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完作业后,随手打开了电视机。恰巧电视里正在放《闪闪的红星》。黑白的画面持续跳动着,我的回忆伴随着片中的插曲中慢慢浮现。第一次看这部电影,还是在很小的时候。社区里放露天电影,我跟着邻居一起去凑热闹。但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放映着的电影上,而是只看了个开头就开始兴高采烈地跟着小伙伴在幕布底下钻来钻去。自然地,我也就错过了片子里少年坚定而决绝的眼神。电视里的影片正好放到我看过的那一段。我不自觉地把遥控器放回到茶几上。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年仅八岁的小男孩变得如此坚强勇敢。是对革命精神的崇拜,还是对敌人弑母的仇恨,抑或是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也许都有,又或许只是一个孩子对参军父亲单纯的思念。年幼的潘冬子以超出同龄人的冷静与智慧去破坏敌人的吊桥、机智地躲过盘查为红军战士运送食盐、给游击队送情报,甚至亲手***死恶霸胡汉三替母报仇。而扪心自问,若是让我来面对这些战争余留下的残酷硝烟,我却是没有那样的勇气。
这些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潘冬子却做到了。他用瘦弱的身躯,承担起了这么多原本不应该在他那个年纪里发生的事。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底还是磨灭了那份本应属于他的童真,让成熟与仇恨过早地入驻了他稚嫩的心灵。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有着太多的负担。整部影片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无疑是军帽上那颗鲜艳的红星。这颗红星代表着革命的信念。它散发出正义的光芒,指引着英雄们走上未知的.征途。如果你可以相信自己,那么你也可以成为天边最闪亮的那颗星。
今天我看到了一幅漫画,令我大吃一惊,也让我感到很气愤。
在一个公交车站的上车处,有一个专用通道,旁边竖着一块牌子:母子上车处。这是专门为母子准备的便捷通道。可往下看:母子上车处的护栏内,竟然站着四个男人!第一个人双手插在口袋里,眯着眼睛沉着,冷静着,仿佛在告诉别人,这就是我应该等车的地方。排在这位后面的人,穿着大衣,戴着帽子,闭着眼睛,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第三个人到像是个知识分子,他三角鼻子上架着眼镜,眼睛看着地下,假装没有看到牌子。最后一个人带着口罩,眼神里充满了不安,他仿佛害怕被人认出来。
这几个男人倒是方便了许多,可在牌子的旁边,站着一位抱孩子的母亲。凛冽的寒风呼啸着,一旁的母亲不禁打了个寒战,抱紧了手中的孩子,无奈地看着他们,母亲只能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被别人占有,他们是多么可怜呀!
那些男人真的是文盲吗?他们没有看到那块牌子吗?没有看见旁边可怜的母子吗?不是的,那些男人的文化水平看起来一个比一个高,但是他们的道德却一点也不高尚。在生活中,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假文盲”。
公交车上明明特设了“老、弱、病、残、孕”的专座,可偏偏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坐在那里。
公共场所明明写了“禁止吸烟”,可偏偏有人大大方方地吞云吐雾。
十字路口的牌子上,明明写着禁止闯红灯,可总有人闯红灯。这些人永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些人不是知识上的文盲,是心灵上的文盲,是道德上的文盲。
可悲的是心灵文盲,你们真的受得起良心的谴责吗?
我有一个漂亮亮的文具盒。那是我期中考试,考得好姐姐买来送给我的。
我的文具盒是塑料制成的,淡紫色的,长十七厘米,宽六厘米,高三厘米,是个长方体。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盒盖上面的彩色图案,图案上面有我最喜欢的亚梦和四个守护甜心。打开盒盖,便可看见文具盒布置得简洁而实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5天的功课表和我两支自动铅笔姐妹,你看她们正躺在那里做着美好的梦。下面就是我的红水笔小姐和蓝水笔先生,你知道吗他们可是一对好搭档。哦!别忘了我最喜欢的动漫尺子。
我的铅笔盒里面还藏着许多的“娃娃”呢!按一下其中一颗按钮,这个门开了,原来是胖娃娃——橡皮,按另一个按钮,插满瘦娃娃——铅笔的孔就翘起来了,就像在发射的子弹,好像一个火箭炮。再按一下这个小按钮,打开旁边另一扇门,原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橘黄色的卷笔刀,它可比普通的卷笔刀小很多了,有了它,就不用天天带着重重的大卷笔刀了,它当然就是小娃娃了……它们都有各自的用处,铅笔来写字,但字写错了,我找橡皮娃娃来帮忙。卷笔刀的用处可大了,你别看它小,它可以帮你把粗粗的铅笔卷得细细的,你看它像不像一个小小的理发师呢?
别看我的文具盒平时静静的,可到了关键时刻,它还挺热心的。我把文具盒一打开,蓝先生马上出来,帮我把作业写得工工整整;当我阅读课文需要尺子时,尺子便会为我铺出一条笔直的线路,让我把线条画的又直又长;写错字时,橡皮又会自告奋勇,帮我擦掉错误……
文具盒也是我的好伙伴。每当我考试考的好,它仿佛在说:“不要骄傲。”每当我考试没考好,它又好像说:“小主人,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下次努力哦!”
我的文具盒总是默默无闻地为我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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