戏,船上的鱼儿活蹦乱跳,多的再也装不下了。与此同时,太阳也终于战胜了阴霾,显露于云端。
渔夫一手抱起两个孤儿,望着他们,欣慰的笑了……
红红的太阳目睹了一切,它也慈祥的笑了,笑的多么温暖。灿烂。这也意味着他们一家的生活将更加美满。幸福。
中华传统美德立足于现实的人、立足于你我他组成的社会。中国人从来相信,每个人都要讲道德,道德跟每个人有关;天道与人道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例如,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一方面赋予道德极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将道德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能够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尽心知性”,甚至可以“知天”。这就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增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华传统美德以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承认人不能离开“利”、应当“义利双行”的同时,强调要“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强调守住“以义制利”的红线,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此“重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义为利本”“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一切有道德的人特别是政治家,都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兴天下利”“利济苍生”。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关系,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公私的对立引起的,“善恶生于公私”。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下也体现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所谓“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此外,如何处置公私关系还决定着个人甚至国家事业的成败,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中华传统美德一直认为“公”是最高境界,“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因此,人也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应坚持“破私立公、克己迁善”原则,通过省察克治,做到“公重私轻,公而后私”,达到“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范中,如仁义礼智信、勤俭诚敬和等。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知行合一,在重视道德认知的同时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也就是在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的同时,努力促进道德意识的实践和力行。这不但是因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假对错的标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综上可见,中华传统美德充满了真善美,教会了历代中国人怎样立德做人、怎样治国理政,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如此,中华传统美德还为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不随物流、不为境转、不为名利而动心、不被假象所迷惑?从道德修养的层面来说,需要我们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丰富营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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